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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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系統而嚴格的西洋史學術訓練之後，蔣廷黻回國任教於南開與清華，並提出了「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併重」的理念，塑造了一個中國史學界的清華學派。
蔣廷黻1919年夏季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先主修新聞學，後來改攻政治科學，最後把自己的專業定為歷史學。蔣廷黻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勞工與帝國：關於英國工黨，主要是工黨國會議員對於1880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Labor and Empire: 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 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他的論文1923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並收入哥大政治科學學院編輯的《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
「英國影響越來越大的政治因素，即英國工黨在最近的四十年中對於英國的帝國主義究竟做了些什麼？」「像印度、墨西哥和中國這樣深受近代帝國主義之害的國家，能從幾大列強國內的左派政治勢力中獲得比右派政治勢力更好的待遇嗎？」蔣廷黻在論文序言中闡明了自己問題意識來源，他是一個深具現實關懷的歷史學者。在談到數次變換專業原因時，蔣廷黻稱，「我想如果我能成為中國報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國政治」，「為了左右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須專攻政治科學」，「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
此時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極為高漲，中國在一戰中本是戰勝國，卻在規劃戰後秩序的巴黎和會上受到極為不公正的對待，山東權益遭到嚴重損害，從而導致了五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空前強烈，極為關注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政策。蔣廷黻在進入哥大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之前，曾經作為中國學生青年會志願者前往法國前線慰問中國戰地勞工，親身經歷了一戰，並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數度赴巴黎」。蔣在之後的回憶中說，「我對一向主張全世界人民自決的威爾遜，實在不解，何以他竟違背了他自己的原則。不過，我想威氏此舉必有不便公之於世的充分理由，也說不定」。
中國的政治形勢、個人經歷以及對國際局勢的思考，使得蔣廷黻帶上強烈的現實關懷。當時的國際格局，美國的國力雖然蒸蒸日上，並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國國際主義和孤立主義兩大外交傳統的博弈使美國對外參與十分有限，而老牌強國英國仍然是最為重要的世界大國，對中國這樣的弱國的命運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此外，論文指導老師海斯從事歐洲史研究，並在1914年之後重點關注民族主義問題，因此蔣廷黻在選題時把重點放在英國帝國主義政策上十分自然。
蔣廷黻的論文題目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勞工，一個是帝國主義。蔣認為，帝國主義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曾經有這樣的情況。帝國主義之所以不同以往，是由於經濟因素發生了變化。「準確的說，最近四十年的帝國主義不應被稱為經濟帝國主義，而應被稱為製造商—投資者帝國主義。這不是因為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是一個單獨的階級，而是因為現代的經濟生活發生了變化」。蔣廷黻看到，經濟生活變化導致了西方政治生活也開始出現新的轉變，「一個新的階級誕生了，他們雖然在政治上被賦予選舉權，但是仍然通過工資謀生，也就是說，一部分人使用另一部分人所擁有的工具和原料來工作」。這個新的勞工階級在英國擁有了選舉權，而且人數越來越多，他們的訴求和看法必將對英國的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他敏銳地抓住了英國社會的這個重要變化，預見到代表這個新興階級的政黨——英國工黨將打破原有的保守黨和自由黨輪流執政格局，英國政治出現了新的可能性。因此，通過透視這個政治上屬於左翼的政黨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可以看到英國對外政策上可能會發生的變化，以及這是否能夠使中國這樣的弱國獲得更好的國際環境。
工黨的政治力量在不斷上升，但是一直處於在野黨的地位，所以蔣廷黻重點關注工黨國會議員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他們是工黨政治實力的代表，而且在將來極有可能成為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人。有意思的是，就在蔣廷黻博士論文出版之後的1924年，工黨在英國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執政黨，該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1866-1937）出面組閣並擔任首相，這就使蔣的博士論文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蔣廷黻想重點探討勞工運動與帝國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他列舉了幾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理論，指出馬克思和考茨基認為工人對國家的概念會越來越淡漠，不會像之前那麼愛國，而饒勒斯和伯恩斯坦則依舊認為愛國主義是工人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他們都不會支持帝國主義或具有擴張性的民族主義」。蔣廷黻提到了馮·伯恩哈迪（F.von Bernhardi）、約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和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等非社會主義思想家對階級鬥爭和國家間鬥爭關係的理論。在這樣的問題意識和思想背景之下，這篇博士論文的研究重點放在1880年之後英國工黨關於帝國主義的一些具體問題的立場上。英國工黨的立場主要體現在工黨國會議員身上，所以論文主要史料就是英國國會的辯論記錄（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英國國會的文件（Parliamentary Papers）和英國工黨年度代表大會的記錄（Report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r Party）。
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哥大政治科學學院名師薈萃，處於極為鼎盛的時期，任教的學者包括著名的國際法學教授、擔任過國際法院法官的約翰·巴塞特·穆爾（John Bassett Moore，1860-1947），擔任過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社會學家富蘭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以及培養出了陳煥章、馬寅初和趙乃摶這三位中國著名經濟學者的財政學和經濟史大家艾德溫·賽裡格曼（Edwin R.A. Seligman, 1861-1939）。當時的歷史系屬於政治科學學院，按照規定，歷史系的學生也要修讀同樣屬於政治科學學院的公共法律與比較法學系、經濟學系和社會科學系課程。因此，蔣廷黻讀博期間修讀了很多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課程，對他的博士論文產生了很多潛移默化的影響，他之後出掌清華歷史系提出的「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的觀念也溯源於此。
當然，對蔣廷黻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其實還是幾位從事歐洲史和美國史研究的西洋史學者。蔣廷黻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是哥大政治學院歷史系教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 J. H. Hayes, 1882-1964）。海斯是美國20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家，民族主義問題研究專家，虔誠的天主教徒，並於1942年至1945年擔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海斯1909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美國「新史學」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哈維·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論文題目是關於日耳曼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海斯1919年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歐洲史教授，並多次擔任哥大歷史系主任。海斯1945年成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並發表題為「美國的邊疆——什麼邊疆？」（The American Frontier—Frontier of What?）的主旨演講。海斯在哥大講授的課程是「歐洲近代政治社會史」。他認為，「工業革命前的社會和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前的放任主義在工業革命後已經全不適用。國家必須幹涉。他清楚指出：德國俾斯麥和後來英國的勞合·喬治有關社會的立法，是順應時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他敏銳地發現了工業革命之後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重要變化，並預見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思想在20世紀西方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蔣廷黻受到海斯的啟發，開始關注英國工黨這個方興未艾的新政黨，因為它極有可能成為英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並試圖從工黨對帝國主義政策的態度中發現英國外交政策所可能發生的變化。沙費爾德對歐洲擴張問題的重視與海斯對歐洲社會左翼政治興起的關注，成為蔣廷黻的重要學術來源。
卡爾頓·海斯
蔣廷黻讀書期間，非常重視的一門課程就是哥大著名的美國史教授威廉·鄧寧（William A. Dunning，1857-1922）教授的「政治學原理」。鄧寧1885年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內戰和重建時期的美國憲法，1860-1867》（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1860–1867 ）。他曾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一年，師從德國普魯士學派歷史學家海因裡希·馮·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學習歐洲史。特賴奇克秉持民族主義的觀點書寫德國歷史，著有《19世紀德國史》，他的學生包括美國著名黑人歷史學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1868-1963）。鄧寧在1903年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哲學教授，在這兩個領域中都很有造詣。他是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創辦者之一，並在1913年成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1923年成為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
鄧寧
鄧寧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內戰和重建時期的歷史，並創立了美國重建史領域中的鄧寧學派（Dunning School）。一大批南部的歷史學家都跟隨鄧寧研究重建史，他們畢業後回到南方，基本控制了美國南部大學的歷史系，深刻塑造了南部白人對重建問題的認識。這派學者對重建基本持否定態度，將其視為北方人的陰謀，而且他們認為黑人在政治上十分無能。鄧寧之所以對激進重建持否定態度，是因為他非常看重政治秩序的穩定。在他看來，北方的激進重建政策破壞了南部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使南方的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與衝擊。在南部白人通過州權重新獲得優勢地位，並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之後，南部的穩定才得到恢復。他對重建時期歷史的認識影響到了他在哥大講授的「政治學原理」。蔣廷黻在回憶這門課時稱，「鄧寧不獨斷、不大重視教條。他僅僅提出對問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學生肯考慮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話，他們一定會了解政治學說的最終問題是政權的性質問題，政治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政權。在政權穩定的時候，大學教授們似乎用不著強調穩定政權的困難。但從那時起，我就感到有些國家的人民，連最低限度的穩定都做不到，而穩定政權、建立秩序乃是一國政治的基點。若干年後，我越發認為鄧寧教授的見解是高明的。」
蔣廷黻在1930年代著名的獨裁與民主論戰中，堅決擁護國民黨政權的「新式獨裁」，反對胡適等人的民主訴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理由就是面臨日本入侵威脅的中國需要保持穩定與秩序，這種觀點可以說深受鄧寧的影響。
除了在哥大聽鄧寧教授的講授，蔣廷黻還到當時在紐約新成立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聽英國左派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講授的「政治學原理」。拉斯基畢業於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 Oxford），獲得了歷史學學士學位。1916年，拉斯基開始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世界近代史，隨後也在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1919年—1920年在紐約新成立的社會研究新學院講學，主要教授「政治學原理」。從1926年至1950年，拉斯基一直擔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政治學教授，在1922—1936年擔任英國費邊社執委會委員，1945—1946年擔任英國工黨主席。拉斯基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鼓吹者，試圖調和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的科學社會主義中間走出一個「第三條道路」，對民國時期中國的思想界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蔣廷黻對拉斯基的印象很深，「我上午去聽鄧寧的課，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課。他們二人不僅在理論上針鋒相對，教法也截然不同」，「與鄧寧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辯滔滔的口才懾服了我們。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授課時他會引證柏拉圖、亞裡斯多德、奧斯丁、聖·阿奎那以及法國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課時，他從不停止。我們常被他的言語帶開。我認為有許多次他自己也如脫韁野馬，易放難收」。從拉斯基的學術經歷來看，他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歷史學的訓練，而且他在早期教授的也主要是歐洲史、英國史、政治思想史等課程。從蔣廷黻的回憶來看，他講授「政治學原理」課程的時候最為注重的也是政治思想史。拉斯基的這種治學風格和學術背景對蔣廷黻把學術興趣放在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是有很大影響的。此外，作為英國工黨最為重要的理論家之一，拉斯基在課堂上肯定會傳播工黨和費邊社的政治思想。蔣廷黻選擇把英國工黨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其靈感來源之一就有拉斯基的課程。而且能夠親自聆聽工黨理論家的授課，會有助於蔣廷黻在從事博士論文的寫作中能夠對工黨的理論有更為準確的把握。
除了導師卡爾頓·海斯教授之外，威廉·沙費爾德教授的「歐洲發展史」課程對蔣廷黻的影響最大，直接決定了他博士論文的選題。威廉·沙費爾德（William R. Shepherd, 1871-1934）在1896年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隨後又去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最後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沙費爾德被認為是美國史學界拉丁美洲史研究的開創者，他在1909年美國歷史學會（AHA）年會上發表演講，呼籲美國史學界加強對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美洲殖民地的研究，而不能僅僅關注英屬美洲殖民地。沙費爾德在「歐洲發展史」的課程上雖然沒有直接去探討帝國主義問題，甚至沒有使用過「帝國主義」一詞，但是他一直在探討歐洲人在近代的擴張。由於沙費爾德的主要研究興趣是拉美史，所以他對歐洲的殖民擴張尤為關注就毫不奇怪了。
蔣廷黻並沒有明確地看到沙費爾德對殖民擴張持一種什麼樣的價值判斷，只是聽到了他對歐洲人擴張的兩面性的客觀分析。沙費爾德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歐洲國家把他們的文明（從政治、經濟到宗教），帶到新發展的地區去。另一方面，歐洲人也從佔領地區學到一些事物，開始更了解歐洲人在歐洲以外土地上接觸到新動物、新植物和新社會」。從中可以看到，沙費爾德既沒有像很多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者那樣對殖民擴張進行道德上的簡單譴責，也沒有像宗主國中的那些擁有極強種族優越感的帝國主義者那樣，認為殖民擴張只有單向的正面效果。他這種態度觸發了蔣廷黻對帝國主義問題的思考，促使他探討英國工黨對帝國主義政策的態度，而且使蔣廷黻能夠心平氣和地對帝國主義進行理性的分析與研究。蔣廷黻之後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的很多基本歷史觀點，可以明顯地看到沙費爾德的影子。
在民國時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留美生中，能夠做一個與中國沒有直接關係的研究課題的學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特別是像歷史學這樣需要深厚文化背景的學科就更是如此。蔣廷黻在當時美國「新史學」的重鎮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不僅選修的基本都是西洋史和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而且博士論文選擇了一個純粹的英國史題目，確實難能可貴。蔣廷黻克服語言上的障礙和文化上的隔膜，完成了這樣一篇厚重的英國史博士論文，並且在1923年順利出版，收入哥大著名的《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在美國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關注，充分展現了他的史學才華，為他之後的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蔣廷黻的博士論文運用了大量的英國國會的辯論記錄、基本文件和英國工黨代表大會的記錄等一手英文史料，使整篇論文具有非常紮實的史料基礎。它能夠順利出版，並且得到幾本美國社會科學領域重要學術期刊的推介，充分說明了它的學術地位。一位中國留學生的英國史博士論文能夠得到這樣肯定，在當時中國現代學術剛剛起步的歷史時期實屬不易。
蔣廷黻所修的史學課程老師，都是當時美國史學界的一流學者，鄧寧和海斯曾擔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躋身於美國史學界領軍人物行列。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基本上都曾經在博士期間留學德國，受到過德國19世紀現代史學的薰陶，有著非常紮實的史學功底。而且他們大都研究的是歐洲史和美國史，屬於美國史學界的研究主流。此外，他們還都深受20世紀初詹姆斯·魯濱遜和查爾斯·比爾德「新史學」觀念的重要影響，共同支撐起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這個當時的史學重鎮。1920年代的美國史學界基本上由歐洲史和美國史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一流的史學人才和重要的史學方法都來自於這些領域。作為一名留學美國學習歷史的學生，只有完全進入美國西洋史的研究領域之中，才能真正學到美國史學界最精華的東西。蔣廷黻跟隨這批史學大家接受了美國第一流的史學訓練，深入到了美國西洋史的整個學術脈絡之中，並為這個學術傳統做出了自己的一點貢獻。在受到這樣系統而嚴格的西洋史學術訓練之後，蔣廷黻回國任教於南開與清華，並提出了「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併重」的理念，塑造了一個中國史學界的清華學派，使自古傳統深厚的中國史學真正完成了現代轉型，實現了美國的西洋史傳統在中國的知識遷移。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原文標題《蔣廷黻的博士論文》載《讀書》2018年第10期，刊發時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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