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賓虹與近現代美術文獻發掘、整理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者既有藝術史者、博物館研究者，也有因喜愛而孜孜不倦深入者，國內國外兼顧，參加研討會主題發言者按發言順序包括張堅、洪再新、潘耀昌、陳瑞林、任道斌、駱堅群、白砥、張捷、殷雙喜、魏祥奇、肖笛、顧村言、徐翎、後藤亮子、黎麗明、張鵬、黃大德、衛其志(J Keith Wilson)、蔡濤、蔡濤、王曼雋、張素琪、孔令偉、尤莉(Juliane Noth)、彭飛、陳蓓、盛葳、陳瑞林、謝春彥、羅清奇(Claire Roberts)、徐鼎一、馮春術、鍾含泱等，以下為發言摘要（下）。
根據本人編纂廣東美術文獻資料的經驗，同時因外祖父鄧爾雅、父親黃般若和黃賓虹有著深厚交誼的關係，故與王中秀先生相知相交三十年，談文論藝，切磋交流。基於對王中秀資料及學術思想的了解，就建立美術文獻資料庫的若干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議：一是從整理王中秀先生的資料著手，進而建立上海美術文獻資料庫，並逐步擴充為全國美術文獻資料庫，建成中國美術史研究的重要平臺。二是擴充為全國美術文獻資料庫，意味著信息要擴容。如何擴容，途徑很多，但筆者認為，其方法之一，就是從美術院校美術學系的教學方法的改革入手，並就此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設想。三是就資料庫的項目定位、設置、功能、開發，以香港文字資料庫作為參照系，結合個人的思考提出一些方案。四是就資料庫的利用，如出版、展覽等問題，也希望可以借鑑廣東、香港的一些展覽的經驗，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揮美術文獻資料庫的功能。
喪葬儀式與生活中的玉器：弗利爾美術館電子圖錄的內容及設計研究型資料庫和電子圖錄——高校的線上研究資源——正逐漸成為評判先進研究及合作水平的國際化標準。而弗利爾/薩科勒美術館近期已針對館藏的中國古代玉器開發出了線上資料庫。該資料庫完善後，將囊括自史前時期到漢代的千餘件玉器收藏。目前，本館已完成了最早期的玉器收藏的錄入工作（從史前至商代晚期），有近500個詞條，下一部分：即西周時期的125件玉器，將在今年夏天面世。
此類線上出版物還包括一系列圖像材料和文獻檔案，同樣也對該領域的研究者意義重大。這批資料由博物館正式員工組織創建，更為靈活也能展現更多層面的數據意義。它可將隸屬於不同檔案庫和數據系統中的研究資料整合統一，並且更易於研究資料的更新擴充。額外的IIIF-compliant圖像服務可支持世界範圍內的研究合作。這份電子圖錄在視覺觀感上極為震撼，既易於使用，於博物館而言也是一份可持續資源。因此，本館建造該資料庫的策略或許將為其它機構的研究課題提供有效參考。
1951年8月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聘請黃賓虹為教授的聘書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書寫，離不開腳踏實地的文獻調查和開闊的文化視野，尤其需要具備前沿的問題意識。前沿的問題意識從何而來，美術圖書館是一個重要溫床。 和美術館的研究性策展相匹配的，是機構內美術圖書館的積累和建設，這既是我對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學科發展的一個願景，也是對目前國內機構美術圖書館普遍缺位的現狀的一種憂思。在廣東美術館就職的十四年間，我們先後獲得了數次私人藏書的捐贈，其中尤其以黃志堅藏書（黃先生是嶺南畫派黃少強的弟子，也是一位學者型畫家，他的藏書以近代廣東繪畫史尤其是嶺南畫派的一手文獻見長）、鶴田武良藏書（鶴田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開創性人物，他的藏書不僅以 20 世紀中國美術史料見長，更關涉中日近代美術交流史）、王雁藏書（王雁女士是攝影師沙飛的女兒，她的藏書不僅注重對解放區攝影史料的搜集，更旁涉左翼文化史）。本研究還將回顧筆者親身經歷的哈佛大學圖書館、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等文獻收藏機構，如何有效激發研究-策展工作中的問題意識。
年譜編撰新思路和研究型公共圖書館文化專題資料庫建設上海圖書館是中國大型研究性公共圖書館，創建五十餘年來，始終致力於古今文獻的收集、保存、服務、研究、出版、展覽等。順應網絡數位化時代腳步，2005年起，啟動資料庫建設：中國家譜資料庫、中國文化名人手稿資料庫、盛宣懷檔案資料庫等陸續建成，其中以文化資料庫建設尤為特色。目前建設中的「上海歷史文化年譜」，串聯起各個已建專題資料庫：圖片上海、電影記憶、上海與世博、上海與辛亥革命，等等，全方位展現近現代海派文化全景。王中秀老師之年譜系列，與「上海歷史文化年譜」有異曲同工之處。歷經二十多年對報刊史料爬梳整理，他創建了一個超大中國近現代藝術資料庫，黃賓虹年譜、王一亭年譜、曾熙年譜、劉海粟年譜（在編），是這棵大樹上結出的碩果。這個大型資料庫，內容豐富廣泛，客觀而鮮活地再現中國近現代美術及美術家活動方方面面，由此衍生出的年譜系列，敘述深度及廣度，皆突破先前。作為上海圖書館文化專題資料庫建設者、劉海粟年譜編撰參與者，從上海圖書館文化專題資料庫建設、年譜編纂方法，數字人文環境下如何做好史料整理與研究的思考等方面，談談一些體會。
研討會現場美術館藏品的主體，是美術家創作的各類美術作品實體。美術文獻大體是指以美術作品和美術家為核心的手稿、圖像、歷史照片、視頻聲音資料、研究出版物等。
美術文獻與美術藏品的關聯，某種程度上是美術史與美術館關係的映射。美術文獻是美術史研究的基礎，藏品則是美術館的立館之本。美術史與美術館的關聯，在歐美大學博物館中體現的尤為緊密，很多知名的藝術史學者本身也是優秀的策展人。但在國內，美術史研究普遍還停留在從文獻到文獻的基礎上，與美術館藏品實物結合較少。國內的美術館，也普遍存在重視藏品建設，缺乏美術文獻建設意識的問題。美術館圍繞藏品進行的系統文獻整理能力和成果都有待提升。美術文獻的建設，是美術館生態能夠持續生長的基礎動力之一，尤其是對於藏品工作的各個環節，包括徵集、整理和研究、展覽。是一項需要長期積累而必將惠及後學的重要基礎工作。
黃賓虹《行書論坡公竹》浙江博物館藏通過對《桂遊日記》、《致汪己文函》、《中國言成德，歐洲言成功》等黃賓虹佚文及《賓虹詩草》等相關文獻的研究，探究其求藝精神及其愛國情懷等相關問題，有助於我們對其《賓虹詩草》等詩文、《漸江大師事跡佚聞》以及《釋石谿事跡彙編》《垢道人佚事》《國畫之民學》等畫學文獻有更深入的認識。
時代之眼——民國時期報刊中呈現的名勝與山水Michael Baxandall 在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時提出「時代之眼」 (period eye) 的概念，指出藝術的功能、創作、觀看是受到特定時代的文化和社會脈絡所影響。藝術家和觀眾必須具備特定的文化知識和技能，才能有效地參與藝術的創作和消費。因此，藝術作品所展示的視覺特色，往往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文化視覺技能」 (cultural visual skills)。民國時期旅遊業日趨蓬勃，加上出版業的興旺，名山大川的照片和繪畫透過報刊廣泛流傳。雖說攝影的發明挑戰了繪畫的地位，然而，在當時的旅遊論述中普遍認為山水畫能捕捉名勝的精神，而照片只能留下山川的外貌。本文透過分析三十年代報刊上所刊登的有關名勝的文字敘述、照片和繪畫，特別聚焦於東南名勝（其中如黃山和雁蕩山），期望重構民國時期的時代之眼，了解在面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革，傳統山水的美學、交通建設、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如何建構了民國社會整體的山水品味和欣賞的角度。同時亦探討國畫家在面對西潮衝擊時如何重申師法自然的重要性，透過外師造化去審視和肯定傳統，造就民國時期山水畫的變革。
《大公報》與沈逸千西北寫生1930年代，沈逸千曾多次前往西北寫生，許多作品都見諸報端，尤以《大公報》為多，共計150餘件。然而，沈逸千與《大公報》之間並非一次性的供稿和用稿關係，而是項目制的僱主和僱員關係。無論是他的察綏西蒙寫生，還是陝西旅行寫真，均是在《大公報》的統一安排和資助下，按計劃路線沿途寫生，並在專門為之開闢的寫生通信欄目連載刊登。對於這些寫生作品，在具有特定時空和社會文化標籤的報紙上進行「閱讀」，和在與世隔離的美術館中進行「觀看」，具有完全不同的體驗。通過報紙的連續閱讀，不難發現，沈逸千的西北寫生不僅與當時綏遠抗戰、西安事變等關係國家命運的政治事件具有直接聯繫，同時也與《大公報》「明恥教戰」、「國家中心主義」的媒體立場和策略密不可分。因此，破除後世經由展覽制度對沈逸千西北寫生的藝術史構建，將它們還原到連續出版物的原始形態和紛繁複雜的社會語境中，便可以看出，這些寫生並非是作為孤立審美對象的「藝術」，而是生動而深入的視覺「新聞」。這無疑有助於對沈逸千西北寫生以及當時同類性質「藝術」進行重新定位和價值重估。
研討會現場黃學博大精深，浩煙如海，貫通古今，不拒西潮。王中秀先生並非科班出身，他之走向和定向黃賓虹先生的研究得以取得舉世注目，並成為研究和繼續開拓黃學「繞不開」的學案，必有其獨異的路徑和緣由。王中秀初見賓公之畫在1956年間，因之而生出一種對國畫的愛好，由此起始而造就了半個多世紀後的因緣成就。「文革」中期，我與中秀重逢之後 ，他步入了我的繪畫師友圈子，引發了他進入繪畫的時期。中秀致力於中西畫學的探索磨鍊之中，也因而逐漸明確他對黃賓虹的認知，這在1972年他那篇充滿激情和寓言意味的《黃、王對話》一文中足可一證。至1986年中秀調入上海書畫出版社擔任編輯工作，認定黃學研究的主攻方向，編輯了黃賓虹的畫集，以至退休以後全力編撰了《黃賓虹年譜》、《黃賓虹談藝書信集》、《黃賓虹畫傳》、《黃賓虹文集》、《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以及《王一亭年譜長編》、《曾熙年譜長編》，並開始《劉海慄年譜》的工作。下例幾點值得注意。 (1) 性格執著倔強。若無他的執著和倔強，這學問是絕對做不成的。(2) 不同流俗的審美趣味和格調。黃賓虹並非十分通俗，要深入其內核，掘發其內美，定需相類的審美眼光方能勾通欣賞，王中秀是具備他之慧心慧目的。(3) 博而約的學術品質。中秀在諸多方面皆有深入的學養和實踐，故他能致廣大盡精微，以闊大的眼光聚焦賓公。(4) 作而述，述而作的遞進。他在長期作畫作書的實踐中，多所感多所得，由理論的論述再回返本身的書畫實踐相驗，就必然高流俗一籌。(5) 長期寧和的家庭環境。中秀數十年的研黃之路與他的夫人汪韻芳女士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各處都有她的情與力在。如何在一個恢宏開闊的層面上重塑一個百年文化史、美術史上的巨匠偉人，王中秀先生是有他深別於一般的異質和條件的，我姑且稱之為走進和研究黃賓虹的前提。
謝春彥題潘順祺畫王中秀黃賓虹《山中舊話》 圖片來源：浙江博物館官網藝術文獻和學術上的緣分：黃賓虹與王中秀黃賓虹於1955年去世後，他的一萬多件遺物都捐贈給了國家，其中包括藝術家本⼈的4000件畫作、以及⼿稿、信件、書籍、古代印章，書法和繪畫作品。⾃1958年以來，這些藏品被收藏於位於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館。由於缺乏⽀持，博物館在早期試圖將館藏出版的努⼒陷⼊了僵局。1990年，上海書畫出版社的編輯王中秀在前往杭州出差時，提議與浙江省博物館合作，從該館的館藏中精選⼀部分黃賓虹的畫作⾯向⼤眾出版。他認為博物館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可以揭開這批珍貴藏品的真容。由於王中秀與出版社其他成員的⽀持，和浙江省博物館⼯作⼈員（包括策展⼈駱堅群⼥⼠和保管部館員查永齡⼥⼠在內）的努⼒，這份提案的成功使得由浙江省博物館編輯的⼀系列重要書籍得以順利出版，其中包括《黃賓虹畫集》（1992），《黃賓虹抉微畫集》（1993），《黃賓虹古璽印釋⽂選》（1995），《黃賓虹書法集》（1999）等。這些書籍的出版還使得⼀系列有影響⼒的展覽得以舉辦。王中秀編輯和撰寫的《黃賓虹⽂集（六冊）》（1999），《黃賓虹年譜》（2005）和《黃賓虹畫傳》（2006）的出版也得益於此。本⽂將考察作為⼀位編輯及作家和畫家的王忠秀和藝術家黃賓虹之間的知⾳關係，以及王中秀等⼈在中國及世界推動黃賓虹藝術的欣賞與研究所起到的作⽤。
及年三十棄舉業——經學與黃賓虹黃賓虹畫學之成因，固然受到儒、道、釋及西學諸方面的影響，然其在《自述》稿中稱「及年三十棄舉業」,其早年習舉業、讀經書的經歷，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為其日後藝術之發展打了深深烙印。
黃賓虹信件黃賓虹的書信是理解黃賓虹的書畫世界和黃賓虹從事藝術創作、藝術交流、藝術傳播、藝術教學、藝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通道之一。黃賓虹的寫信對象主要有親屬、學生、朋友、同道。這其中既有談藝的：如談筆墨，談畫家，談收藏，談畫展，談風格，談畫史，談畫理，談鑑定。也有談日常生活的：如談潤資，談售畫，談生活不易，談婚嫁等。內容非常豐富，信息量很大，很受人們重視。但是黃賓虹書信中有一塊內容卻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書信中透露出的他對國家命運的關注與擔憂、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和自信、對鄉梓文獻的重視與整理。一、他對這個國家，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充滿了深厚的感情。以復活國畫，保存國粹為己任，主編美術叢書、神州國光、藝觀等。他認為藝術類古籍向來為文士所不重視，謬誤極多，須得有識之士董理之。這種有功於藝苑的事情，若是有才華的人真該當仁不讓。二、返本以求，堅持而不頑固不化，他以極其開放的胸懷與國外友人合作交往，探討書畫創作和研究問題，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都是從外部獲取信息，從外部觀國畫的前途，獲得更大的信心，堅持探索國畫革新的路徑。三、對家鄉文化建設的關心，對家鄉前賢文獻、書畫遺蹟孜孜以求，十分重視搜輯鄉梓文獻，他深知欲滅其國，先滅其文。所以對前明遺民的文化遺蹟。四、熱心公益事業，關心國家大事，國家時事，不是只埋頭學問的人。晚年仍然壯心不已，積極響應國家建立美術研究所的舉措，欣然接受所長的任命。念茲在茲，欲把自己所藏的書畫、古璽、文獻和自己的著作、書畫捐贈給國家。這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他對祖國的情感就像他對待中國畫一樣充滿信心，他認為新中國像國畫一樣充滿自我更新的能力，會重新煥發出活力和生機。
黃賓虹《仲夏夜山》 圖片來源：浙江博物館官網中天獨秀憶王公—王中秀藏黃賓虹藝術文獻對後輩藝術史研究者的啟示文中追憶了自己與王中秀先生的交往，及其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給予我的啟示。王中秀先生曾以西方理論解讀黃賓虹墨法，並將賓翁運筆與西方油畫用筆兩相比較。先生還從黃賓虹的「內美」哲學觀出發，深度剖析賓翁山水作品中的點與線，進而從細節處鑑別黃賓虹畫作真偽。從去年八月底的登門拜訪到十一月末王中秀先生離世，我與先生的緣分雖然只有短短一個秋天，但他的學術觀點與研究方法，以及其檢索、整理的黃賓虹藝術文獻寶庫必將一直助益我乃至其他後輩藝術史研究者。薪火相傳、繼往開來。僅以此文紀念近代中國美術史研究學者、黃賓虹研究泰鬥王中秀先生。
從1930年代期刊看黃賓虹(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