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混混兒」的概念。
「混混兒」出自「鍋夥」。「鍋夥」是由無業游民自發組成的互助小團體。「鍋夥」的本意就是「一個鍋裡吃飯「的意思。有人推斷」鍋夥「起源於清初，應該是與腳行、魚行、糧行、油行等行業自發組織混淆了。
「鍋夥」的出現必然以大量無業游民的出現為前提，而清朝時期，天津城區及周邊人口出現爆炸式增長的起因，是1860年的天津開埠。這一時期，勞動力的短缺和新的生活際遇的出現，使大量外地人口湧入天津，而並不穩定的用人需求和勞動力的過剩，導致大量無業者出現。為「混混兒」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1902年，袁世凱在天津成立的中國第一支警察隊伍，徹底終結了天津的「鍋夥」。曾經是「鍋夥」成員的「混混兒」們再次成為無業游民，民國後被新近在天津落腳的各個幫派組織吸納為底層幫眾。
「鍋夥」覆滅後，「混混兒」一詞被重新定義，成為一種「泛指」。流氓、無賴、黑社會、社會閒散皆可被叫做「混混兒」。
「鍋夥」時期的「混混兒」是真正的「混混兒」。
民國後的「混混兒」更準確的定義是「流氓混混兒」。
「流氓混混兒」仍然沿用了「混混兒」的部分行為習慣，但其行為的目的已與「混混兒」的生存原則截然不同。欺行霸市去掠奪更多的資源，這在「鍋夥」時期是不可能的。誰聽說過「鍋夥混混兒」以自殘打劫洋行的？「混混兒行為」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局限的。這些局限在民國時期「流氓混混兒」手中得以突破，依靠的是幫派和權貴的支持，後來又是日本人。
以袁文會為例，1935年袁文會和在天津同樣稱霸的劉廣海衝突，袁的手下殺死劉的手下，袁文會被迫逃到大連避難認識了日本特務小日向白朗，一年後回到天津勾結日本人逼走了劉廣海。1945年抗戰勝利，劉廣海回到天津成為政府官員，袁文會坐牢。此期間，幾經反覆，袁、劉二人從未使用過「混混兒」常用的，比如「死籤」之類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混混兒」的方式無效。
「混混兒」的原則是最低限度的生存。「混混兒」的方式，一旦超出了這個限度，使對方的「支出」大於能夠承受或願意承受的成本時，所面對的反彈是「混混兒」不能接受的。這也是為什麼「混混兒」寧願傷害自己，而不去傷害對方的原因。
天津著名的女「混混兒」崔氏的事跡可以做很好的詮釋。
1870年「火燒望海樓」事件，直隸總督曾國藩迫於外國壓力，以五百兩銀子一人的代價買人抵命。中間人張七用五十兩銀子騙崔氏的丈夫做了替死鬼。崔氏得知真相後，找到張七住處。
第一天，張七閉門不見，崔氏叫罵一天無果；
第二天，崔氏將兩桶糞湯，潑在張七家大門上；
第三天，崔氏在張七家門口，眾目睽睽之下，用磚頭砸破自己腦袋，血流滿面。張七服軟，歸還崔氏五百兩銀子，附加兩袋白面。
崔氏支出的是開瓢的腦袋和兩桶糞湯，獲得原本亡夫應得的銀兩。張七拿出根本就不屬於自己的部分利益，平息了事端，兩袋白面權當作利息吧。
無疑，崔氏和張七，都是以可能的最低的代價（支出）獲得了最為滿意的結果（最大收益）。完美的與納什均衡理論相契合。兩個理性的博弈者，選擇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