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當社會人類學在美國和歐洲的大都市中建立，當科學著作和論爭不斷多樣化，物品不斷累積，數據也被檔案化，歐洲人與土著人之間「在田野中」的關係要變得前所未有的異質化：曾經長期出現的傳教士與此接近，但他們並不知道那些新的探險者和「老式的」科學考察。 在傳教士那裡，對當地文獻的收集因為以下的事實而變得簡化，那就是字典和語法已經被創建。
1873年，一位在馬達加斯加傳教的法國耶穌會士弗朗索瓦· 卡萊神父，出版了一篇用馬達加斯加語撰寫且作者佚名的文集《這是一個 馬達加斯加的故事》。這本書的內容涉及馬達加斯 加島從神話時代到拉蘇赫琳娜女王的統治之間歷代國 王的序列、譜系、言論和神話，這些內容都在15年內被搜集，隨後很快以《國王的故事》 為名被翻譯成法語。 當這些記述被搜集之時，歐洲與馬達加斯加之間的關係正處於歷史轉折期。馬達加斯加這座島嶼在1500年被葡萄牙人發現；雖然隨後就成了法國經濟利益的核心區域，但它還是保持了一個獨立的王國的狀態。
19世紀，新教的傳教士把這裡看得越來越重要。為了轉 寫馬達加斯加語，自1820年起，拉丁字母被使用，然而直到那時，當馬達加斯加的學者們轉寫他們的語言時，用的還是阿拉伯字母。1830年，《聖經》被翻譯成了馬達加斯加語； 1875年起，一本英文的學術雜誌在島上出版發行。1869年，繼承拉蘇赫琳娜的新女王皈依新教。在這種情況下，卡萊神父的工作便在拉蘇赫琳娜女王去世之後停止了，似乎可以說 是永別了。二十多年後，當歐洲強權瓜分非洲時，英國接受了法國佔據這片島嶼的意圖， 從此引發了長期的動蕩。
1960年獨立之後，卡萊神父出版的這本集子對馬達加斯加民族產生了新的重要性。這本集子今天被視為歷史遺產的一部分。這個案例並不是孤證，在土著重奪身份認同的政治 運動時期，19世紀末的大量人類學作品獲得了新的生命。這些運動從上述人類學著作中汲 取資源，來書寫他們自己的歷史或者重振他們的習俗。這樣對人類學歷史的使用，並沒有 改善土著人與當代人類學家之間的關係，當代人類學家們對他們遙遠的前輩的工作也產生 了質疑的傾向。
這不僅因為那時的文集無法呈現出細節，尤其是在考慮到民族志學者與土 著人關係時；還因為在殖民時期由歐洲人調查的材料，在今天看來令人充滿懷疑。然而，殖民地人類學還是走了一條被土著人尊敬的道路，就像夏爾· 德·富科在摩洛哥所見證的歷史那樣。在以士兵、探險者和地理學家的身份進行了一番冒險之後，夏爾· 德·富科先是成為苦修會士，後來又成為隱修會士，並用 餘生編寫了圖瓦雷克人的字典和語法，這兩本書至今還很權威。
與此同時，夏爾· 德· 富科 寫的圖瓦雷克語詩歌集，受到了圖瓦雷克知識人的推崇，他們對夏爾· 德·富科 詩 歌中的細節和語感非常留意。晚生了一個代際的路易· 馬西尼翁則把他的一生獻給了非洲和阿拉伯文明研究，這種研究強調伊斯蘭教與梵蒂岡二世的進步天主 教之間的融合形式，梵蒂岡二世似乎遠離了21世紀由於相互無視而導致的宗教緊張。在這種新的語境中，被馬西尼翁於1906年研究的一個形象浮現了出來，他就是非洲人萊昂 ，一個16世紀出生於光復全島之前的西班牙，隨後來到了摩洛哥，被萊昂教皇十 收養，並且是用義大利語完成並於1530年出版的《非洲描述》這本好書的作者，他展現了有益的挑戰者的形象。
他也被寫進了阿敏·馬盧夫1986年的小說中，書名就叫《非洲人萊昂的旅程》。我們在這裡注意到一絲歐洲霸權之前的民族志的痕跡，這種痕跡在19和20世紀新的殖 民和後殖民語境中被重新拾起。 19世紀末期，在非洲新的探險的事實，不但與1815至1860年之間的探險在科學上拉開 了距離，而且還與顱骨學和人體測量攝影技術拉開了象徵性的距離。探險者們忍受著艱難的醫療衛生條件，與擔憂且具有敵意的土著人妥協，就像伴隨著他們的行路日記和風景刻畫裡呈現的那樣。當我們今天閱讀這些時，尤其是讀到與1874至1884年剛果河探險有關的記述，就會發現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埃皮納勒的形象，我們可以從後者中找到正在進行的科學和徵服的文明。
白人探險者是一小撮被孤立的人，周圍被土著人環繞， 土著人也很快從同盟者轉變為敵人。白人探險者們不得不面對這種「可怕的非洲熱病」， 斯坦利稱這種熱帶的疾病為「自我的非洲」。他們屈服於極端生活的衛 生條件，這種極端生活意味著對他們的動力和情感的控制。儘管經過了多次努力，這些白人探險者與土著人的接觸還是必須經由友情、家庭和性關係上的親近，沒有這 些他們就無法學習語言，也無法理解他們所見證的事件；換句話說，沒有這些，他們就無法生存。減弱控制，離開自我，接受理性的停滯：探險者經歷的是麻醉的、恍惚的和瘋狂的體驗。
約瑟夫·康 拉德在他剛果河探險經歷的十年後所寫的兩個文本，美妙地描述了這些憂鬱的、先驅的全部世界：一個是1896年名為《進步的前哨》的新聞，另一個是1899年的著名小說《黑暗的心》。然而，他卻忽略了使得探險者生存下去的東西：家庭的舒適，這種舒適來自他們同「家庭婦女」或成為廚師的蘇丹妻子們之間不可見的關係。為了塑造他們 勝利的英雄形象，歐洲的探險者們掩藏了他們的這些日常生活條件。在19世紀，關於人類的科學通過放棄純粹哲學的思辨，重組了經驗的知識。這種正在孕育中的學科，其特徵的不同之處，取決於相同的素材來源：旅行者和博物館。
第一種素材來源是旅行者，他們不但受到了越來越好的培訓，還越來越專業化。他們可以用繪圖和筆記的方式，以不同的類型來記述相同的遠行。隨後他們委託博物館來將他們的記述分類 整理，並為學者和公眾服務。這些制度既致力於對生理意義上的人進行研究，又致力於對社會意義上的人進行研究。大部分的博物館都試圖能把它們的收藏延伸到不同的大洲。大 量被收集的物品，組成了今天自然史博物館和民族志博物館的基礎。自然物種推動了對自然進行描述的事業。
人類創造的物品也已經成了考古學和民族志偉大假設的支柱。但是19世紀的學者還對另外兩種物品著迷，這兩種物品在我們今天看來一個是難以容 忍的，另一個則已經喪失興趣：人體遺骸和風俗錄。面對人體 遺骸的憎惡，首先標誌著直接面對遠方人的態度的根本轉變。接下來，遠方人的喪葬儀式 也得到了莊重的尊重。如果我們相信希羅多德的描述，這種尊重在波斯帝國就已經存在了。
面對風俗錄不再有興趣，則展現了向通過文明階段來劃分文化的進化論的火力全開： 我們不再將一個社會或一種生活方式簡化成一系列的物品或儀式。我們試圖去理解他們的重要性，這些重要性依據調查的背景而各不相同，而這些是風俗錄無法記錄下來的。因此，為了理解殖民體驗和民族志素材，我們必須要去閱讀對旅行本身的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