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後,日本政府對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實施了哪些「特殊」政策?

自1931年9月19日開始，日本外務省開始變的緊張起來。搶先一步通過各種方式，詳細記錄中國留日學生每天的動靜，包括他們召開大會、向公使館請願、組織中華留日學生會的經過及其章程內容、留日學生的回國運動等，全面掌握中國留日學生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動向。

如，外務省曾詳細記述了10月16日中華留日學生會為九一八事變死難者召開追悼會的主要內容：1.三鞠躬，2.主席奉讀總理遺訓，3.為死難同胞默哀祈禱五分鐘，4.開會致辭，5.主席團及士官學生、同澤俱樂部、其他各團體代表致哀悼辭，6.各團體代表演說，7.自由演說，8.提議，9.高唱口號，10.合影紀念(遭到日本政府的禁止)，11.散會時，氣氛高漲到了極點，中國留日學生乃上街遊行示威，但因戒嚴而被解散。

由此例可見，外務省調查中國留日學生活動的詳細程度非同一般。與警視廳和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調查中國留日學生不同，外務省主要採取向郵船會社、駐日留學生監督處、中國各省經理處、留日學生各寄宿舍、同澤俱樂部、留日學生各地同鄉會、留日學生就讀各學校等諮詢的方式，了解中國留日學生的動向。

東三省留日學生（圖片來源：藏書網）

九一八事變後的回國潮

而此時，面對九一八事變，中國留日學生又有著哪些作為呢？

1931年9月22日，日本陸軍炮兵學校、戶山學校、陸軍經理學校的中國留日學生開始拒絕上課，東京工業大學留日學生同學會決議集體回國。當時，湖南省經理員蔣鼎勳說：「日中衝突事件傳來，留學生深感恐怖，擔心被襲擊，紛紛訪問各省經理員，強烈請求快速發給學費或歸國旅費。」 24日下午1點，其他大學的中國留日學生代表秘密決議回國。29日，120多名中國留日學生訪問中國駐日公使館，請求發給回國旅費。儘管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馬伯援勸說留日學生安心學習，中國駐日陸軍留學生監督章鴻春訓令陸軍留學生按時上學，但中國留日學生人數仍從1931年5月的2972人到同年10月底猛降至600餘人，回國人數達當時留日學生總數的80%。日本政府最初認為中國留日學生的回國潮，將隨著留日學生領導者的回國及九一八事變的平息而自然終結，且由於「不良分子」的全部回國而剩下認真學習的學生，將有助於其對中國留日學生的「培養」，反而是「好的結果」，所以採取了靜觀其變的態度。

 

回國潮與日方「監控」政策相關

1931年10月10日後，外務省根據各地長官對中國留日學生動向的匯報，分別以10月10日以後、11月、12月、1932年1月、2月為序，按月匯總編訂，共計5冊。這5冊匯報內容，非常典型地體現了日本政府調查中國留日學生的主要內容。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嚴厲查禁中國留日學生印製、散發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宣傳品。

如，10月12日，福岡縣知事川淵洽馬向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及警視廳、神奈川、愛知、大阪、兵庫、京都、宮城、廣島、山口、長崎等廳府縣長官及關東廳警務局長，呈送了《中華留日學生會日報》、《廣東同鄉會秘密決議案》等留日學生印製品的譯文。26日，川淵洽馬又向前述各位呈送了在九州帝國大學學生朱毅如信中發現的中華留日學生會的《為東北事件告全體留日同學書》。當日，長崎縣知事也向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以及警視廳、北海道、神奈川、大阪、兵庫、山口、福岡等廳縣長官，呈送了在留日學生信中查獲的《中華留日學生會日報》。11月4日，警視總監高橋守雄向相關單位通報了《關於在本邦民國人留學生等的排日運動狀況件》，列舉了警視廳查獲的從9月27日至10月23日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的「反日」宣傳品，共計29件。外務省以這些「反日」宣傳品的發行日期為順序、按照題名、署名、內容大意列表，並在遭到日本政府「禁止」處分的日期欄中註明「禁」。其中，遭日本政府「禁止」處分的「反日」宣傳品有13件，佔總數的45.2%。因為日本政府嚴禁中國留日學生散播、發行反對日本侵華行動的宣傳品，所以，中華留日學生會遷至上海後，發行了專門揭露日本侵華政策和行動的《暴露》雜誌，每周五出版，其中一部分秘密寄給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第二，重點調查具有「反日」傾向的留日學生及其言行。

11月18日，日本警視廳發現了中華留日明大校友會寄給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陳碧生的信內有《暴露》雜誌，警視總監高橋守雄遂敦促外事課注意此人，並向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北海道、宮城、千葉、神奈川、愛知、兵庫、京都、大阪、廣島、山口、福岡、長崎各廳府縣長官，通報陳碧生的基本情況，即陳碧生「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閩侯縣，新住所：府下戶冢町下戶冢五七一、改明館內，現年24歲」。 19日，高橋守雄又將查獲的《暴露》雜誌的譯文呈遞前述各位。如此，陳碧生就上了日本政府各級外事部門和各地政府重點監視的黑名單。12月10日，高橋守雄再次通報前述各相關單位、人員；

第三，密切關注中國留日學生的回國和在學情況。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有關部門和各地政府，就開始調查本轄區內中國留日學生的回國動向和學習情況。11月28日，京都府知事黑崎真向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及指定的各廳府縣長官，通報了在京都的中國留日學生變動情況，計有兩個表格。其一是「中華留學生變動表」，以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第三高等學校、高等蠶絲學校、私立同志社大學的中國留日學生變動及其理由列表；其二是「中華留學生在籍者表」，即從10月到列表之時中國留學生在學者表格，主要記錄了每位留日學生的姓名、入學年月、所屬學部、出身省別、備註等基本情況。12月2日，宮城縣知事湯澤三千男向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及各廳府縣長官，第4次報告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留日學生的動靜，並將已經歸國者列表，且記錄歸國者在歸國前的日本住所、職業、姓名、年齡及備註。其他各地政府也不斷上報中國留日學生的變化情況，與相關都道府縣互通信息。

第四，時刻注意中國駐日公使館、駐日留學生監督處等留日學生監管機構的動靜。

中國駐日公使館、留學生監督處及其他留日學生組織等，負有監管、組織和照顧留日學生的責任義務，因此，它們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動向成為日本政府關注的重要內容。12月4日，山口縣知事平井三男將駐日留學生監督處致山口高等商業學校中國留日學生的信件及其譯文呈送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喜重郎，及指定的廳府縣長官。7日，長崎縣知事鈴木信太郎向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及相關廳府縣長官，呈送了留學生監督處致長崎醫科大學及高商中華留日學生同窗會的信件。12月15日，新任警視總監長延連向內務大臣中橋德五郎、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犬養毅及指定的廳府縣長官，通報了中國留日陸軍學生管理處對留學生的通告，以及浙江省留日學生經理處與該省教育廳發布的訓令。日本政府有關部門，持續監視中國駐日公使館、留學生監督處、留日陸軍學生管理處及中國國內教育部門致留日學生的信件、指示或訓令，其目的除了解中國留日學生的動靜外，主要是為日本軍部進一步擴大侵華行動搜集情報。   

由此可見，除國難因素外，日本對中華民國赴日留學生的嚴厲監事政策也是促成大批留學生回國的重要原因。

《淞滬停戰協議》籤訂後，再現留日潮

中國留日學生的回國運動在九一八事變的中日劇烈軍事衝突後漸歸於平息，即使在一二八事變後中國留日學生再起回國潮，但回國者只佔少數，大多數採取了暫不回國的觀望態度，以免耽誤學業。駐日留學生監督處從一二八事變三天後的1932年2月1日開始調查現有留日學生人數，向留日各校同學會發出通知，說明發給回國旅費的手續和順序。從2月4日上午11點到2月24日，駐日留學生監督處發給回國旅費的留日學生累計698名，其中退還回國旅費而暫不回國者從2月15日的33名到2月24日增至51名，且有擴大的趨勢。尤其是隨著《淞滬停戰協定》的籤字，本以為再也不回到日本求學的留日學生又斷斷續續踏上返日之途，且在1934至1936年出現了新一輪的留日高潮。據近代中國留日學生史專家周一川統計，中華民國和偽滿洲國的留日學生，在1932年6月有1400名，到1934年6月增至2168名，1935年6月又增至3517名，1936年6月猛增至5662名，1937年6月1日達5934名。

留日運動高潮與日本安撫政策有關

隨著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的急劇下降和國際社會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批評，日本政府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也在保護和挽留中國留日學生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首先，日本政府命警視廳、各地方長官及接收留日學生各校，適當保護中國留日學生免受日本人仇華情緒和對華戰爭的影響而禍及他們。其次，日本政府繼續推行獨自掌控的庚款補給留學生制度，保證部分補給留學生的權利，在一般補給生人數日益減少的情況下，逐漸增加選拔留日學生的名額。最後，日本政府進一步簡化入境、入學手續。當時，「日本當局為吸引外國留學生(主要是中國留學生)，增加外匯收入，採取了簡化入境手續等方法。中國學生去日本，非常方便。不需要護照，學校給輪船公司開一封介紹信，就可以買到去日本的船票，無須去日本領事館辦任何手續。船到日本後，可自行選擇日語補習學校，先過語言關。經過一段時間的日語學習，由中國駐日本留學生監督處出具證明，即可報考自己理想的大學，選學理想的專業」。

 

愛國亦為留日高潮主要因素

當然，此時中國學生的留日高潮也與國民政府的留學政策有關。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陸海空軍留學條例》，希望把派遣軍事留學生的權力收歸中央，但遭到日本陸軍省的抵制。1933年4月，國民政府為提高留學教育質量，頒布了《國外留學規程》，規定即使自費留學也要專科以上學歷或高中畢業後擔任技術職務兩年以上者才允許出國留學，提高了出國留學門檻。但是，日本政府仍沿用1901年的《文部省直轄學校外國人特別入學規程》，簡化入學手續，致使《國外留學規程》僅對留學歐美有效而對日失效。周一川曾指出：中國人在20世紀30年代去日本留學，即使沒有向教育部申請也能很方便地進入日本學校就讀，導致這一時期中國留日運動陷入「無政府狀態」。因此，不少不夠留學資格而欲出國留學者，大都利用日本政府對國民政府留學政策的抵制，紛紛棄歐美而轉赴日本。

同時，中國學生再現留日熱潮，還與當時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以及中日貨幣匯兌的有利形勢密切相關。隨著中日關係的日趨緊張，中日必有一戰的觀點流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少人抱著這種了解強敵和以強敵為師的觀點赴日求學，所以，在中國國內出現了學習日語和研究日本的熱潮。當時的日本人米村耿二曾撰文稱：「中國年輕人掀起學習日語的狂熱，的確是叫人驚喜的事，學日語！去日本！去日本！學日語！這種呼聲響遍全中國。然而，最能如實反映這新趨向的，是群集我國為學日語而來的留日學生。」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的激增，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關注。1934年1月1日的《申報》曾發文稱：日本人對中國人研究日本的熱潮深感恐懼。9月3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豬太郎特地向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報告了中國留日學生逐漸增加的狀況。而且，中日貨幣匯兌對中方有利的形勢，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留日學生人數激增。

「二三年前，日幣100元須以中國國幣200—300元方能兌換，最近則可以70—80元兌日幣100元。其差甚遠，故在上海攻讀，反不如東渡留學為合算。」這是當時很多赴日留學的學生的呼聲。從1934年中國留日官、自費生人數分別為707、1115名，到1936年官、自費生分別是742、5059名，可知在此期間留日官費生人數增加有限，而自費生確實是留日學生人數增加的主力。因此，有利的匯兌形勢，無疑促進了當時中國留日熱潮的出現。

留日熱潮背後的隱憂

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的劇增和日本政府接受中國留日學生的門檻過低，導致中國留日學生良莠不齊，甚至出現了一些留日學生的弄虛作假行為。據統計，截止到1936年1月，日本警視廳共查出25起中國留日學生採取不正當手段騙取入學的事件，其中專修大學、中央大學、法政大學各5起，日本大學4起，明治大學、東京鐵道局教習所、早稻田大學各2起，直接影響中國留日學生的聲譽。

1936年1月10日，警視總監小慄一雄在致內務大臣後藤文夫、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文部大臣松田源治《關於在京中華民國留學生激增但素質低下及私立大學的營利化給日中關係帶來惡劣影響》的報告中，通報了兩個問題：1.中國留日學生人數增加固然可喜，但其大多素質低下，導致在東京的中國人士認為日本故意粗製濫造留日學生；2.日本各大學發現了多起不當入學者和偽造證書的事件，其中雖有中國留日學生素質低下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私立大學為盈利而故意隱瞞。因此，小慄總監提請內務、外務及文部省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儘快掃除這種留日學生教育的腐敗紊亂狀況，以使中國留日學生理解日本的「真精神」，認識到日本真正的實力和知識，培養成真正的親日留學生，使其回國後發揚帝國的威信，強調這是「實現日中親善、建設東亞的緊急要務」。對此，2月17日下午2點，日本政府在內務省警務官室召開了內務、文部、外務三省協議會，重點討論了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人數激增但素質低下及日本私立大學的盈利化給日中關係帶來的惡劣影響問題。最後，會議決定：由文部省召集各私立大學教務責任人向其徹底地講述招收留日學生的根本意義，要求其自覺尋找有效監督今後留日學生的特殊方法。即日本政府希望私立學校能主動強化留日學生教育，以培養真正理解所謂日中親善「真諦」的中國留日學生。

日本政府的主動「提拔」

日本政府積極接收普通中國留日學生的同時，更為重視選拔少數優秀的中國學生赴日留學，以培養「中日親善」的高級人才和「模範」留日學生。1936年9月8日，有田外務大臣分别致電在上海的川越大使、在北平的武藤書記官、在南京的須磨總領事《關於優秀的中國留學生招募辦法件》，命他們聯絡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東亞同文書院等科研院所和學校，選拔極少數的優秀學生作為東亞同文會給費生到日本留學。

具體的做法是，與相關學校交涉，在眾多的中國學生中選定5名，詳細調查他們的學習程度、經歷、希望就讀學校等，然後報告外務省。當日，有田外務大臣又專門致電北平的花輪書記官，命他通過在北平的近代科學圖書館選拔5名以內的優秀留學生。9月9日，岡田文化事業部長致函駐天津田尻代理總領事，請其聯絡中日學院藤江總務長，從該校畢業生中選拔3名以內的優秀學生赴日留學。同一天，岡田部長還致電駐漢口三浦總領事，請其聯絡江漢中學齋藤總務長，從該校畢業生中選拔3名以內優秀的中國學生赴日留學。可見，日本政府通過其駐華使領館聯絡在中國的日方民間團體和各類學校的日方負責人，選拔少數優秀的中國學生赴日留學，作為其實施中國留日學生教育政策的重點培養對象。 

培養「親日分子」的目的

雖然接受中國留學生時較為主動，但日本政府往往採取積極接收而消極教育的留日學生政策。這種政策看是自相矛盾，其實恰恰反映了日本政府既夢想實現培養留日學生親日感情和親日分子的目的，卻又擔憂獲得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中國留日學生成為其向東亞擴張的障礙和對手的複雜心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對中國留日學生的戒心日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為防止分散於日本各地聯隊實習的中國留日軍事學生「滋事」，特命第24期中國陸軍見習生提前返校入學。返校後的第24期陸軍見習生與第23期留日陸軍學生聯合組織「退學救國團」，一致決議：日本政府如不撤兵東北，就退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借出物品，集體退學，並向日本陸軍省和留日陸軍學生管理處請願、遊行示威。但是，他們的行動根本無法阻止日軍挑起的侵華戰爭。最後，他們決定集體退學回國，並發表退學宣言，表達了留學敵國學難有成的真實感受。

日本政府通過批撥教育經費、補助費等形式，影響和控制從事中國留日學生教育的教師和學校，使其按照政府的留學教育目的培養中國留日學生。1935年3月24日，日華學會向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提出因為留日學生人數增多，教師、食堂、圖書館閱覽室、運動場等留學生教育設施嚴重不足，擬購買上野塾的建築設施及其場地作為東亞學校的分校區和留學生宿舍，所以申請10萬元補助經費。鑑於日華學會在從事中國留日學生教育中的積極表現，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於3月30日對日華學會發出第38號《指令書》，其第一條即「從昭和九年度(預算費)中支付該會用於購置留學生宿舍及東亞學校分校用地的購入費」，但為保證專款專用，在「建築物及土地買賣手續結束時，緩交的所有權轉移證明的登記簿謄本、建築物及土地的圖形、購入費憑據及其謄本兩則應呈交外務大臣」，且外務大臣可隨時派員檢查購買的建築物、土地等一切物件，「一旦違反本指令或此後隨時發出的指令時，就得交還補助金」。日本政府雖積極資助日華學會的中國留日學生教育活動，但也規定了相當嚴格的監督、檢查制度，確保其中國留日教育補助費落到實處。

其實，日本政府批撥各項留日學生教育經費的基本準則，就是各教育機構對留日學生教育的「實效」，即是否符合其培養留日學生親日感情及親日分子的目的。1935年10月16日，日華學會會長細川護立侯爵向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長岡田兼一，遞交了設置東亞學校高級班所需經費補助的申請書，強調其「通過會話、講讀、演說、作文等方面的訓練，(使中國留日學生——筆者注)完全掌握日語，以通曉日本事情，取得實用效果為目的」。在申請書中，細川侯爵還詳細列舉了入學程度、修業年限、學期、入學方式、招生人數、學費、備註等項，以及《設置高級班的經費概算》和《東亞高等學校高等科(新設)規則概要》。岡田對此表示：「對於補助東亞學校昭和十一年度設置高級班所需經費年額金四千元的意見，要看其實績，再行決定是否從十二年度以後開始補助。」即是說，要看東亞學校設置高級班在教育中國留日學生中的表現，是否完全符合外務省的意圖。也即是說，東亞學校設置高級班對實現日本的留日學生教育目的究竟有多大好處，這亦是日本政府補助留學教育經費的根本原則。

 文章內容主要來源：《抗日戰爭研究》，作者：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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