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21日）有媒體報導說，10月18日，邵陽市邵東縣一位小學女老師在學校宿舍樓被害身亡。當地警方經現場勘查和走訪排查，於次日將犯罪嫌疑人劉某（13歲）、趙某（12歲）、孫某（11歲）抓獲。這三人都是廉橋鎮在校生，且都是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問題，之所以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因為這個涉及到6000萬（另有統計數字還遠超6000萬這個數字）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不論從數量上講，還是從實質上看，都早已不僅僅是6000萬留守兒童及其家庭的人倫缺憾，而是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有多必要、多迫切，上述年齡分別為11歲、12歲和13歲的三名留守兒童用受害者的血向全社會昭示了答案。
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想像一下，一名兒童，如果是在缺少父母之愛、父母之教以及完整家庭氛圍的情況下，度過最需要父母之愛、父母之教以及完整家庭氛圍的成長階段，這該是多麼大的人倫缺憾和個人及其家庭悲劇。這種缺憾和悲劇，烙印在兒童心理且必將內化形成性格和外顯成為習性，由此對有過這種經歷的兒童乃至家庭產生終身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6000萬留守兒童在留守環境下形成的人情觀、親情觀和家庭觀，將影響未來中國幾千萬家庭甚至其後代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存在質量。
關心、關懷、重視、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其動機所在，從一定意義上講，不是為留守兒童辦好事，也不是為留守兒童家庭施捨愛心，甚至也不用從實現社會公正和正義來闡釋之，而純粹是為了每一個比留守兒童境況好的兒童、每一個比留守兒童家庭境況好的家庭本身。上述留守兒童用他人的鮮血所寫的答案就在於，一個在淡漠人情、疏遠親情環境下長大的兒童，一個在人倫殘缺、關愛缺位條件下成長的兒童，尤其是那些被告知父母之所以遠離他們完全是為了他們、為了家庭的實為悲劇角色的留守兒童，其對生命價值、家庭價值和人倫價值的認知，如果外化和體現在行為上，那必定是極其可怕的整體性社會悲劇。
這種社會悲劇的可怕性，實際上正是古往今來在各地、各種社會中產生公正觀念、擴展正義觀念的正當性的反致基礎。這實際上也是那些稍具較長遠眼光的社會成員關心社會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平等的自利和利他的行為根據。當然，這也是一個希冀穩定的國家從制度上解決群體性勢差的國家動機以及公共財政的分配使用原則。沒有這樣的社會主流，沒有這樣的國家行為，上述三名留守兒童所為還只不過是一幕悲劇的引子而已。
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必須從社會平等、社會公正和社會正義的層面入手，從國家基本制度設計上解決之。解決基本制度層面的問題，才不致在解決留守兒童之後，又產生隨遷兒童問題。而現實的情況是，除了留守兒童問題，還有隨打工的父母生活在城市的隨遷兒童問題。這些身在城市、但卻被斥於城市，人在城市、心卻不在城市的數量同樣眾多的城市邊緣人和農村邊緣人，也同樣是未來悲劇的潛在角色。
如此所言，絕非危言聳聽。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來自上海的「第一個連任全國人大代表的農民工」朱雪芹就曾提出「要預防農民工二代犯罪」。朱雪芹的近8000字的相關建議書，緣起於其參觀上海市未成年人管教所的一次經歷：在上海市未成年人管教所，85%以上的被管教人員，都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二代。這，難道還不夠可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