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哈佛大學大約半公裡，有一片樹木夾道而立的街區。在各種商店、咖啡館和居民樓的中間，有一塊狹小的門面。而在這店面裡，隱藏著一所獨特的、擁有高科技加持的學校。說是有高科技加持，但這些孩子並不會長期暴露於各種電子屏幕面前。實際上，他們甚至從未見過電子屏幕。技術以一種近乎隱形的方式，嵌入到他們的生活環境中。
這裡學生的年齡分布在2歲至6歲。當他們在房間裡活動時，攝像機會記錄下他們的行為動作。對應到個體的綠色拖鞋，會用內置感應器追蹤他們的確切移動方位，並記錄他們觸碰到的物體。
Wildflower是一個由21所蒙氏學校組成的網絡，教學點分布在美國的各個州。隸屬於美國的位於西印度群島東部的波多黎各也有少量分布。雖然Wildflower的技術應用引人注目，但這還不是它教育創新最為新奇的部分。與技術相比肩的，可能是它作為蒙氏學校，獨創的彈性操作模式。該模式充分響應了教育改革所提倡的「教育選擇權」（school chioce），並模糊了公辦、民營和特許學校之間的邊界。
特許學校：由州政府立法通過，政府負擔教育經費，但交由私人經營。除了必須達到雙方預定的教育成效之外，一般不受教育行政法規的限制，為例外特別許可的學校。
Wildflower創立於2014年。那時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的Sep Kamvar教授正為剛成為劍橋市新市民的兒子尋找學校，但沒有找到一所能讓他滿意的。於是他召集了一些蒙臺梭利教學老手，共同搭建了微型學校Wildflower的初步輪廓，為3個月大到12年級的孩子提供教學場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收穫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的支持，包括陳-扎克伯格計劃（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CZI）、沃爾頓家族基金會和各種風投公司。他們共同為Wildflower提供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資金。
Wildflower執行長Matt Kramer表示，Wildflower起初是作為民辦學校網絡發展，每年學費15000美元。Kamvar（現任董事）也為部分學生提供獎學金，以更好地反映波士頓社區的多元性。
但「當學校數量不斷增長，上述的運營模式就行不通了」。Kramer開始通過公共基金，探尋一種操作模式，以適應政府提出的不同要求。
同蒙氏教學法本身一樣，Wildflower網絡從來就不是為了傳統觀念，即學校系統應該是怎樣，而創建的。Wildflower網絡是去中心化的，意味著網絡中的學校能共享某些資源，但彼此之間又保持獨立。你不能說清這種模式究竟是公辦、民營還是特許，但三種模式在這個網絡中都有所體現。
在波多黎各，Wildflower學校由地方教育部管轄，教師薪資依據當地學區制定。明尼蘇達有唯一一所完全特許性質的Wildflower學校，最近紐約也有一所Wildflower學校被批為特許。除此之外，該網絡的其它學校獨立運營，靠學生的學費維持經營。一些學生會使用學券，根據需要將學費降至標準學費的50%或90%。「這取決於當地政策」，Kramer表示，「我們在印第安納州有一所學校，學生12歲之前都可以使用學券。」
學券：又稱「教育券」，是美國經經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提供的一種資助制度。政府向家長發出學券，家長自由選擇符合要求的公立或私立學校，支付學券。學校收到學券後，憑券向政府索回現金。
至於人員配置，Wildflower一直保持隊伍精簡。一所微型Wildflower學校或課堂往往由兩位教師負責管理，分管行政和教學（Wildflower教師通常被稱作「teacher」或「teacher-leader」）。這樣的模式避免了繁瑣的行政程序。兩位教師在開設Wildflower學校之前，可能有不同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但要開設Wildflower學校，就必須接受蒙氏教學訓練，並達到各州對教師的相關要求。
學校可以在沒有辦公室人員的情況下運營，這增強了該模式的靈活性。但當該模式與特許學校的問責制要求相衝突時，也很是讓人頭疼。因為特許學校的問責制度，原本就是為員工人數更多、能應付大量文書工作的學校制定的。
Wildflower的賣點之一，便是它的小規模班級授課。每所Wildflower學校為25-50名孩子服務，孩子年齡在8至10歲間。Kramer表示，「這遠遠低於以考試成績為基礎的問責制，所需要的樣本量。」試圖在小型學校，強制推行專為大型學校設計的問責制要求，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這需要(州級)授權機構與我們合作，進行一些前瞻性思考。」
Kramer表示，蒙氏學校可能很難以傳統標準，衡量學生是否達到各項指標。因為在這裡，學生每天都在花費大量精力，追尋探索自己所熱衷的事物。Wildflower的學生並不接受傳統的課堂考核。他們的成長會通過蒙氏教育所珍視的觀察和作品集來衡量。然而，Wildflower網絡還是設計了獨特的評測方式，同時滿足州級標準和純蒙臺梭利主義者的要求（公辦校和特許校仍不能免於標準化測試）。
在同時維持特許學校問責制和學區正常的教學環境的過程中，這些複雜的評測方式可能會成為某種障礙。
Wildflower教室看起來與傳統的蒙臺梭利教室並無二異。環境設計以兒童為中心。牆上繪畫作品的排列較為稀疏，且懸掛位置較低，與兒童視線相平。家具和物品被有意設計成較小體格，保證學生的獨立操作。操作材料由木頭或金屬，而不是塑料製成；科技隱身於周圍的環境中。
Wildflower的教師要花大量精力打造學生的互動空間。「環境中必須要有基礎的、足量的材料，讓學生時刻保持新鮮感」，Wildflower的一所旗艦校老師Mary Rockett談到。
另一所位於劍橋市、體系中規模較大的學校Wild Rose，則有兩個不同的班級：一個是為6歲前兒童提供學前課程，另一個是為11歲學生服務。兩個教室之間巨大的窗戶可以讓兩個年級的學生看到彼此。老師們認為這樣做，對於年紀較小的孩子是有激勵作用的。小朋友會將大一點的、幫助他們學習的孩子作為榜樣。
因為是在類似於商店門店的空間內學習，學生的足跡很難延伸到校外。但戶外活動正是蒙氏學校所提倡的。於是Wildflower將當地公園作為校外活動的場所。這樣做也是為了反映孩子們在校外會做些什麼。「這種感覺好比是『在家上學』和『標準意義上的上學』的融合」，Kramer表示，「學校和生活現實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
Wildflower學校緊密使用傳統的蒙氏教學法。學生花費一天中大量的時間，選擇活動，安排自己的日程。老師則在其中起觀察和建議的作用。用蒙氏口吻說，則是「引導」（guide），引導學生去嘗試一些新事物。老師經常輪流與學生互動，進一步觀察學生，記錄他們的進步與成長。
學生們會接受一些有關科學、地理、語文、音樂和其它核心課程的短期課程。有些是被要求教授的，但多數時候是老師和學生都認為自己準備好了，才教授的。另外，Wildflower的課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從傳統結構中解放了出來。整體上看，學生們通過與在教室中按某種策略擺放的物體互動，達到學習的目的。按照課程設計，學生們漸漸在複雜事物中習得技能，建立認知體系。
與此同時，Wildflower的孩子們也有十分良好的言行舉止。Wildflower的老師和日常課程，會教給學生一些標準用語，讓孩子懂得何為優雅和禮貌——學習如何婉拒他人的幫助，以及獨立解決與同學之間發生的矛盾。「環境依據學生們的需求進行了特別設計，所以他們無需尋求額外幫助，」Rockett說道，「這消解了許多衝突。」
Wildflower希望孩子們能有一定程度的自立性——即使是剛學會走路的小不點，也要學會每天穿和脫帶有傳感器的脫鞋。一個小孩可能會獨自坐很長一段時間，不受幹擾地把珠子從一個小罐子倒進一個小碟子裡，然後再倒回來。只有她願意時，才和別人交流。在數小時或數天的時間後，老師便可能會指導她進行某項更具挑戰的計數活動。「這與環境的準備程度息息相關，」Rockett表示，「確保環境中有足夠的選擇，但不要太多」。
在這裡，老師再多的關注都不會顯得多餘。老師需要通過紙質表格，追蹤學生的參與程度、注意力和互動水平。老師同樣需要查看學生的學習是否符合教育規律、課程邏輯，如先是數數、加法，然後才是乘法。以及看學生們的學習進度是否夠快。
20世紀早期，義大利教育家瑪利亞·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開創了諸如此類的記錄方法，並為如今的蒙氏教學模式奠定了基礎。
Rockett表示，「瑪利亞·蒙臺梭利在教室中對孩子進行了全程注意力追蹤。她從中識別了孩子的活動圖式，而我們正在嘗試對這些圖式成果進行再創造。」老師會記錄孩子們與某個物體互動的時間，以及是否存在物體被取走但沒有使用的情況，或是他們是否積極參與活動，對某件事物保持充足的注意力。這樣做是為了找到孩子最具創造力，或最願意接受指令的時刻。通常這個時間點是剛從操場回來，或一段長時間活動結束後變換場地的時刻。但Rockett也有意識到，每個孩子的狀況不盡相同。
正是這種一絲不苟的記錄和數據追蹤，讓教師看到了未來科學技術的用武之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收集數據，而是如何去分析、綜合和解讀數據，」Rockett解釋道，「如果有相應技術能代勞，那也是極好的。」
從一開始，我們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利用科技手段改善觀察和記錄方式。「透明教室」（Transparent Classroom）是一種基於雲計算的記錄系統，專為蒙臺梭利教室設計。「透明教室」是一種數字進度記錄系統，但仍需教師手工輸入數據。
但在Wildflower，這項技術不僅僅是用於將觀測記錄數位化。該組織擁有一支由內部工程師組成的團隊，開發嵌入在教室材料和拖鞋中的攝像機和傳感器。
所有Wildflower學校都是「實驗學校」，鼓勵新的方法和實驗。
雖然這項技術的目標，是發展成為一種適用於所有Wildflower學校的技術，但它還處於起步階段。攝像機和傳感器由一個工程團隊在實驗室開發和測試，然後被帶到試點教室。
理論上說，傳感器可以跟蹤學生的位置和他們附近的物體；攝像機可以幫助區分學生、物體之間的互動和距離。傳感器能夠告訴老師，兩個孩子在一個類似算盤的數數鏈附近度過了一個小時；而攝像機能夠識別出他們是如何與之互動的。
不過目前儀器收集到的數據仍然太原始、太笨拙，沒有多少幫助。
Kramer表示，「正如你所能想像的那樣，這些數據是龐雜的。」他補充說，他們正在研發一種人工智慧工具，篩選這些數據，使其最終類似於老師收集到的表格數據信息。
Rockett表示，「我們還沒有達到可以直接利用他們收集到的大量數據的地步。」但她推測，總有一天，這會讓她對學生有更好的觀測。比如，如果她花太多時間和某個孩子在一起，那麼傳感器和攝像機的收集到的可用數據，就可以讓她了解整個教室裡孩子的狀況。
工程師和教師也在努力解決與隱私有關的一些挑戰。Wildflower不希望捕捉孩子的臉，並試圖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識別數據。但該公司尚未決定是在現場還是在其他校外地點處理圖片。Kramer表示，Wildflower遵循了一套關於數據隱私的標準保護條例。到目前為止，家長們已經對該校做法表示理解——主要是因為家長們在第一次參觀學校時，已經了解了數據收集的情況。
Kramer認為，目前收集的數據風險相對較低，而且只在教師進行過信息收集的地區收集。另外因為這些數據是秘密收集而來的，所以它在蒙臺梭利環境之外的使用（對於普通大眾甚至家長）是有限的。
對Rockett來說，這項技術的吸引力在於，它減輕了她的工作負荷，而且孩子們完全看不到它。她說：「我認為自己是我所知道的最純粹的蒙特梭利主義者之一。當技術打斷孩子們的學習和發展時，我們會馬上停止技術在課堂的使用。」「但如果它能支持教師在不影響課堂的情況下幫助孩子，我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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