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專業化高歌猛進的這幾十年裡，「博物」基本已經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知識結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近年來博物學似有復興之勢，博物類書籍也逐漸暢銷，而作者大部分是半路出家的學者。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禮失求諸野。
博物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
實際上，博物學是一門有著悠久傳統的學問。歷史上很多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當他們在世的時候，其實是以「博物學家」知名的。比如，古希臘思想家亞里斯多德就精通動物學，其弟子色夫拉斯特則被譽為「西方植物學之父」。
這一傳統延續了下來。瑞典生物學家林奈就是一位博物學家，他的生物學分類系統正是在深厚的博物學基礎上創立的。與林奈同齡的法國人布豐也是博物學家，他的名著《昆蟲記》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博物學作品之一。稍晚些的達爾文同樣如此。他耗費五年時間做環球航行，從世界各地搜集動物標本和化石，這在當時是博物學家的「標準動作」。
以今天的觀點，林奈和達爾文都是生物學家，他們涉獵博物學還算是「專業對口」。不過在18世紀、19世紀，精通博物學的可不僅僅是 「專業人士」。啟蒙運動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就熱衷此道，他寫過一本《植物學通信》，對各類植物進行了詳細描述。美國自然主義代表作家梭羅，以《瓦爾登湖》名世，而這本書對自然風物描繪之細緻，足以顯示出梭羅非凡的博物學功底。
這不僅僅是西方傳統，中國古人也往往是「博物高手」——儘管古漢語裡並沒有「博物學」這個術語。孔子提倡讀《詩經》，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能「多識於鳥獸魚蟲草木之名」。這「鳥獸魚蟲草木」，囊括了博物學的方方面面。而《詩經》名列「四書五經」，為士大夫的基本修養，則士大夫階層普遍具有博物學養，應當不算空言。
證據？有的。植物學博士出身的潘富俊先生曾經翻檢《全唐詩》，數出了將近400種植物，他發現，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這樣的「大咖」，無不具有豐富的博物學知識。科學哲學學者吳國盛也說過，傳統的經、史、子、集中均有博物學內容，我國古代的士大夫，其學識可以說是橫跨好幾個領域的。
其實何止是士大夫？一個長期居住鄉間的人，對本土本鄉的風土也會相當熟悉。導演雷建軍拍過一個紀錄片，講浙江衢州的一位宣紙手藝人的故事。鏡頭中，他對家鄉的一草一木，皆能將其淵源、特性娓娓道來。我想，古代中國這樣的人肯定更多，他們未必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們在「地方性知識」方面都堪稱大師。
當代博物學家、北京大學科學史學者劉華傑還注意到，無論在東西方，僅僅在幾十年前，學科之間的界限不像今天那樣刻板，「跨界」都是家常便飯。《洛麗塔》作者納博科夫就是蝴蝶研究專家，他確認過南美納灰蝶的19個種類！為表紀念，學界用納博科夫筆下的人物來命名這些蝴蝶，其中就有lolita（洛麗塔）。2016年去世的義大利作家翁貝託·艾柯也是博物學家，《傅科擺》《玫瑰的名字》等小說，都蘊含著博物學知識。
順便說一下，藝術同博物也有親緣關係。傳統國畫中的工筆畫，對花鳥魚蟲的精細刻畫，幾乎可以視作一種「博物學研究」。而近代西方畫家，如梵谷、莫奈、高更等，對自然事物的認知和理解，絕不比博物學家遜色。我們甚至可以說，一位不懂博物學的科學家不是好藝術家。
專業壁壘使博物學逐漸被邊緣化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時至今日，曾經構成人們日常知識的博物學被逐漸邊緣化，甚至湮沒無聞了？簡單的結論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專業壁壘越來越高。
古希臘時代，科學和哲學並沒有嚴格的分野，統稱為「自然哲學」。所以，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樣的哲學家同時涉獵植物學、生物學，他們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違和」，而是自然而然的。中國古代士大夫，自孔子定下「基調」，學問淵博也是重要指標。司馬遷之所以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是基於博學的底氣。古人所說的「博雅君子」，此之謂也。
而博學的基礎，是人和自然的親密關係。前工業時代，人或務農或漁獵或遊牧或遠航，不管哪一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模式都是貼近自然的。古代世界，「人造物」要遠遠少於當下，即便身居城市，與自然亦相隔不遠。唐代詩人王維平日在朝為官，閒暇往終南別業，與山川風月共處。
按照劉華傑的觀點，從古代的酈道元、徐霞客、李時珍到現代的竺可楨、王世襄，皆可稱作博物學家，他們對大自然有著超乎常人的認知。凌雲的《花與萬物同》，插圖選自英國植物學插圖藝術家伊莎貝爾·亞當斯，她畢業於伯明罕藝術學院，是不列顛植物學協會成員、林奈學會會員。從伊莎貝爾的畫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她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狀態。
可惜，如此「天人合一」的場景，隨著城市化到來已經很少見。另一方面，現代學科體系的確立和擴展，讓「專業壁壘」越來越高。而以現代學術規範為準繩，博物學怎麼都顯得不倫不類——只要關乎自然風物它都研究，涉及植物、動物、農學、園藝、醫藥學、化學等諸專業，顯得寬泛無邊際。那麼，博物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應當被安置在哪裡呢？如果納入高等教育，它又屬於哪一級學科呢？近乎誤解。
所以，專業壁壘這堵高牆將博物學擋在了高等教育門外。相應的，如今的科學研究主要在實驗室裡進行，很少有科學家還會跑到野外去。事情就是這樣奇特——自然科學越向前發展，自然科學家離大自然似乎就越遠。
長此以往，博物離現代人越來越遠了。現代人注重的是另一極：專業。「你大學學什麼專業？」「你從事哪個專業？」「請專業一點，好嗎？」人在江湖，總難免被問到專業背景。如果一個人被認為「不專業」，簡直沒臉繼續混社會。相反，「不博學」算得了什麼？
總之，博物學已經被逐出日常生活，除了博物館，人們似乎很少還能想到「博物」這個詞。我們更熟悉的是手機、平板等電子設備，可面對自然界的物，我們已喪失辨別能力，恐怕連小區裡的那排樹，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悖論——文明日益進步，人對植物、動物、礦物等自然物的認知卻日益貧乏。
「禮失求諸野」的復興之路
好消息是，近年來博物學似有復興之勢，博物類書籍也逐漸暢銷。比較早的，有科普作家、環保志願者芮東莉創作的《自然筆記》。她以家附近的閘北公園為據點，觀察其中的動植物，記錄了上百張自然筆記。凌雲也是很早就對博物學懷有濃厚興趣。她養過近百種植物，對插花和畫花頗有興趣。大學畢業後，凌雲供職媒體，期間採訪了不少「博物達人」。他們或收集隕石，或醉心於花鳥魚蟲，小情小趣盎然紙上。這些文章後來收入了《萬物與花同》一書，此書專注於寫人。恰好同新近出版的《花與萬物同》構成互補關係——誠如副標題「24科植物圖文志」所示，後者專注於「物」（花）。
有意思的是，芮東莉和凌雲都不是科班出身。芮東莉是古漢語博士，凌雲則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論專業，好像同植物和美術並沒有交集。不過，從兩人的專業背景考量，她們走上博物之路也不足為奇——中文世界原本就有這方面的傳承。
其實，就連國內博物學最重要的推手劉華傑教授也是「半路出家」。劉華傑於1984年考入北大地質學系，學習巖石、礦物和地球化學；1988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主攻科學哲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他之所以轉向博物學，是覺得現代學科的「專業壁壘」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別是同自己的生活經驗不相符。
劉華傑出生於吉林長白山，自幼隨父母進山採野菜，採野果，採蘑菇，割柴，挖藥材……這讓他學會了辨識各種野菜、野果和藥材。但是，這些自然事物在教科書裡卻難覓蹤跡，這讓劉華傑感到頗為隔閡，倒是傳統博物學讓他倍感親切。於是，他便投身到博物學的研究和傳播工作中。
近些年，劉華傑出版過《檀島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記》《西方博物學文化》《博物人生》等書籍，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推薦年輕的博物學家。凌雲的那兩本書，就都是由劉華傑作序的。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國內博物館為安全起見，紛紛走起了「雲遊」路線。在諸多的「線上看展」中，就有博物學的。4月上旬，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了名為「看花是種世界觀——博物學考察記」的線上展覽。該展分為導言、夏威夷考察記、勐海植物記、東北與華北植物、格物致知與博物人生五期，內容新穎、豐富，堪稱博物學的視覺盛宴。
博物學的擴展還能對文學研究起到「反哺」作用。前文提到的潘富俊，對於唐詩植物的研究，就是一例。揚之水的《詩經名物新證》《物色：金瓶梅讀「物」記》，亦可視為以博物學結合傳統的名物考證，來重新詮釋古典文學。
最近我還讀了上海外國語大學教師塗昕的《魯迅與博物學》，本書從「百草園」出發，鉤沉了魯迅一生對博物學的強烈興趣和廣泛認知，可謂別開生面。而塗昕本人也熱愛博物學，還開了微信公眾號，請人「看花、看草、看樹葉和樹」，可以說是將個人愛好與學術志趣相結合的典範了。
無獨有偶，塗昕也是中文系畢業（南京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這種由半路出家的學者復興博物學的現象，或許可以用一句老話來概括：禮失求諸野。其實，這本來就是博物學的精髓——博物學的歷史上，原也沒有什麼「科班出身」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