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內發生的「米騷動」事件，是指1918年的搶米暴動，它是日本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自發的群眾鬥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後資本主義國家革命高潮的組成部分。
一、「米騷動」前期日本國內的基本情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日本統治階級的「天佑」良機。歐美國家無暇東顧和對軍需物資的需求，使日本由入超變為大量出超，由債務國上升為債權國。日本國內的財閥發了大財，如三井利用戰時巨額利潤，於1919年把資本由六千萬日元的財富增為二億日元。日本國內出現了投資熱與投機熱，新辦的企業、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據統計1914年日本國內的工廠總數為一萬七千餘家，到1919年已達四萬四千家。
日本的出口和國內投資的激增，刺激了物價的上漲。1918年工人的實際工資，比戰前下降五分之ー。戰時繁榮使自耕農、中農得到一些好處，但佃農深受寄生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處境很困難。大戰末年，工農鬥爭急速增加，1916年罷工為一百零九次，1917年達三百九十八次；租佃爭議1917年為八十五起，1918年增為二百五十六起。
與此同時，日本經濟結構的缺陷和矛盾也表面化了。投資熱增加了對商品糧的需求，但是受半封建束縛的農業無法滿足這一需求，米價不斷上漲。另外，寺內內閣決定出兵幹涉俄國革命，為此大量收購軍需米，米商趁機屯積居奇，更促使米價扶搖直上。1918年8月的米價高達戰前的四倍，嚴重成脅著城鄉勞動人民的生活。
二、外部環境的影響和「米騷動」事件的起因
十月革命的勝利，鼓舞了日本人民的鬥爭勇氣。軍國主義德國在戰爭中的失敗，促進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1918年5月，寺內首相在地方長官會議上訓示說：
「由於國內民眾生活非常困難，資本家和工人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國民思想在外國環境的影響下，正發生著不合國體的變化，應予警惕。」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於1918年爆發了「米騷動」。7月22日，富山縣新川郡魚津町(鎮)從事搬運工作的漁民妻子，拒絕將大米裝運出縣。以此為開端，富山縣沿海一帶的村鎮掀起了要求米商、資本家、村鎮公所降低米價，救濟生活困難者的群眾運動。8月5日，大阪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向全國報導了「越中家庭主婦暴動」的消息，於是米騷動的浪潮洶湧地向全國各地擴展。
三、「米騷動」事件在日本的影響及範圍
自富山縣沿海一帶的村鎮掀起「米騷動」事件後，從8月10日到15日，事件的影響和範圍從京都、名古屋開始，包括大阪、東京在內的大中城市，激烈的暴動此伏彼起。京都數千部落民(部落民意思是受歧視的「賤民」)首起襲擊米商，隨後發展為連續四天的大暴動。
在名古屋，幾萬群眾聚集在舞鶴公園，要求降低米價，接著群眾搗毀市內米店。在吳市，14日深夜，以海軍工廠工人為主力的三萬群眾，搗毀米店和富豪宅邸，同前來鎮壓的水兵展開了數小時的巷戰。
8月中旬起，暴動蔓延到地方城鎮、農村，許多煤礦也發生了暴動。農村暴動大多發生在貧農眾多的城市周圍地區和地主佃農對立歷來激烈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地主、米商遭到農民的襲擊。礦工的鬥爭更為激烈，其中尤稱山口縣衝山煤礦的暴動。8月17日到19日，衝山礦工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被拒絕，全體礦工一萬名同時奮起，搗毀衝山煤礦事務所，焚燒資本家的住宅和別墅。
為了平息暴動，在武力鎮壓的同時，天皇，政府、財閥（財團）、富豪拿出大筆款項，充作「貧民救溶費」，向居民廉價出售進口米力圖緩和群眾的反抗情緒。
9月12日，福岡縣三池煤礦的暴動被鎮壓，搶米暴動至此結束，共歷時五十三天。除青森、巖手、秋田和衝繩外，各道府縣境內都有示威和暴動發生。發生示威、暴動的地方達三十八市、一百五十三町(鎮)、一百七十七村。參加者約一千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有工人、農民、部落民、城市貧民、學生等各個階層的人。
四、日本各界人士對「米騷動」事件的態度
這次米騷動是一次自發的群眾鬥爭，群眾以要求降低米價、救濟貧民等經濟要求為主要內容。除個別人提出「打倒寺內內閣」的口號或要求懲辦某些官吏外，沒有提出其他的政治口號。工人往往以居民的身份，在居住地投入鬥爭。但是，工人也用罷工鬥爭與米騷動相呼應，僅8月份就發生一百零八次罷工，佔全年罷工總數的四分之一。
日本國內的此次「米騷動」事件本身雖然不是政治鬥爭，但是一批民本主義者(認為政治應該尊重群眾和奧論，主張政黨政治)同情普通人民群眾的鬥爭，追究引起米騷動的責任，開展了打倒寺內內閣的活動。如民本主義的記者們著力報導了這次事件。
日本國內當時較有影響力的八十四家報社記者，於8月25日在大阪舉行了報社記者大集會，要求日本政府內閣總辭職，實行言論自由，確立憲政。
五、結語：
當時日本的此次「米騷動」事件，雖然被統治階級和財閥（財團）富豪聯手合作，雙管齊下，事件最終被平息，但是它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影響。
同時它也暴露了當時日本國內統治體制的深刻矛盾，顯示了普通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有力地震動和打擊了反動統治階級。軍閥寺內內閣被迫下臺，由「平民首相」原敬組閣。米騷動推進了日本工農運動的發展，使普通群眾認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性，並且也促進了當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日本的傳播。此後，日本有組織的工農運動有了顯著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