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自古以來,黃河安瀾就是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欣欣向榮的保證和象徵。葛劍雄教授曾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是歷史地理領域的專家,他師承譚其驤先生,多年來一直關注河流文化領域,在最近出版的新書《黃河與中華文明》中闡述了河流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從理論角度為黃河治理以及黃河的重要性提供了充分論證。
《黃河與中華文明》
葛劍雄 著
中華書局
黃河八百年安流誰創造
文 | 葛劍雄
黃河固然歷來多災,但如果我們把從戰國築堤以後的決溢改道次數排列出來,卻又會發現一個十分驚人的現象:從東漢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以後,黃河竟然有過相當長一段安流的時間。自東漢到隋朝五百數十年間,見於歷史記載的河溢(河水溢出河堤,與衝破河堤的決口不同)只有4次:東漢、西晉各1次,三國魏2次。衝毀城垣只有晉末1次。在唐朝近300年間,黃河決、溢有16次,改道和河水衝毀城池各1次。與前一階段相比是增加了,但災情並不嚴重。如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這次改道只是在海口段首尾數十裡的小改道而已,與西漢時的災情不可同日而語。
是不是歷史文獻中有遺漏呢?顯然不可能。從東漢至唐末,流傳至今的各種史料非常豐富,不少史料都能得到考古發掘和實物的證實。
既然黃河曾經有過如此長時期的安流,那就絕不是出於偶然。找出其中的真正原因,對於總結歷史經驗,規劃今後對黃河的治理,無疑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以往的學者基本都歸功於王景治導得法。但是關於王景治河的唯一記錄是《後漢書·王景傳》,其中所載治理的具體方法是33個字:「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裡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對這些方法的解釋儘管不盡相同,但顯然沒有超出整治河床、修築加固堤防、興建水門(水閘)這幾方面。並且《王景傳》明確記載著工程實施的範圍是「自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東至千乘(故城在今山東高青縣舊高苑鎮北)」,時間是從夏天動工,當年結束,出動的勞動力是數十萬。這樣一次限於下遊的治標性質的工程,投入的人力、物力、時間也並不算大,居然能使黃河維持八百年安流,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下遊的工程防治真能起到那麼大的作用,元、明、清時的治河措施實在不比王景的差,投入的人力物力不知道要多幾倍,為什麼常常連80年安流都辦不到,而且決溢改道越來越嚴重了呢?
也有的人從社會的治亂上尋找原因,認為五代、北宋的黃河水災是由於五代時戰禍的影響,金、元、明的頻繁決溢是宋金之間和金元之間戰爭的破壞。但稍加分析也難自圓其說,五代、宋金之際固然是亂世,但魏晉南北朝處於分裂戰爭狀態的時間更長；唐朝真正穩定的時間不過一百多年,明、清統一併保持社會安定的時間比這更長。為什麼反映在黃河變遷的結果會截然不同呢?
1962年,譚其驤先生提出,使黃河在東漢以後出現長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遊土地利用形式的改變,大大減輕了水土流失的結果。他的主要論據是:
黃河的洪水主要來自中遊,河水中的泥沙主要也來自中遊,其中又以晉陝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河上遊地區關係最大。這一地區植被保持的良好程度決定了水土流失的嚴重程度,所以這一地區的土地利用方式,即從事農耕還是畜牧,是決定黃河下遊安危的關鍵。
戰國前該地區還是畜牧區,射獵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農業處於次要地位。因此原始植被尚未受到破壞,水土流失輕微。秦及西漢時期,這一地區接受了大量外來移民,至西漢末年當地人口已達240萬。這些人口基本從事農業生產,為了獲得耕地,必定要大量清除原始植被,破壞表土。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又不可能採取保持水土的措施,只能導致水土流失日益嚴重。
東漢期間,以畜牧為主的匈奴、羌人大批遷入該區,而以農為主的漢族人口急劇減少。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必然是耕地面積相應縮小,牧地相應擴大。這一改變就使下遊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應大為減少,這是東漢時黃河安流的真正原因。此後,由於民族矛盾尖銳,漢族人口繼續內移,少數民族人口不斷增加,黃河中遊的西部演變為純牧區,長期較少變動。東部雖仍有農業,但因漢族人口減少,農業成分不高。所以儘管魏晉十六國時代政治混亂,戰爭頻繁,但黃河卻最平靜。北魏以後,雖然這一地區的漢族人口有了較大增加,農業成分也有了明顯的提高,但以牧業為主的少數民族向農業轉化速度很慢,因此總的說來還是以牧為主或半農半牧。水土流失雖已超過了魏晉南北朝,但隋朝存在時間很短,這一局面很快就結束了。
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前,在本區設置郡縣的範圍雖比隋朝有所擴大,如在今窟野河流域設置了麟州及所轄3縣,但實際人口卻比隋朝時少,即使是盛唐時也沒有超過,因此耕地面積不會比隋朝時多。另一方面,朝廷設於本區的牧業機構大大增加,僅隴右群牧使就轄有四十八監,「東西約六百裡,南北約四百裡」間適宜的牧地都歸其所有。隴東也有八坊,開元時有馬數十萬匹。此外,夏州也設有群牧使,鹽州、嵐州設有十三監。當時軍隊、王侯將相外戚也大量畜養牛駝羊馬,牧場遍布各地。與東漢後相比,農業人口已有增加,耕地面積又有擴大,人類活動對下遊河道已經發生影響,開元年間黃河出現了兩次決口。但因總的人口規模並沒有超過隋朝,又存在大片牧地,水土流失仍比較輕微,下遊河患遠不如西漢那樣嚴重。
安史之亂後,本區的實際人口並無減少,逃避苛政暴政的農民利用開墾荒地可在五年之中免稅的規定,期滿後就棄耕舊地,另墾新地,以至農業規模並未擴大,開墾範圍卻不斷增加。這種濫墾只能在原來的牧場和棄地,包括坡地、丘陵地或山地上進行,加上只圖眼前的收成,不顧長期後果,對水土的破壞往往比正常的耕種更加厲害。隴右的官辦牧業機構不再恢復,原來的牧地聽任百姓開墾,留下的機構規模已大大縮小。因此,除了河套和鄂爾多斯地區以外,本區幾乎已由農牧兼營變為單純的農業區了。
五代以後,唐朝後期已經存在的儘可能擴大耕地的趨勢繼續發展,隨著政治中心和邊防重心的東移,官營牧場已遷至黃河下遊和河朔地區。在人口繼續增加,封建剝削又不可能減輕的情況下,農民為了維持生存,只能採取廣種薄收的辦法。在黃土高原和黃土丘陵地帶的粗放農業經營,很快引起了嚴重的水土流失,肥力減退,單位面積產量下降,溝壑迅速發育,塬地被分割縮小,又使耕地面積日益縮小。為了生存下去,農民不得不繼續開墾,終於使草原、林地、牧場和陂澤窪地、丘陵坡地完全變成了耕地,又逐漸成為溝壑陡坡和土阜,到處是光禿禿的千溝萬壑。當地農民陷入了「越墾越窮,越窮越墾」的惡性循環之中,而河水中的泥沙量卻越來越大,下遊的河床也越填越高,洪水越來越集中,黃河決溢改道的禍害也越來越嚴重。
黃河下遊八百年安流的創造者既不是王景,也不是什麼治水專家或治天下的聖人,卻是中遊變農為牧或農業人口減少、耕地面積縮小的結果,雖然可能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卻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無視大自然的規律,必然招致大自然的報復,對黃河不正是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