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海門人，清末狀元，我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實業家、教育家，曾任中國銀行商股聯合會會長。他被譽為「中國近代輕工業的奠基人」。毛澤東主席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說：「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1853年7月1日（清鹹豐三年五月二十五），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自幼聰穎、求學刻苦。為走上科舉正道，經人介紹，以如皋張氏族人名義報名注籍（張謇祖上三代是沒有功名的冷籍，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869年，16歲的張謇考中秀才。此後卻遭如皋張氏勒索、控告，歷時五年、幾經周折才得以重填履歷，歸通州原籍。
此後，張謇先後五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1885年，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取中第二名舉人，而清朝開科取士二百多年間南人在北闈被取中只有三人。張謇由此聲名漸著，成為清廷當時的南派「清流」領袖潘祖蔭、翁同龢等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求取功名的同時，張謇並非只是埋首於書齋。21歲時，至江寧發審局（晚清的司法事務部門）任書記 ；後入淮軍將領吳長慶幕任機要文書，跟隨吳長慶參詳軍務、督辦海防、遠徵朝鮮。此間，吳長慶另一幕僚袁世凱曾對張謇執弟子之禮。
1894年，在翁同龢的提攜和幫助下，41歲的張謇狀元及第，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自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二十五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雖然實現了封建社會讀書人的最高夢想，但浸淫社會二十載、此時已是不惑之身的張謇已意興闌珊，他在日記中寫道：「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甲午之恥令張謇對從政之路徹底失望。不久，因父親病逝，張謇回到故鄉守孝，從此遠離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甲午一役慘敗，隨後籤訂的中日《馬關條約》準許日本人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任意設廠，帝國主義國家將可以進一步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富，這深深刺激了張謇的愛國之心。閒居在家的張謇在替兩江總督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主張發展民族工業以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張之洞於1895年12月委任張謇「總理通海一帶商務」。張謇興辦實業第一步選擇了利用南通當地棉花產量高、質量好的資源優勢開辦紗廠，開始了以實業救國的實踐，走上了一條異乎艱難的創業道路。
1896年9月，張謇選定南通唐家閘陶朱壩做廠址，取「大生」作為廠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這一句，張謇自己解釋為「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之上之生活」。
但紗廠招股集資歷經種種曲折，幾次險遭夭折。張謇為籌資「四面奔走，陳說通州設立紗廠之利」，然收效甚微，擬招商股60萬兩，歷時一年僅招得三四萬兩。雖經歷了無數的艱難曲折，但張謇實業救國之志始終未曾動搖。1897年，張謇接連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電，他均予回絕。他曾寫信給好友：「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7年冬天，張謇為大生紗廠起草的《廠約》開篇說：「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在他心目中，辦廠就是有用之事，他為自己找到了讀書人的報國之地。
1899年5月23日，經過44個月漫長的籌備，大生終於正式開機，因資金短缺2萬紗錠只開足了9000錠。幸而隨後幾個月裡，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不但得以生存，並在開機第一年就實現了盈利。
初步實踐的成功使張謇更加堅定了追求理想的信心，他努力擴大生產規模和投資範圍。在這個階段，先後發生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令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使中國得紡織工業有了發展得良好機會。20世紀20年代, 張謇已建成大生一、二、三、八共四個紗廠。截至1921年，大生一、二兩廠歷年純利累增總額共為1660餘萬兩。以此為基礎，興建各類企業達69家之多，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大生企業集團，總資本超過三千四百萬元，可謂「實業震寰中」，全國各地對南通都刮目相看。當時有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進入世界視野，這不僅在當時的中國是唯一的，當時全世界也只有美國的黃石公園。
在發展實業取得一定資產的基礎上，張謇又大力創辦教育事業。他主張「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所至即教育所至」，這就是「父實業、母教育」的思想。
早在1902年7月，張謇即捐資建設通州師範，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誌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到1920年，張謇在通海地區先後開辦了小學315所，中學若干所，師範學校3所，專科學校6所，大學一所。張謇把發展教育和發展實業相結合，進行了不懈的實踐，教育事業的成功完全依賴於實業,但同時教育又為進一步推進實業的發展，培養了大量專業技術和專業管理人才。
張謇創辦的新式學校，為整個南通地區的教育事業的興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影響遍及全國。他還先後參與創建或資助了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前身）、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今河海大學前身）、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今上海海事大學前身）、江蘇省立水產學校（今上海海洋大學前身）、同濟醫工學堂（今同濟大學前身）、三江師範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國立東南大學（今東南大學前身）等。
袁世凱政府自組建以來，財政收支就十分拮据。在復闢帝制、準備內戰的過程中，挪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發行準備金，並迫使兩行大量增發鈔票充作軍費，引起通貨膨脹。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和交通銀行總經理的梁士詒提議中、交兩行合併，集中兩行現銀，並發行不兌換紙幣。消息傳出，市場震動，京津等地出現擠兌風潮。為保存有限的現銀，1916年5月10日，袁世凱政府密令中、交兩行兌換券自5月12日起停止兌現、存款停止付現。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接連數日在《申報》刊登照常兌現的廣告
5月11日晨，上海中行接到「停兌令」。上海中行負責人宋漢章、張嘉璈為維護銀行信用，毅然決定拒受政府命令，照常兌現付存。二人四處奔走，精心謀劃對策。宋漢章去會審公廨諮詢應付停兌令所應採取的法律措施。張嘉璈夜訪當時正在上海的張謇，商討以廣大股東作後盾，以股東的力量抵制停兌、止付令。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隨即成立，由張謇任會長，葉揆初為副會長，錢永銘任秘書長，並登報聲明：「為維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滬行信用起見，已聯合全體股東，公請律師代表主持滬行事務，督飭該行備足準備，所有鈔票仍一律照常兌現；所有存款，均一律屆期照付。要之滬行營業仍悉照舊章辦理，望勿誤會，以明界線。」
股東聯合會通電闡明抗命的理由：「為國家維持一分元氣，為人民留一線生機！」
上海中行頂住壓力繼續兌換中國銀行鈔票，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平息了此次上海金融風潮，為民族金融業樹立了楷範，中國銀行的信譽大增。
作為中國銀行商股聯合會的會長，張謇在上海中行抗停兌令、維護中行的信譽的一系列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謇是為了維護中行商股股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作為商界巨擘，他對維護金融穩定、保持金融機構獨立地位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
此後，張謇在農商總長任上通過完善國家金融體系、維護民間金融市場、改革不合理的貨幣制度，三管齊下，為緩解金融困難、革新和穩定金融市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張謇與中國銀行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淵源：香港中行歷史上最有聲望的管理者之一鄭鐵如先生，1917年自國外求學回國後，曾擔任張謇的秘書，後任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加入中國銀行。1930年出任香港中行經理，把自己的後半生獻給了祖國的民族金融事業和香港社會的發展。
張謇用畢生精力創辦實業、教育和社會公益福利事業的精神廣受時人和後人的好評。1929年，胡適曾為《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作序，他稱讚道：「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
張謇實業救國、教育興國的奮鬥歷程和卓著業績，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南通人為建設美好家鄉、創造幸福生活、報效偉大祖國而不懈奮鬥。張謇一生從政從商，職務、頭銜眾多，但南通民間卻一直只稱他為「張四先生」（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而「先生」在南通方言中被用作對有文化的人的敬稱）。這一透著親切和敬重的稱呼，滿含著家鄉人民對張謇的欽佩、感激和懷念的樸素情感。
在中國銀行南通分行的行史陳列館，張謇先生與中國銀行的淵源是全館的開篇。南通中行人以這種方式，表達對這位中國近代實業先驅、對這位在中國銀行發展史上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江海英傑的敬意。幾代南通中行人更以創業創新的實際行動傳承著張謇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造福民生的人文情懷。在發展進程中，南通中行始終將自身的改革發展融入南通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
南通中行舊址
2010年，南通中行復建30周年行慶來臨之際，分行專程拜訪了張謇先生之孫、原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張緒武先生，向張老介紹了南通中行的發展情況。張老對南通中行所取得的成績表示讚賞和欣慰，並欣然題字：「江海明珠、金融奇葩，百年中行、永續輝煌」。
2020年，南通中行迎來復建40周年。從復建初期的艱苦創業，到今天的蓬勃發展，南通中行浸潤著千年古城的江風海韻，傳承百年中行的深厚積澱，緊扣改革開放的時代脈搏，深深紮根江海大地，以振興地方發展、踐行「金融報國」為初心，紮實穩健的前進步伐始終與南通發展同頻共振。秉持「包容會通 敢為人先」江海精神的南通中行人，以強化執行力為鞍轡，再踏徵程，向著戰略目標策馬揚鞭，在新時代全球一流銀行建設航道上，揚帆再起航！
南通中行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