（上：青年束星北，下：1974年束星北。圖片來源：新浪網）
摘要：少數教職員發洩私憤，指責竺可楨為「竺可憎，陽假學者之美名，陰行植黨營私之醜計，查有實據者計有九大罪狀」。
竺可楨沒有因為本人專業，就重點扶持地學或氣象學；也沒有因為本人留美，就忽視留歐或未留學的人才。他擇才向來不考慮哪個學校畢業、哪個學派，皆可吸納，沒有門戶之見，更不搞近親繁殖。「竺可楨校長聘請教師容納各種不同的學派，只要學問精湛，熱衷於教育事業，皆兼容並蓄。」（楊衛《竺可楨「求是」精神指引浙大》）
就任校長之初，他利用以前就職的東南大學內訌後教授四散之機，引進胡剛復、梅光迪、張其昀、王季梁、陳訓慈等一批學者，並委以重任，曾引起浙大師生的疑慮和不滿。蘇步青教授就直言，竺校長剛到浙大時，「帶了一大批東南大學的師生來浙大擔任院長、系主任和秘書等，因此，我認定他辦不好浙大。」（蘇步青《與竺可楨校長共事十三年）
少數遭到辭退的教職員更是發洩私憤。1937年5月，校內出現《驅逐竺可楨宣言》，落款為「國立浙江大學驅竺團」，稱：「竺可憎，陽假學者之美名，陰行植黨營私之醜計，查有實據者計有九大罪狀」，例如「巧立名目，中飽貪婪」，「任職一年，未成半事」，「廣植私人，把持校務」，「哈佛為經，東南（註：指東南大學）為緯」，「浪費過巨，入不敷出」等，甚至稱陳訓慈（註：陳布雷弟弟，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求學時，是竺學生）為「太上校長」。
竺可楨斷定乃農學院「免職教員所作」，「其中所述除蔣伯謙兼職無錫學院系確切外，均系憑空捏造」，與梅光迪「閱後，一笑置之，視若狂吠而已」。（《竺可楨日記》，1937年5月11日）
起用東南大學舊同事過多過急，竺可楨當時有反省：「餘以引用至浙大之人，東大色彩太重……故在可能範圍內不欲再加東大之人」（《竺可楨日記》，1936年5月26日）；「在浙大同事中，最多時東大、南高畢業生到了四十人之多，連我自己也覺到這是要不得的一事。」（竺可楨《思想自傳》）好在實踐證明，從東南大學引進的都是人才，充實了浙大的師資。
原浙大的名師同樣獲得他的重用。因「驅郭運動」（註：竺可楨前任校長郭任遠）而辭職離校的物理系主任張紹忠和兩位教師束星北、何增祿，竺可楨一一請了回來。
既不是浙江大學也不是東南大學的人才也有出頭之日。談家楨回憶，「當時國內高校派系林立，壁壘森嚴，我是教會學校（註：東吳大學）出身的，想進國立大學任教，不那麼容易。竺可楨聽說後，立刻給我寄來了聘書。」
畢業於滬江大學的涂長望、畢業於燕京大學的譚其驤、畢業於上海交大的王仁東，先後被竺可楨聘來浙大並重用。竺可楨就任當年，就聘請山東大學物理系主任王淦昌為物理系教授，廣西大學張肇騫為植物學教授，山東大學張聞駿和周承祜、上海制釘公司經理錢祥標、北平大學胡碩蓀和劉準業、中山大學程耀椿為工學院教授，中央稻麥改進所盧守耕為農學院院長，廣西大學徐天錫為農學院教授，中山大學生物系主任馮言安為園藝系主任等。（竺可楨《一年中之計劃與方針》）
化工系教授王仁東在浙大沒有任何背景。1938年因不願留在上海淪陷區工作和生活，攜妻帶兒經香港、海防、河內、同登、鎮南關（今友誼關）、南寧、柳州等地，投奔遷至廣西宜山的浙大任教。他先後在浙大開課7門，因課上得好，深受學生歡迎，次年就被竺可楨破格由副教授聘為教授。他十分崇敬有知遇之恩的竺可楨，常對兒子王寬福（後也任浙大教授）說：「竺校長為人正直、愛才如命、唯才是舉，浙大有今日之聲譽是與竺校長的貢獻分不開的。」（王寬福《竺可楨校長的個人魅力》）
（2018年12月9日02:41一稿，12月15日21:18二稿，【山水微言·249-2】。本文為《竺可楨：「東方劍橋」之父──「師表校魂」大學校長系列竺可楨史評之事功篇》連載第6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