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電腦及數位相機普及後，技術門檻變得非常容易跨過，大家也開始不尊重一些東西了。攝影藝術裡珍貴的人文精神開始稀薄。將攝影倫理、暗房手藝盡我所能地傳承下去。這是我的心願。」阮義忠說。
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後，臺灣很多學校成了廢墟，包括畫面中陳香岑就讀的塗城國小。她在臨時帳篷裡已經待了3個月，臉上有著別人沒有的自信。 （阮義忠/圖）
「我們應該回過頭來崇尚傳統，傳統能夠留到現在，肯定就有很好的東西。」2014年1月，色影無忌·中國新銳攝影師發現之旅影像力盛典在常州落幕時，擔任評委會主席的臺灣攝影家阮義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今年64歲的阮義忠早年創辦《攝影家》雜誌，撰寫《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攝影美學七問》等著作，對於蠻荒時代的中國當代攝影有著舉足輕重的啟蒙意義。
阮義忠的新書《想見看見聽見》就是一本講述傳統的隨筆集。他用獨特的方式講述了宜蘭鄉村一個木匠的孩子走上攝影之路的經歷，以及他在人生旅途中見到的人與事。沒有寫進這本書的精彩故事，還有很多。
發黴的黑膠唱片
阮義忠早年收藏了兩千多張黑膠唱片，都放在他在臺北買的第一處房子裡。那是山上的一座別墅，搬進去第三年之後，發現沒有考慮當地潮溼的氣候，建築材料會滲水。
阮義忠和太太只得搬到山下租房子住，把別墅裡沒有帶下來的東西忘了。
有一天，阮義忠決定把老房子賣了。在他的想像中，留在老房子裡那些受潮的書和黑膠唱片一定全爛了。他吩咐兒子去拿幾張黑膠唱片下來，看看到底壞到什麼程度。
兒子從山上回家，還沒進門，阮義忠就聞到濃烈的黴味。他連忙說：你等等，我去找溼抹布，擦乾淨了再進來。
擦完唱片的外包裝盒，阮義忠看PVC保護膜並沒有爛掉，心想也許還有得救。打開唱片的精裝盒子，一股潮溼的黴味撲鼻而來，鋪在唱片上雪白的保護海綿已經變質，變成骯髒難看的黃色。前一刻還看到海綿是一個實在的物體，手一碰就變成了粉末和流沙，散落在地上。
那一瞬間，他突然想到：到底什麼會留下來？新買的黑膠唱盤和音響、那些壁毯、新買不久的屋子、窗外的青山，什麼都會消失，一切都會不存在。
阮義忠回答自己：這些黑膠唱片曾經影響過我、感動過我，讓我做了一些事情；「我要救救看。」
他開始清洗從山上搬回來的黑膠唱片。原來在暗房洗照片，現在洗唱片。這是非常枯燥勞累的勞作，要洗得很溫柔，而且始終要保持站姿，洗完馬上吹乾，拿去曬太陽。第一天洗了三張，已經累得半死。
後來整天都泡在裡頭，前前後後花了三四個月，結果得了皮膚病。但是，阮義忠已經把洗唱片當作享受，他有機會用視覺的經驗去重新認識唱片的設計。他發現早期的唱片非常尊重作曲家，都會用作曲家的肖像作封套，後來作曲家名字越來越小，演奏家名字越來越大，演奏家變成了明星，不但技藝要好，還要長得漂亮。
洗完之後，阮義忠會挑喜歡的唱片聽，他發現錄音工作原來並沒有進步：「以前錄音沒有剪輯，都是一口氣錄完。每一個演奏家、指揮家，都是拼了命地要完美，即使有小瑕疵，也接近完美。可是後來錄音技術發展了，演奏得不好，甚至失敗也沒關係，反正都可以事後剪輯。一個已經不完美的東西再經過剪輯加工，也是不完美的。」
如今，阮義忠收藏的黑膠唱片已經有兩萬多張，但他最珍視的還是最初那兩千張曾經發黴的唱片。
先生，你認領哪幾所學校
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之後，大愛電視臺找了十個文化工作者，為每個藝術家拍攝一部三分鐘的募捐宣傳短片，在新聞中滾動播出。有小說家、電影導演、作曲家，阮義忠是第一棒，因為攝影的表現最直接。短片拍完後，阮義忠依然像所有的志願者一樣在災區忙碌著。他關注的是災區重建的學校，拍攝和記錄了慈濟基金會幫助50所災區學校重建的全過程，從一片廢墟開始，一直拍到把校舍蓋好，前後拍了三年。
阮義忠一開始只知道有23所學校，沒想到後來越拍越多。最大的考驗是必須面對高度重複和同質性的事情——所有重建的工序一樣，所有校舍的外形造型一樣，所有的慈濟人和師生的關係也都一樣。阮義忠的方法是，在每個學校找到合適的主角，一所上千人的學校，他會只選取五個人的故事來拍。
一所學校的教學樓已是隨時會垮塌的危樓，學校在操場上搭了帳篷上課。遠遠一看，好像最簡陋的難民營一般。那是冬天，阮義忠以為會在孩子們的臉上看到悽風苦雨的表情。
等阮義忠走近，讓他震撼的是，每個孩子都在專心地學習。學生正在書寫的作業會被嗖嗖的冷風吹走，要跑過去抓回來。一個孩子吸引了阮義忠的目光，孩子的臉上有著別人沒有的自信。阮義忠問他：別人的身上還是有地震的陰影，你怎麼看起來一點都不怕？孩子回答：我們這裡都震垮了，該輪到你了吧。
從那天開始，阮義忠明白，不是我來關心這些孩子，而是要從他們身上找到一些特別之處。這些孩子都有非常特別的故事，在最冷的冬天，他們依舊在學拉胡琴、學外語，類似的故事在五十所學校的校史裡比比皆是。
最初證嚴法師也用懷疑的口吻問過他：先生，你認領哪幾所學校？阮義忠回答：全部。隔了半個小時，證嚴法師又一次發問：先生，你認領哪幾所學校？直到他們一起去了其中的一所學校，校長先向證嚴法師致敬，緊接著就和阮義忠緊緊握手，證嚴法師看到教師、工人和阮義忠熟悉的程度才相信。
阮義忠有自己的想法：「我只拍49所學校，等於沒有做。我要拍到有學生從這所學校畢業為止，我稱之為『希望工程第一屆畢業生』。」
五十所學校把震後重建的過程也都寫進了新的校史，每一個學校的校史都厚達兩三百頁，阮義忠拍的照片至少佔了五十頁。後來，阮義忠把這三年拍攝的上萬張底片全部送給了慈濟基金會的檔案庫。
「您了解愛情的偉大，所以我今天就不寫作業了」
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阮義忠轉移了工作重心，每個月有一半時間在大陸，其中的一個星期花在「阮義忠攝影工作坊」。
「電腦及數位相機普及後，技術門檻變得非常容易跨過，大家也開始不尊重一些東西了。攝影藝術裡珍貴的人文精神開始稀薄。」阮義忠暫停了在臺北藝術大學已持續二十五年的教職，來大陸開班授徒，「將攝影倫理、暗房手藝盡我所能地傳承下去。這是我的心願」。
他採用私塾式的師徒制教學方法，每個班12名學生，親自挑學生，分析攝影大師的代表作，現場指導學生的觀察能力，並將學生作品作為示範教材的一部分，在暗房中將自己四十年來累積的手藝以手傳手：「底片只是樂譜，放大才是演奏。如何詮釋攝影藝術的深度、彰顯內涵，暗房作業非常重要。」
開班後，阮義忠發現，一些年輕人連膠捲都從來沒看到過。「對他們來說，最老的東西也變成最新的。」
工作坊有一堂課是每個人講述自己拍攝的照片，一個學生的職業是空調工程師，同時又是攝影器材控，他很坦白地告訴阮義忠，整理自己的照片時發現自己拍的都是試機片，也就是說，他所有的照片都是買了新機器之後拍的那一卷，沒有拍過第二卷。
這個特別的學生吸引了阮義忠，因為他的照片沒有條條框框，非常自在。阮義忠看到他拍家鄉的照片，畫面上一棵是活著的樹，另一棵已經死了。學生解釋說：自己的家鄉在甘肅，曾是造原子彈的秘密工廠，地圖上找不到；家已經被拆遷了，但這兩棵樹讓他知道他家曾經在這裡，活的樹是他的祖父親手種的，他自己種的那棵樹，還沒有長大就死掉了。
阮義忠鼓勵他說：你應該回去，你就用找這兩棵樹的方法，把你家的記憶找回來。工作坊結束之後，阮義忠還沒回臺灣，就收到這個學生發來的信息：老師，我現在已經回去了。
阮義忠要求學生每天都要寫下心得，不管幾百字。學生有寫兩三行的，有寫詩的，有的學生作業寫：「我打開電腦正想寫作業，媳婦來探班了。老師，您了解愛情的偉大，所以我今天就不寫作業了。」
也有臥虎藏龍、文字特別好的，甚至解釋得比阮義忠還好。有一個學生為了籌建中國少數民族博物館，進行了大量的收集。他不僅收集，還一定要拍攝和記錄下這些服裝、文物原來在什麼空間和環境下使用，穿在什麼人身上。他獲得了那一屆工作坊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是由全班同學選出的班上最好的、最值得鼓勵的學生，把學費還給他。
「這堂課改變了我下半輩子。」這是讓阮義忠聽了最開心的話。每次下課，走在黑黑的路上，阮義忠都陶醉在上完課的喜悅中：「教書的影響可大了，你別看一次12個人，一個人改變了，他會變成一個種子，那個種子他出去會影響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