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行為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它有社會自組織的功能，即人們通過閱讀獲取語言、文字、學歷、性別、民族、文化、信仰、觀念、理念、階層等身份和價值認同，從而自發、自覺、自願地呼應組織起來，而閱讀自身也有社會組織。
閱讀社會組織是人們為了實現閱讀目標而有意識地組合起來的社會團體，其實質是閱讀活動中的人際聯繫共同體。閱讀組織是人類閱讀活動比較複雜、高級、大型的社會共同體，包括有關閱讀的行業協會，各級各類學校、書報刊出版企業、印刷企業、發行企業、各類各層次的圖書館、書屋、讀書（者）俱樂部、讀書會、閱讀網站、行動網路閱讀社群、閱讀調查研究機構等。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為了實現閱讀目標而有意識地組合起來，形成了面對不同人群、不同功能和不同類型的閱讀社會組織，它們通過組織的有效載體和合力，培養閱讀能力和習慣、滿足各種閱讀需求、倡導和推廣社會閱讀、提高閱讀能力和功效，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
我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崇尚閱讀，留下豐富的典籍，閱讀組織也歷史悠久。最早的漢字被考古發現於仰韶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晚期。作為閱讀社會組織雛形的藏書活動，在我國古已有之。黃帝時已有分掌文獻的史官，史官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也是掌管圖書檔案的專職人員。
夏朝有負責圖籍的太史令，據《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因此夏王朝不僅有圖法，而且有管理圖書檔案的專職人員——太史令。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藏書實物。《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稱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也」，可知周代的藏書室是文獻記錄最早的藏書機構，這些藏書機構及相關人員，則構成了我國閱讀組織的雛形。
春秋戰國時，齊國齊桓公於國都稷門外立學宮，招攬天下賢士，鼓勵講學辯論，著書立說。各方學者，無論派別，紛至沓來，學宮興旺達150年之久，成為各派學者薈萃中心。魯國孔子聚徒編書、讀書、講學，宣傳自己的儒家學說。此外，同期及其前後的老子、莊子和孟子都引徒讀書講學，這些都可算是我國最早的閱讀社會組織。
魏晉時有「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鹹、向秀、王戎），他們雖思想傾向不一，但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飲酒、吟詩、縱歌、諷議時政；以後又有東晉王羲之在紹興的「曲水流觴」、文人雅集等，都是我國古代士大夫、讀書人的聚會組織方式。
▲明 李士達 竹林七賢圖卷（局部）
歷代官學私學為我國古代的閱讀教育組織。春秋以前，「學在官府」，一直為王官之學所壟斷。春秋後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私學興起。孔子創辦私學，根據教學需要，編定「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6種儒家經典）為教材，諸子著書立說。秦代曾禁私學，效果不佳。漢武帝時，根據董仲舒的建議，在長安城外興辦太學，以五經博士任教官，以「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作為閱讀教材，收博士弟子50名。於是，官學作為一種制度臻於完備，同時經師講學興盛。
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官學興廢無常，私學又有發展。隋唐實行科舉制，為庶族地主直至平民百姓都提供讀書入仕的機會。唐末出現書院，讀書人的範圍擴大，教育的發展促進講學和著述活動的發展。宋元豐元年創設中央官辦小學，崇寧元年(1102年)，朝廷又命各州縣普遍建立小學，負責教育8—12歲的兒童。與官辦小學比，民間小學數量多、興辦早，並深入到鄉村，《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學讀物流行。宋代兩江、兩浙及福建等地，各類官、私學校的數量比例較高，各地出現「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我國閱讀的教育組織達到高潮。
書院是中國古代民間教育機構。開始只是地方教育組織，最早出現在唐朝，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書院大多是自籌經費，建造校舍。教學採取自學、共同講習和教師指導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以自學為主。它的特點就是為了教育、培養人的學問和德性，而不是為了應試獲取功名。
▲書院大門的上方懸掛著「嶽麓書院」牌匾，門前有副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明代，書院發展到1200多所，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一些私立書院自由講學，抨擊時弊，成為思想輿論和政治活動場所。最著名的有江蘇無錫東林書院。明朝統治階級曾先後4次毀禁東林書院，然而該書院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多次毀而不絕，在嚴酷的政治壓迫下，該書院師生寧死不屈，生存長達半個世紀。東林書院的對聯寫道：「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此看，書院有讀書會等閱讀組織的性質，這些書院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讀書講學會形成一個政治派別。東林書院表現了我國古代閱讀社會組織的典型。
清代書院達2000餘所，但官學化也達到了極點，大部分書院與官學無異，如張之洞在武昌建立的兩湖書院、廣州越秀書院等。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至此，書院退出了歷史舞臺。
刻書印刷是我國閱讀的產業組織。印刷術發明之前，我國讀物主要靠手抄，漢代還出現專門抄書的職業「傭書業」，出現最早的書市——槐市，都是我國最早的閱讀產業組織。
唐初我國發明雕版印刷，唐末，來自民間的佛教寺院、道觀和書坊為當時的刻書者。五代時，印刷技術大為改進，刻書數量大大增加，出現了官府刻書和學者私家刻書。宋代統治者重文教，提倡儒術，社會經濟文化發達，北宋畢昇發明了泥活字，形成了我國官刻、私刻、坊刻互為補充的圖書出版體系，形成汴梁、建陽、臨安、蘇州等地的刻書中心。
歷代各類藏書樓是我國閱讀社會組織的主軸。我國古代藏書樓分四大體系：官府藏書、寺觀藏書、書院藏書和私人藏書。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曾指出：「中國歷來內府藏書雖富，而為帝王及蠹魚所專有，公家藏書則復寥落無聞，唯士大夫藏書風氣則數千年來，愈接愈盛。智識之源雖被獨持於士大夫階層……其有功於社會文化者亦甚巨。」（吳晗：《江蘇藏書家小史》，《圖書館學季刊》1934年3月第8卷第1期）。
因此，藏書樓作為我國古代的閱讀組織，客觀上對滿足社會閱讀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官府藏書為其閱讀對象提供閱讀條件。
官方藏書機構主要是歷代秘書省，歷代皇室人員、官府要員和秘書省工作人員(大多也是圖書編撰家）成為閱讀者，歷代官藏都向高級官員開放。如《四庫全書》修成後，不僅宮中文淵閣可有條件供人查閱，還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閣」，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閱。
近代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記錄私人藏書家起於北宋，迄於清末共1100人。私人藏書在我國古代四大藏書系統中無疑是最大的。宋代私家藏書家與前代比成倍增加，有明確文字記載的藏書家達到700餘人，其中藏書萬卷以上者達到200多人。明清之際，私人藏書進入鼎盛時期，藏書樓開始風行一時，成為古代各類文獻收藏的統稱。
有關私藏圖書對外借閱的記載也不在少數。如晉時的範蔚藏書7000餘卷。宋代的宋敏求，家有藏書3萬餘卷，其以豁達肯借著稱。這類樂於私藏借人閱讀的藏書家還有東漢的蔡邕、南朝的崔慰祖，五代的石昂，宋代的胡仲堯、晁公武、鄭文英，明代的毛晉，清代的孫星衍、瞿紹基等，他們既保存了典籍，又使之閱讀流傳，提高了典籍的文化價值。古代藏書樓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積累文化，而不是實現知識信息共享。因此，藏書樓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閱讀社會組織。
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對閱讀也發生著很大的影響。在古代，許多佛寺、道觀成為文人墨客靜修讀書的好地方。有些佛教的精舍和道教的道觀就被修建成了書院。如佛教聖地九華山，根據新修的《九華山志》的統計，自唐以來辦有書院共24所。
總之，在我國，雖然造紙和印刷技術很早就出現了，耕讀傳家一直是傳統社會的一種理想生活狀態，但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閱讀只是少數權貴、士大夫和讀書人的特權，圖書等閱讀物也是掌握在社會極少數賢達人手上，公私藏書樓非一般人能進入和使用。
清末民初，隨著國門漸開，洋務運動的開展，民族危機加深，教育救國深入人心，社會閱讀需求增加，社會對改革舊式藏書樓的呼聲願望迫切，外加西方天主基督教會圖書館的傳入，促進舊式藏書樓的變革。
戊戌變法時期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設立公共藏書樓，1896年9月在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上，首次出現了「圖書館」一詞。1903年，清政府頒發《奏定大學堂章程》，圖書館一詞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正式採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地新式藏書樓紛紛建立，如古越藏書樓、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等。1840年後，傳教士先後在我國建立新式圖書館，如上海徐匯天主堂藏書樓、工部局公眾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等，促進我國現代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我國現代圖書館的產生，為現代意義上的社會閱讀組織活動提供了土壤。
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派，設立譯書館和官書局，大量翻譯西方技術、法律方面的書籍，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譯作佔此時譯作總數的70%以上，使中國傳統的以經、史、子、集為主的圖書結構發生較大變化，讀者閱讀的視野擴大了。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現代出版業逐步形成，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務印書館、191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華書局等現代民營出版機構出版了大量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圖書，大大豐富了讀者的閱讀內容。
1861年,我國最早的現代報紙《上海新報》創刊，1833年8月廣州出版我國最早的現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我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文華公書林1903年由美國傳教士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在武昌開辦，1891年成立我國最早的現代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
▲曾位於武漢武昌曇華林的文華公書林
新興印刷的現代書報刊逐步代替古老的線裝書，新文化運動推廣白話文，消除文本文字符號與口語符號之間的差距及對閱讀發展的阻礙，現代中小學教育代替「四書五經」的傳統教育。
我國現代公立、私立大學和中小學開辦，閱讀人口逐步增加並大眾化，現代的公共圖書館運動的開啟，平民能廣泛進入，書報刊逐步普及，我國的閱讀社會真正到來。而閱讀社會的形成，為現代閱讀社會組織興起、發展提供土壤和條件，現代閱讀社會組織興起、發展又推進閱讀的社會化。
到20世紀30年代，我國圖書館事業出現了高潮。據當時的教育部統計，全國獨立的圖書館1419所，學校圖書館783所，民眾教育館984所。讀書會等閱讀組織也隨之出現、發展。
在1912年，報刊即有對讀書會的報導。自新文化運動後，隨著社會上讀書風氣的興起，大批讀書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創辦起來。這些讀書組織以讀書會冠名的居多，除此之外，尚有讀書社、讀書處、讀書勸導會、讀書互助團、讀書談話會、讀書班、讀書研究會、讀書競進會等群眾性的讀書團體。舉辦讀書會，主要是啟迪民智的需要，普通民眾的閱讀欲與書貴難求之間的矛盾，民眾讀書風氣的興起與公共圖書館缺乏的矛盾等。
出版業的繁榮也為讀書會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條件。特別是經過1919年五四運動的洗禮，期刊出版業日趨繁榮，到1935年6月底，全國各省市雜誌出版品種共計1518種。這裡要特別提到20世紀20年代毛澤東同志創立的「長沙文化書社」，實際上是個書刊發行和讀書社，並以此為據點從事革命活動。此外，同時期還有周恩來、鄧穎超、劉清揚等人在天津創辦的「覺悟社」，都是典型地以出版、讀書活動為中心，團結時代進步青年，開展革命活動的陣地。
革命家同時是著名學者的于光遠曾經回憶道：「抗戰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大城市工作過的老同志，都一定記得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這些地方讀書會活動是很活躍的。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這種組織像雨後春筍那樣地發展了起來」「在抗日戰爭期間，延安並沒有組織像上海、北平等城市青年們的讀書會，但是有好幾個單位，採用定期開會讀書的辦法進行幹部學習。我認為也可以把這樣的會稱之為讀書會。」（于光遠：《懷念「讀書會」組織「讀書會」》，《讀書》1979年第7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普及高等和初等教育，還開展廣泛的全社會工農速成教育和文化掃盲運動，使全社會的閱讀人口大大增加，也促進新聞出版事業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國民文化需求的增長，閱讀環境的改善，我國閱讀社會組織發展迅速。各類學校、各類各層次圖書館書屋、書報刊出版機構、網上閱讀組織等大量湧現，與此同時，閱讀推廣機構、社會閱讀社團、民間讀書會、讀者俱樂部、虛擬閱讀社區、閱讀志願者等社會閱讀組織方興未艾。
1982年4月上海市成立振興中華讀書指導委員會。1989年文化部規定，全國公共圖書館每年5月的最後一周為「圖書館服務宣傳周」，實際上也是一次較大範圍的閱讀宣傳活動。1997年，為加強對全民讀書活動的指導，我國成立了全國知識工程領導小組。2004年，該領導小組將全民閱讀活動交由中國圖書館學會承辦。2013年7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三定」方案公布，將「組織實施全民閱讀推廣活動」作為出版管理司職責之一，以此為依託，成立了全國全民閱讀協調指導機構。2018年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新聞出版管理職能合併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相應地指導協調全民閱讀成為中宣部的重要職能得到加強。此外，我國教育、文化、科技、廣播電視、財政等部門和工、青、婦等群團組織都有相關的社會閱讀管理職能。
2006年以來，我國的全民閱讀活動全面開展，其廣度、深度日益拓展，「全民閱讀」得到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高度重視，方興未艾。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議首次提出要「深入開展全民閱讀」；2014—2020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每年都將倡導和推進「全民閱讀」納入其中。
全民閱讀活動已經開展十多年，各地全民閱讀的組織機構紛紛建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成立全民閱讀組織領導協調機構，在推進立法、制定規劃、配置資源、開展調查、組織活動、宣傳推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全民閱讀的深入開展。
據統計，截至2019年，我國共有出版單位585家，全年出版新版圖書22.47萬餘種，期刊10171種，報紙1851種，音像電子出版單位703家，出版物印刷企業9014家，出版物發行網店181106處，全年累計進出口書報刊1653.43萬冊（份）。
我國現有各級公共圖書館3172家，每萬人擁有公共圖書館面積90平方米，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書0.58冊，總流通量64781萬人次。全國有各類高校圖書館2000多家，各類中小學圖書館23000多家，各類科研院所圖書館5000多家，農家書屋60多萬家，社區、職工書屋7萬多家。1000平方米到5000平方米的大型實體書店658個，1萬平方米以上的超級書城33個。以上數據代表我國閱讀組織機構的基本情況和社會閱讀保障水平。
▲國家圖書館內
隨著政府對全民閱讀的持續倡導與推動，社會閱讀的熱情逐漸被激發起來，隨之而來的是讀書會的自發生長和蓬勃興起。讀書會是由具有讀書意願的一群人主動組成的讀書團體。它由成員共同推選領導人，共同決定閱讀書目、聚會時間、地點和閱讀研討方式，並互相切磋，分享樂趣，共同成長，以期提升讀書風氣，達成書香社會的目標，國內較大較有影響的如北京讀書人俱樂部、上海思南讀書會、深圳讀書會等。
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以來，隨著網際網路和數位技術的出現，我國網絡閱讀組織逐步發展起來。線下的閱讀組織都通過網絡聚攏和協調內部運作。相較於線下閱讀社區，網（線）上閱讀社區是指在網絡空間形成的、以閱讀分享等為目標的虛擬活動團體，是傳統讀書會在網絡上的再生和拓展。
如2013年開放註冊的「知乎」網站，以網絡論壇閱讀討論、問答方式，請專業的人探討專業的事，提升閱讀收穫感。不到一年，註冊讀者達到400多萬。豆瓣是創立於2005年、向讀者提供圖書、電影和音樂，並描述內容和進行作品品論的網絡社區，目前讀者用戶已超過2億。微信社群與熟人分享、社交化閱讀群體以及「羅輯思維」「得到」等以更新奇更有品位的互動閱讀交流體驗吸引更多讀者(用戶)。可以預見，隨著網絡閱讀的發展，閱讀的內涵和外延將會不斷變化，各種類型的網絡閱讀組織將會不斷湧現。
據統計，截至2019年10月，全國共有各類網站518萬個，網民總數8.54億人；2019年微信用戶超過11個億，微博日活躍用戶近4.97億，抖音(4億）、快手（3億）等網絡視頻平臺日活躍用戶達到7個多億。
2011年6月，中國民間圖書館協會在北戴河成立，召開了「中國首屆民間圖書論壇」，標誌著民間閱讀組織已經凝聚成我國全民閱讀推廣的一支有生力量。深圳市閱讀聯合會——是2012年由政府倡導批准成立的國內第一家閱讀聯合組織。2013年9月24日，全國首家全民閱讀協會——吉林省全民讀書協會正式在長春成立。
此後，福建、江蘇等省份及蘇州、徐州、長白山等地市全民閱讀社會團體紛紛成立，以促進全民閱讀為宗旨的社會團體建設駛入快車道。此外，還有地方教育系統主導建立的福建省讀書援助協會、貴州省讀書援助協會、山西省讀書援助協會等行業性閱讀社團，以及社會各界自發組建的鳳凰網讀書會、黃河青年讀書會、中國滋根圖書、毛毛蟲上書房、紅泥巴村讀書俱樂部等影響廣泛的民間閱讀組織。
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閱讀組織也很發達。香港的中小學教育主要由香港政府的教育統籌局管理，制度上包括學前教育,以私立的幼兒園和幼稚園為主；九年免費教育，為適齡學童提供六年制小學及三年制初中課程；設立兩年制高中（中四、中五），為學生提供工作前最基本的教育；設立兩年制預科課程（中六、中七），作為學生報考大學前的課程準備。
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2002年發表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為使學生能夠養成「會學習」的能力，特別強調要求學生從閱讀中學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目前香港共有中學410所，小學600所，10所法定大學。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始建於1869年，目前公共圖書館系統非常發達，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其下包括66所圖書館及10所流動圖書館，為香港市民提供十分便利圖書館服務，總館藏量達1211萬冊。
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舉辦青少年和兒童的讀書會，香港的大學讀書會大多從2000年之後開始舉辦。雖然香港地區讀書會的歷史不長，但卓有成效。香港的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內容十分豐富：①開展包括青少年、家庭等的讀書會活動；②於1997年開始舉辦香港文學節，2000年以後每兩年舉辦一屆，活動歷時18天；③學校、教育團體緊密合作，推行「閱讀大使計劃」；④推行「社區圖書館夥伴計劃」，設立便利圖書站和流動圖書車等。
在我國臺灣地區，據臺灣圖書館發布的統計，2018年臺灣出版機構達到4940家，全年出版新書39114種。臺灣的閱讀推廣特別是兒童閱讀運動首先就是從民間開始的。1982年臺灣學者提倡「書香社會」的口號，鼓勵以書櫃代替酒櫃，並開始有熱心人士在社區推廣家庭閱讀。1987年，臺北市成立第一個社區讀書會——袋鼠媽媽讀書會；1990年「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成立，提倡合作、多元、思考的閱讀教學方式；1990年以後，全島開始推行「故事媽媽」的模式，成立了7個故事媽媽協會。臺灣地區還發展了大量志願者投身公益行動，給兒童講故事，為兒童閱讀作貢獻。
總之，我國古代就有著各種各樣的閱讀組織，但主要以佔人口少數的讀書人為主；現、當代中國的閱讀社會組織雖然起步較晚，但經過多年的發展，各地閱讀組織發展日益多元多樣化，主要有閱讀的立法組織、管理組織、行業組織、教育組織、產業組織、公益組織、推廣交流組織、調研組織、線上閱讀社群等。
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特別是移動網際網路的普及，閱讀方式的變革，閱讀組織發展變化迅速，已有的閱讀組織都面臨著重整和重構，轉型升級，以形成適應5G時代的閱讀組織生態鏈，線上閱讀社群正在成為一種更為普及的閱讀社會組織，閱讀組織發展呈現出組織主體多元化、規模擴大化、布局普及化、線上互動即時化、結構融合化、服務精細化、推廣專業化、活動全球化等趨勢。
作者：黃曉新（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