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芳言 韓揚眉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戰場，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彼時，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這其中包括建院剛一年的中國科學院。1950年末，中國科學院體量還不大，京區單位共約500人，就有100多人踴躍報名，自願申請直接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前線。
在後方的科研人員也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研製抗生素、生產球墨鑄鐵、研製特種電阻絲等支持前線。開展應用研究，服務國家需求，這種理念和實踐對此後中科院在應用科學上的布局產生了很大影響。
那一時期，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宣傳對科學家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中科院人響應號召，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提高生產質量和數量、節約成本，踴躍捐錢捐物，為戰爭做貢獻。這樹立了科學家科研為祖國建設、為人民服務的新觀念，為新中國科學家精神打下了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底色。
奔赴前線的志願者
1950年11月，中科院確定了首批奔赴前線的志願軍名單，孫桐、施蘭卿、吳鳳鳴、白石等18人的名字出現在紅榜上。和其他各機關單位的「志願者」一同在中南海懷仁堂接受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從中科院派出的志願者中，有來自院機關的幹部，有來自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們幾乎都被分配在東北空軍系統，擔任技術保障、翻譯或後勤等工作。
中科院原編譯局編譯吳鳳鳴還記得，1950年11月16日，18位志願軍在中科院文津街院部門口集合，他們登上卡車前往火車站，乘坐抗美援朝戰士專列。列車長鳴三聲後緩緩啟動，他們就此正式奔赴戰場。
中科院如今還有一些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離退休人員，則是當時的軍人，戰爭結束後被分配至中科院各單位工作。
據中科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綜合處魏尉介紹，退休職工唐章洪曾參與1952年的上甘嶺戰役，他在戰役中日夜配合步兵堅守陣地、保衛坑道、掩護反擊，對保證步兵順利完成堅守陣地、反擊敵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役結束後，唐章洪記特等功一次。由唐章洪指導的13名骨幹炮手，在上甘嶺戰役中各立三等功一次。
中科院原化工冶金研究所離休幹部靳玉芳曾參與過1953年朝鮮停戰談判的保密工作。她還記得談判當晚接到上級通知，抓緊整理和清理好重要文件。當晚，沒有脫衣睡覺的他們，終於在後半夜等來了談判成功的消息。
談判成功後，還有一些人以換防志願軍身份奔赴朝鮮。中科院原機關監察局幹部張德仁就曾於1956年11月，作為換防志願軍一員趕赴朝鮮，在志願軍後勤部政治部擔任助理員。
張德仁告訴《中國科學報》，那時他年僅28歲，與愛人結婚剛剛一周。不到一年後，在選派新一批赴朝志願軍時，他的愛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過人民軍隊的劉元元主動報名參加，在軍中，她承擔著傳送圖書信息、播音和婦女工作。「那時，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但已經做好了回不來的準備了。」劉元元說。張德仁和劉元元隨最後一批撤軍部隊回國。
響應號召研製抗生素
1950年前後，抗生素在醫藥、農業方面已有廣泛應用，但當時的中國尚不能生產，完全依賴進口。面臨著美國的封鎖禁運，尤其是韓戰爆發後，傷病員急需此類藥品，抗生素的研發和生產更顯得急迫。
為了尋找更經濟的生產方法、生產更多種類的抗生素，中科院將抗生素列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10項重點研究之一。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告訴《中國科學報》，在當時，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化學家趙承嘏、汪猷等人已經就國內的抗生素需求，著手展開一些研究工作。「比如1950年，東北科學研究所與上海有機化學所藥物研究室（1951年獨立建所）合作，共同掌握了氯黴素的原料與生產方法，並將該方法利用於金黴素生產。再如1951年，上海藥物所在國內首次獲得青黴素甲鹽結晶，為生產工藝提供了參考數據。」
1953年，在趙承嘏、汪猷、黃耀曾、梅斌夫、高怡生、方中達、沈善炯等科學家的倡議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在上海成立，中科院與輕工部、衛生部所屬的一些研究所展開合作。自此，全國大規模、有組織的協同拉開序幕，並在之後取得了一系列良好成果。
1953年，上海抗生素消耗量較三年前增加了5倍。1955年，上海藥物所完成了氯黴素合成方法的研究，並向工廠提供了生產工藝技術。1956年，青黴素產量從1952年的33公斤增至10噸。
王揚宗提到，在此之前，我國有關方面的生產較為落後，從材料純化到製備技術都很粗放，專家們進行規劃改進後，有了明顯提升效果。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就，留下的寶貴經驗，對我國現代新藥研製和生產都起到很大推動作用。
針對1950年之後開展的大規模抗生素研究工作，中科院還於1955年12月主持召開了抗生素學術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內首次召開的國際性學術會議，也是中科院首次廣泛地邀請國際科學家參加學術會議。
與會者既包括國內抗生素管理者、研究者、生產者、教育者,也包括相關領域的外國專家。除來自中科院、衛生部、高教部等36個單位的150餘名代表外，蘇聯、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蒙古、越南、日本、緬甸、印度尼西亞、朝鮮、丹麥等11個國家的12名科學家也應邀到會。
「這次會議不僅反映出當時國內抗生素的研究與生產水平、影響了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抗生素的研究模式，對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中國科學家的國際地位也有重要作用。」王揚宗說。
應用型研究格局初現
建院初期，基礎研究是中科院大部分研究所的主要基礎，專門從事應用型研究的專家不多。為響應科研工作要為國家、為工農業服務的號召，中科院加大了對應用研究的投入，一些新的研究所、研究室就此誕生，而且切實做出了一批成果。
上世紀50年代，中科院開始承擔了工業建設、服務戰爭所需的有關研究任務。「兩彈一星」元勳吳自良在上海冶金陶瓷所就曾領導完成中央軍委下達的研製任務，產出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種電阻絲。
中科院為戰爭服務的另一項典型具體工作是球墨鑄鐵。球墨鑄鐵因其微觀結構為球狀而得名，性能略優於一般的鐵。中科院工學實驗館（以下簡稱工學館，冶金陶瓷所前身）於1950年7月開始研究球墨鑄鐵，並於同年10月初製成功。球墨鑄鐵相關成果披露後，引起了國內工業界的注意。
之後，工學館與東北各礦場、燃料工業部、華東工業部等單位保持聯絡，他們希望用球墨鑄鐵代替鑄鋼或延性鋼鑄鐵，因為這兩種材料的製造設備相對繁重，增產不易，而球墨鑄鐵所需設備和主要原料相對簡單且易於運輸。短短數月內，這項研究工作就和實際生產有了密切關聯。在後續的數十次試製中，工學館還製成了齒輪、鋼錠模、鐵砧、高壓泵鑄件等部件。
為服務國家需要，中科院還加強了東北地區的院所建設，組建了第一個分院——東北分院。除了將金屬研究所和儀器館（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前身）從北京遷到東北，還加強了當時的工業化學研究所、長春綜合研究所等單位。為開展應用型研究，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等單位還增設了研究室。
如此一來，中科院不僅有早期積累的基礎研究力量，還逐步聚集了一批面向應用的研究人才。
王揚宗指出，朝鮮停戰後，中科院迎來了一個較大的發展時期，「應用型研究在全院布局建設中得到進一步加強。韓戰期間，美國對我國的核訛詐不僅促使國家領導人做出研製核武器的決策，也激發了錢三強等一批核科學家為國分憂的決心。所有這一切，對中科院日後承接重大國防任務，特別是承接『兩彈一星』方面有關工作，也產生了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