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二孩 你準備好了嗎?

生育二孩 你準備好了嗎？

2017-03-23 10:41 作者：徐菁菁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17年第13期

當行政權力之手開始放開生育權，生育呈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面貌。

二孩：被期待的嬰兒潮

2013年11月「單獨二孩」政策出臺的時候，李露意識到，儘管自己和先生都不是獨生子女，但她離自己的夢想不遠了。她告誡先生「不抽菸、少喝酒、少熬夜」，自己則開始了體育鍛鍊，為未來孕育第二個生命做準備。

李露出生於1979年，她出生的第二年，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2007年，李露生下了一個女兒。孩子長到兩三歲時，她開始強烈地想要第二個孩子。雖然在情感和經濟上都有充分的二孩條件，李露的二孩之願付諸實施卻要等到10年後了。理由很簡單：她和先生都是公務員。

 

過去這些年，李露不是沒有想過，用辭去公務員職務、交上一筆罰款的辦法為二孩買單。夫妻兩人仔細研究了政策，卻退縮了。「交罰款的時候需要雙方單位籤字蓋章確認，上戶口的時候又需要雙方單位取證，總之違規生二孩，不但要丟掉事業，未來要走過的每一步都充滿了處罰，好像處處受刁難似的。我先生一直是規規矩矩行事的人，受不了那種被邊緣化的境地。」

李露的同學裡，有公務員媽媽選擇另一條路——去香港生二孩。單位領導私下網開一面：「民不告，官不糾。反正也沒佔用國家名額。」但事情還是沒捂住。一次，一位男同事因為請長假未果，一怒之下哪壺不開提哪壺：為什麼那誰生二孩就能請幾個月假？這件事最終以二孩媽媽的辭職告終。李露注意到，即使是同學聚會，這位媽媽也從來不敢帶兩個孩子參加，因為她先生的單位還蒙在鼓裡，她生怕走漏風聲。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閉幕。會議決定：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李露和先生一拍即合：立刻開始備戰二孩。今年1月，作為前計劃生育時代「最後一代非獨生子女」的李露，終於在38歲這年如願迎來了兒子——「全面二孩時代的第一批二孩。」

在去年3月舉行的「2016年北京婦產科專業學術年會上」，不止一位婦產專家預計，全面開放二孩政策將製造一波生育潮，這波生育潮將在2019年達到高峰。像李露這樣出生於1980年前後的非獨媽媽，被產科醫生稱為「趕末班車的一批人」，她們將成為未來幾年生育的主力。用北京婦產醫院劉凱波教授的話說，新的生育潮，將是「『70後』二孩尾巴、『80後』二孩、『90後』一孩的疊加效果」。

推動生育潮的，並不僅僅是個人被政策壓抑的生育意願的釋放，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國家意志亦是推手。「全面兩孩」政策正式落地後，各省加快修訂了本地區計生條例，取消了晚婚晚育假，產假及陪產假則做了相應延長。2016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解決好全面實施兩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問題。今年2月，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社會福利會議上說，政府正在考慮採取包括「獎勵補貼」等激勵措施，鼓勵人們生二孩。

從國家到小家：生育權的回歸之路

從「只生一個好」的社會動員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的逐步放寬，在漫長的35年獨生子女時代後，中國正在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這一回歸的背後，是對中國人口現狀認識的重大轉變。

80年代初，幾乎就在獨生子女政策實施的同時，中國人口學研究開始復甦。一批年輕的中國第二代人口學者有了到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各國學習的機會。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訴我：80年代，人口學研究的主題就是如何控制人口數量，降低生育率。「整個世界當時面臨的都是這個問題。大家都在關心生育：人為什麼想多生孩子？教育和生育的關係、收入和生育的關係、城市化和生育的關係、性別平等和生育的關係等等，大家想的是：哪一個因素上去了，生育就能夠下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迎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急劇增長。1804年全世界人口方才達到10億，此後，每增10億人口的時間越來越短：1927年達到20億經歷了123年，1960年達到30億經歷了33年，1974年到達40億隻花了14年，1987年到達50億花了13年。

國際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出版的研究《增長的極限》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根本觀點。這本書用系統動力學的辦法建立了一個以增長極限為內容的世界模型。在這個模型裡，人口增長離不開糧食生產，糧食的增加要求資本投入的增加，更多的資本要求更多的資源，對更多資源的利用和消耗會造成更嚴重的汙染，環境被汙染之後又反過來影響人口增長和糧食生產。為避免崩潰，研究者們主張在1975年就停止人口增長。

1974年，聯合國在布加勒斯特召開全球性政府間會議，對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問題以及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進行廣泛討論，通過了一份《世界人口行動計劃》，提出凡人口增長妨礙實現增進人民福利目標的國家，應選擇適當的人口政策。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在1974年聯合國第一次世界人口大會的感召下，紛紛採取了種種限制生育的政策。

90年代，中國人口研究界出現了新問題。1992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38萬人調查顯示，全國1991和1992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65和1.52。這意味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總和生育率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15～49歲），人均的生育子女數量。一般認為，維持人口不增不減的更替水平為2.1，即平均一個婦女一生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現有人口數量。

對於這次調查的結果，包括顧寶昌，許多人的態度是「不相信」。大家期待著1995年國家統計局的「小普查」結果，然而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儘管多年來人們一致認為農村人口是生育大戶，但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56，甚至比政策追求生育率還低0.2。顧寶昌坦言，接受並理解這一人口形勢的變化，他花了10年時間。90年代，中國躋身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人口自然增長率逐步已經降到1%以下。

與此同時，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已經出現由於長期的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結構老齡化問題。人力資源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遠比物質資本的增加重要得多等觀念，在與人口威脅論的角逐中日趨佔據上風。

2001年5月，顧寶昌和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王豐牽頭「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在上海郊區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中國的人口學者開始呼籲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

涉及政策調整，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如果將生育權放開給家庭，會不會造成人口失控？顧寶昌等人在多年的調查中發現，這一假設並不成立。東部經濟發達的江蘇省允許農村夫婦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兩個孩子。但調查組發現，2006年，4000多個按照當地政策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家庭中，實際生了二孩的不到10%。2009年，跟蹤調查表明，在這3年中他們中間又生了二孩的家庭還不到6%。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一向被認為是人口生育大戶的「老少邊窮」地區。宜昌的長陽、五峰兩縣地處偏遠，分別於2003和2004年就推出了普遍二孩政策的試點，並沒有出現預想中的生育率反彈。顧寶昌親自去調研，有了更深的感受。他走到一家，正好男主人在屋裡休息，他進門問對方為什麼不生二孩。「他說：你不明白，我把這個女兒培養好了，將來她上大學，然後在宜昌市工作，我們呢，在宜昌買房子，我們全家就搬到宜昌去住了。」顧寶昌突然意識到：生與不生的問題，實質是一個家庭發展戰略。過去，對於「老少邊窮」地區生育率高的主觀推論已經失去了根基：「地理上的閉塞已經不等於觀念上的閉塞。後來我明白了，他看的電視跟我看的一樣，他的手機跟我一樣，我們接觸的信息差別不大。而且現在人口流動很高，大量人員外出務工，生育觀念已經改變了。」

顧寶昌越來越發現，對於人口的認識必須基於一些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現實。「一個城市化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幾千年有過嗎？城市化給人帶來的影響是顛覆性的，我們千百年的小農社會一去不復返了。過去中國是不流動的，臉朝黃土背朝天，現在都流動起來了。宗族觀念也被衝散了。」顧寶昌說，「我們今天和你們明天後天所面臨的人口形勢跟過去幾千年不一樣，跟過去幾百年不一樣，跟過去幾十年也不一樣了。」

2015年1月，包括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在內的39名人口學界學者九易其稿，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取消對公民的生育限制》的建議書。在這份建議書裡，人口學家們的觀點非常明確。他們提出：「人口是國力的根基，是經濟和科技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我國人口面臨的主要風險已經是「生育率長期過低」。我國15歲以下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已經從1950年的2/5銳減到了目前的1/6。未來10年，中國處於生育高峰期的23～30歲女性的數量將銳減40%。相應將帶來的問題是：勞動年齡人口萎縮、養老負擔日趨沉重，數億獨生子女家庭很難應付生老病死的風險。「面對我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的經濟新常態，當年實行生育控制政策的理由已經不復存在。」

顧寶昌說，建議書一經提交，去年3月就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批示。10月份「五中全會」，全面二孩政策就頒布了。

二孩：我們準備好了嗎？

當行政權力之手開始放開生育權，生育呈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面貌。

當生育的權利重新回歸小家，中國的千千萬萬家庭開始面臨他們過去30多年裡從未遭遇的抉擇：二孩，生還是不生？

2014年，全國「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啟動前，受國家衛生計生委的委託，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曾根據調查做出推斷，全國符合條件生育二孩的「單獨」家庭有1100萬個，預計5年內應該每年有200萬左右的單獨二孩出生。但出人意料，單獨二孩申請人數遠低於預期。截止到2015年10月底，全國共有185萬對單獨夫妻申請了再生育，僅佔全國1100萬對符合政策夫妻的16.8%。人們猛然發現：我們也許並未為生育二孩做好準備。

經濟因素是人們最常提到的顧慮。「為什麼不生？因為沒房可住啊！」「80後」李梅對我說，她有一個3歲的女兒，「我們現在住兩居室，孩子剛出生的頭三年，我們上班，就需要父母來幫助帶孩子。一個孩子還能周轉得過來，兩個孩子怎麼辦？到時候，不但父母要一起住，還可能需要請保姆，家裡根本擺不開。無論是換房子，還是請保姆都需要大筆開銷。」

一個比經濟帳更深刻的因素可能是觀念：35年的獨生子女證已經深刻改變我們對家庭的理解。

另一位「80後」媽媽熊葵的婆婆非常期望她能再要一個孩子。公婆的兄弟姐妹家基本都是兩個孩子，他們覺得這樣才是正常的家庭形態。對於長輩的期望，熊葵「基本都是冷處理，不回應」。她內心更滿足於獨生子女的家庭形態。她觀察，丈夫有一個姐姐，姐弟倆的感情「也沒好哪去」，反而都覺得父母更偏愛對方。「我是獨生子女，獨享父母的愛和所有教育資源，並沒覺得有孤獨感。我不希望女兒的愛被分割，尤其是二孩萬一是弟弟，老人可能的偏愛和父母不得已的分心，都讓我擔心那個敏感小孩有陰影。」

在李梅的大家庭裡，唯一強烈支持二孩的是李梅的丈夫的姥姥。李梅的丈夫是從小由姥姥一手帶大的。老人家提出，房子不夠住，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到老家，「爺爺奶奶帶孩子，天經地義」。但李梅並不這麼認為，首先，她不接受把孩子完全拋給老一輩的養育理念。其次，她並不認為老一輩的付出是理所應當的。年初，父母率先問起李梅生二孩的打算。外孫女出生後的這幾年，李梅的父母時不時從蘇州到北京來幫忙照看。是否生二孩決定了他們要以怎樣的方式安排自己未來的生活。

李梅觀察：「從爺爺奶奶這輩人來講，帶孩子也是很辛苦的。尤其是我這樣的情況，兩家老人原本在自己家條件都還行，到了北京住得也侷促，吃也吃不慣。孩子奶奶的原則就是能不帶就不帶。我父母帶一孩，從50多歲帶到60歲。如果再生一個，也要帶到三年，他們都快65歲了，再想旅遊啥的，還能玩得動嗎？」

另一面，在二孩政策的影響下，「生育」正在從一項政策，重新凸顯它曾被忽視的醫療專業的那一面。因為政策而改變的生育期待，正在呼喚醫學和醫療資源的迅速回應。

從數量上看，政策放開後的生育堆積現象將對中國大城市本來就已背負著巨大壓力的醫療系統提出更大的挑戰。去年，北京市迎來了28萬新生兒，比2015年多7萬。醫療系統通過各種手段挖潛，調整醫療病床的結構，把一些其他科室的床調到產科，共調增了1400張產床，同時增加了800名助產人員。

比數量更棘手的是結構性挑戰：據測算，我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條件的婦女約60%在35歲以上。這個群體被產科醫生稱為「趕末班車的一批人」。年齡超過35歲的女性，卵子數量和質量都有顯著的下降。有統計顯示，小於35歲女性的自然流產率約為12%，而超過35歲的女性自然流產率上升到35%左右。妊娠高血壓在高齡孕婦中的發生率比適齡孕婦高出2～4倍；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的發生率更是比25～29歲的孕婦高出3倍以上。為了應對高齡高位產婦扎堆的新的醫療危機，衛生部要求大部分高危產科病患都要轉到三級醫院。原來三級醫院接診高危的比例從60%提高到了80%以上。但在硬體和制度建設之外，醫療資源中最難以解決的問題——醫生、助產士、護士等人才資源的配備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問題。（文中李露、李梅、熊葵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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