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2月2日訊 ◆編者按
「漫話『桐城派』」專欄近日在本版陸續刊發後，受到了許多讀者的歡迎。不少讀者紛紛來電來函表示，「桐城派」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是厚重安徽地域文明的一個突出亮點，是所有安徽人引以為傲的寶貴財富；本版刊發的這組系列文章，以「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為「經」，以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為「緯」，對這一優秀的文化遺產進行了推介和弘揚，非常值得稱道。
據了解，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耗資近10億元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已於2002年8月正式啟動，其中的子項目———《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也已於去年底立項展開。眾多專家學者將從1200多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種著作以及上億字的資料中，遴選出幾十位重要代表作家，並對其詩集、文集進行點校和整理，以完成這一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的文化工程。
近日，本報記者專程採訪了《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的項目負責人嚴雲綬、江小角兩位先生，就如何公正解讀「桐城派」以及《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的項目進展情況進行了訪談。
嚴雲綬：1937年出生於桐城。曾任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副校長、安徽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等職。在古代文論及文學理論等研究領域造詣頗深，並發表了多篇論文。
本報記者：嚴先生，您好。本報近日陸續刊發了「漫話『桐城派』」系列文章，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注。「桐城派」無疑是清代文學史上時間最長、地域最廣、人數最多、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散文創作流派，不過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為什麼會偏偏發源於安徽的桐城？
嚴雲綬：「桐城派」之所以會發源於桐城，這和桐城擁有厚重的歷史積澱與悠久的文化傳統有著很大的關係。鹹豐八年，「桐城派」名家方東樹的弟子方宗誠在《桐城文錄序》中，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答，他認為桐城地區「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官、名臣、循吏、忠節、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勝數……鬱之文，積之厚，斯文之暢。逮於我朝，人文遂為海內宗，理勢然也。」方宗誠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桐城山多地少，一般人家孩子的出路就是讀書，而讀書的人多了，寫文章的人多了，又很容易抱成團，形成一個群體，同時這也為傑出天才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桐城還是一個非常講究文化傳承的地方。這種傳承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類：一是家傳。如一些世代書香門第，或是一些在仕途上較有影響的家庭，他們都非常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包括道德上的和文化上的薰陶；二是師徒傳承。比如在姚鼐門下，就湧現出了許多著名的弟子；三是清代桐城私塾較多，這裡面也培養出了一批作家；四是那時文學批評的氛圍很好，文化人之間通過相互切磋，取長補短，也大大提高了寫作的水平。
本報記者：「桐城派」在有清一代勃然興起，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嗎？
嚴雲綬：我認為，從散文自身發展的規律來看，無疑是有其必然性的，因為到了清代，文壇上已經出現了「復興散文」的要求。
在中國文學史上，散文(又稱「古文」)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期是秦漢時期，這期間湧現出諸子散文和詩傳文學。第二個高峰期是唐宋時期，這期間湧現出了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散文到元代衰落了，不過到了明代，一些讀書人又提出要「振作古文」，要向秦漢學習，但由於未能處理好學習與摹仿的關係，致使「振作古文」的目的並沒能真正地實現。第三個高峰期就是在清代了，「桐城派」的出現即為明證。
本報記者：嚴先生，「桐城派」最終實現了「振作古文」的願望，並且還使得古文的創作更具創造性、兼容性與適應性。請問「振作古文」中的「古文」，究竟是什麼含義呢？
嚴雲綬：所謂「古文」，如果從不同的層面和不同的領域來看，又有著不同的含義。它可以指「古文字」，如甲骨文；也可以指「與現代漢語相對立的古代漢語」；還可以指「金學」上的一種概念。不過「桐城派」所要「振作」的「古文」，指的則是一種文體，是一種用文言文寫作的散體文，它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駢體文是相互對立的。
清代延襲了明代的體制，以八股文開科取士。「桐城派」的眾多作家，個個都能寫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然而八股文主要還是用來應付考試的，總是寫八股文，並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所以那時的讀書人，平時也多寫些散體文。因此「桐城派」大力提倡「古文」，也就順應了當時文壇上的需要。
本報記者：您能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一下「桐城派」的歷史功績嗎？
嚴雲綬：大概有這麼兩點吧，一是「桐城派」作家在創作的同時，大多都能自覺地進行文學理論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發展了中國古典散文理論；二是從語言上來看，正如胡適後來所說的那樣，「桐城派」把文章給做通順了。
本報記者：就像「桐城派」的興起一樣，它的衰落是不是也有其必然性呢？
嚴雲綬：那是當然的了。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桐城派」逐漸喪失了自己生存的土壤，而「白話文」的興起，則讓「桐城派」所使用的工具———文言文，徹底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本報記者：您是否主張現代人也應多學些文言文，包括「桐城派」的那些文章呢？
嚴雲綬：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割斷自己的文化傳承。作為「龍的傳人」，我認為還是應該讀一些文言文。不過，我並不主張孩子們從小就「讀經」，我認為比較合適的做法，應是從教科書中選讀一些經典的文言文，畢竟我們的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了，對研究者來說，文言文是肯定要讀的，而且還要好好地讀。
本報記者：嚴先生，您能談談《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項目的進展情況嗎？
嚴雲綬：「桐城派」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桐城派」的資料還沒有得到大規模的、系統的整理。《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項目自去年9月立項後，我們已經成立了由14位專家學者組成的課題組，這些專家學者分別來自省社科院、安徽大學、安慶師範學院和省「桐城派研究會」。課題組現已確定選編30位「桐城派」作家的詩文集，其中因為方苞等9位作家的詩文集此前已有人整理，這次主要是搜尋遺漏在外的詩文，另外21位作家的詩文集，則必須進行認真的整理。估計最終整理出來的詩文集，總字數將在1千萬字左右，整個項目將於2007年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江小角：1963年出生於桐城，1987年畢業於安徽大學歷史系。現任桐城市圖書館館長、「桐城派研究會」副秘書長。長期從事「桐城派」研究，有多種相關論著問世。
本報記者：江先生，您好。記得您曾經說過，目前是「桐城派」研究的「關鍵時期」，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
江小角：我的確說過這樣的話，事實也正是如此。假如我們不能抓住眼前的機遇，就很可能會滯後對「桐城派」的研究。談到所謂的「機遇」，主要有這麼幾點：一是國家正投入巨資纂修清史，而「執清代文化之牛耳」的「桐城派」是清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清代社會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桐城派」的歷史作用理應得到高度重視；二是此次纂修清史，給研究者帶來了一次重新審視「桐城派」的機會，目前《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已經立項，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將項目保質保量地完成好，以為學界重新評判「桐城派」提供第一手的資料；三是此次清史纂修和《桐城派名家文集彙刊》項目的啟動，也有助於擴大對「桐城派」的宣傳，讓更多的人都來關注這朵植根於安徽大地上的文化奇葩。
本報記者：自上世紀初以來，「桐城派」研究經過了哪些階段？
江小角：大體上經過了三個階段吧。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的前20年，其特點是承續了清代中葉以來對「桐城派」的批評，徹底否定「桐城派」。這其中攻勢最為猛烈的，當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兩個安徽人———陳獨秀和胡適，與前人的批評有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僅僅是在文學的範疇內對「桐城派」進行抨擊，而且還劍走偏峰，對整個「桐城派」予以全面批判和全盤否定。陳獨秀和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先驅此舉的目的，是希望藉機動搖古文的正宗地位，推行「白話文」，這雖然在當時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但由於在對待具體事物時缺少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其負面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第二個階段是上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其特點是理性估價了「桐城派」的歷史地位，並初步建立起了「桐城派」研究的學術範式。不過隨著「文革」的爆發，剛剛興起的「桐城派」研究便又受到衝擊，「桐城派」也被視作一個反動的儒家學派遭到批判，這就根本談不上還有什麼嚴謹的學術研究了。第三個階段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思想文化界的撥亂反正和實事求是精神的發揚，「桐城派」研究逐步走上了正軌。
本報記者：江先生，目前在「桐城派」研究中，還存在著哪些薄弱環節呢？
江小角：我認為，你所說的薄弱環節大概體現在這四個方面吧，一是研究的面還過窄；二是研究的深度還不夠；三是宏觀審視還有待加強；四是研究資金的投入還不足。這四個方面存在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經制約了「桐城派」研究的進一步拓展，也使得「桐城派」研究與省內外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相比，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本報記者：「桐城派」研究，究竟有著哪些現實的意義呢？
江小角：「桐城派」是皖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安徽文化的發展進程，它是凝聚安徽六千萬人發展和進步的文化動力之一；同時，「桐城派」研究也是安徽打造「文化大省」的需要，「桐城派」代表人物所提出了許多思想和主張，比如「民本」的觀點、「經世致用」的觀點等等，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本報記者：作為一位長期從事「桐城派」研究的學者，今後「桐城派」研究還應該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江小角：我想今後主要應從這麼幾個方面進行新的嘗試：一是不僅要從文學理論上研究「桐城派」，還應該從歷史學、社會學、地域文化以及宗族文化等方面，對其進行重新審視，以便更好地把握住「桐城派」的內在實質；二是不僅要關注宏觀領域，還要關注微觀領域，要從一個個點上入手，將研究基礎做紮實；三是不僅要對「桐城派」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進行研究，還要研究不太重要的作家以及重要作家的不太重要的作品，以便考察整個「桐城派」作家群，梳理清楚「桐城派」文學理論發展的完整脈絡；四是要加強宣傳，擴大影響，以爭取到更多研究資金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