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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無關）
糧食集中到食堂，不準社員在家裡做飯，使幹部擁有一個令人致命的權力——社員的吃飯權，也為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
群眾吃稀的，他們吃幹的，群眾吃菜，他們吃肉，群眾吃一頓肉，他們吃幾天肉。公共食堂炊事員掌握了勺把子的權力，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權力。湯湯水水的大鍋稀飯，見了順眼的，勺子沉底一撈，就吃得多一點，見了不順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湯寡水幾片菜葉。炊事員還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輸送救濟。這樣重要的崗位，一般落到幹部親屬或親信頭上。
在飢餓中，幹部多吃多佔是普遍現象。省委檢查團的一份報告中說，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汙挪用行為的有9人，佔幹部總數的75％。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汙挪用、私分行為的幹部佔幹部總數的60％以上。他們對社員可以任意懲罰，社員無法監督他們。
什字區嚴海臣等5人私分黃谷14000斤，中壩管理區主任張吉臣一人就貪汙糧食3000多斤。他們將貪汙的糧食大肆揮霍。
社員說：「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都被大嘴烏鴉吃光了。」
大足縣土橋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佔的幹部，佔幹部總數的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為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吃掉集體糧食100多斤。後給以撤職處分。1962年復職後，又辦幹部小夥食團，共吃掉大隊提留糧800多斤、國家供應社員的糧食400多斤，還拿300多斤回家。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佔糧食1661斤。
社員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眾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各地治腫病的臨時醫院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場所。由於政府對這類醫院供應一些紅糖、糧食等，很多幹部及其親屬以病號名義，冒領補助糧食和糖。幹部利用這個機會多吃多佔，還把上級供應給病人的紅糖、糧食據為己有。
江北縣石壩公社有92名幹部沒有病虛報為病人領取補貼，還有137名幹部家屬、親戚報稱「病人」領取補貼。此外，醫院的院長、保管員、護理員、炊事員、運輸員、勤雜員貪汙尅扣病人的供應物品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在涪陵縣明家公社醫院，病人看到糧店供應的100斤麵粉被醫護人員分了。各地醫院病人普遍反映，國家供應的黃豆、紅糖，他們都沒有吃到。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的情況下，幹部們尅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餘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隻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墊江縣界楓公社共揭發出177人有盜竊行為，其中生產隊長以上幹部137人，佔盜竊人數的77％，佔幹部總數的82％。
這些幹部除了盜竊集體的糧食和財產以外，還對社員明火執仗。石花管理區大隊長夏某，竟在白天以沒收富裕農民財產為藉口，將老上中農夏炳盛家的被蓋2床、蚊帳3籠、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紅海椒2斤、菸葉1.5斤全部拿走，連一床草蓆也不放過。在食堂斷糧、群眾生活最困難的時候，郫縣紅光管區竟不顧群眾死活，開辦幹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幾個幹部吃了牛肉200多斤，過舊曆年一隊社員食堂殺了一隻150斤重的豬，幹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
紅光公社有兩對著名戀人，一對是縣委農工部部長潘兆清和公社黨委書記鄭功瑤，另一對是合興公社總支書記劉紹元和和獨柏管區的支部書記遊福群。他們的幹部食堂將供應照顧病人和幼兒園的白糖、雞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過元旦，殺了一隻豬重130斤，劉和遊就拿走吃掉60斤，當時全管區六個食堂已全部停夥，只吃一點白水煮的苕葉，死人累累，但他們卻大擺宴席三桌，為其一周歲的兒子做生日。他們為了吃鰱魚，在數九寒天，逼迫十餘個社員下水戽魚，共戽了60斤魚，劉紹元、遊福群和潘兆清、鄭功瑤就吃了30多斤……更惡劣的是劉紹元在公社上碰到一個社員拿了一隻雞，劉硬說是偷來的，把雞拿走，社員跟著要雞，到了鄉公所，劉便拿起電話，假裝給派出所打電話，社員看到叫派出所，便嚇跑了，雞被他們吃掉。
1960年，潘兆清，鄭功瑤夫婦數喜臨門。五月，潘兆清升任華陽縣委書記。六月，鄭功瑤升任郫縣縣委常委。
（摘選自《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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