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大陸女作家綠妖的非虛構作品《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由青橙文化策劃，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為寫作本書，綠妖走訪臺灣60餘位農民、10餘個民間團體與臺灣當局，細膩地呈現出臺灣農民享受生活的農村生態。書中聯結臺灣農業、歷史、經濟、民生、環保、社會創新等多個維度，相當豐富地呈現出臺灣鄉村現代與傳統的博弈、結合，農人的尊嚴、創造與堅守。
綠妖書中的臺灣農民，和大陸的農民很不一樣。
按照綠妖的觀察「……我所見的農人，尤其是出現在城市裡的農人，總有倉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自傲，這是臺灣農人給我的最深印象，不論貧窮富裕，他們都有一種怡然自傲之色。它從何而來，是他們比大陸農民更富裕嗎？不見得，大陸農人許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們還高。我試著分辨其成分，隱約是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混合的自我認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規則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從哪裡得到什麼樣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實的生活也支撐了農人的自傲。」作為縣城長大的作家，綠妖的觀察未脫文藝女青年的範兒。關於臺灣農民的「怡然自傲」，有著更豐富的內容。
首先，臺灣農民的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在臺灣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這是他們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基本來源。
2004年，臺灣陸委會邀請于建嶸去訪問，于建嶸見到臺灣老百姓，都問同樣一個問題，地方官員不經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臺灣老百姓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拆我們家房子？于建嶸說，假如拆了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會重判這個不經同意拆房子的官員，假如經過我同意賠十萬，不經我同意他可能要賠一百萬。
于建嶸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又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不立案啊，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有房產證，他沒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錯了，他必須賠。于建嶸說假如發生這個問題怎麼辦？臺灣老百姓說，那我就找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調查完之後，就會開新聞發布會，就會在議會上提出來，這個官員和這個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嶸接著問，假如這個議員不管你這個事怎麼辦？這時，臺灣老百姓都煩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這麼多假如呢？這種假如怎麼可能發生呢？這不是我想讓議員做的事，這是議員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議員天天做夢都希望發生這個事，他怎麼會不來呢？不可能的！」
于建嶸說有可能，臺灣老百姓說不可能，他們有聯繫議員的那個電話卡，那就打電話試吧！一打電話，那個議員在附近，接到電話很興奮就趕過來了。但是，于建嶸還是不甘心，他接著問，假如縣議員就是不來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很簡單啊，他不來，下一次選舉，他到我家來拜票的時候，我會把他用髒水潑出去，他就當不了議員！
從臺北走到臺南，于建嶸得到的就是這麼一個結論。這個問題，他還問了許多國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國、法國，包括美國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次，臺灣農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據綠妖的觀察，臺灣和大陸走過的軌跡是相似的，前幾年沒有年輕人回到鄉下。這幾年，全球經濟放緩，大城市失業率增加，鄉下成為了降低失業率的緩衝區，年輕人陸續回到鄉下。臺灣也有政策給農民一些種地的培訓，種地的機會，他們也有這樣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鄉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綠妖採訪的一個農民，在鄉下種香菇，收入比他在臺中市做電腦工程師收入還要高。做工程師的時候，每個月收入3.5萬臺幣，他要生小孩了，覺得負擔很重。回到鄉村之後，半年就賺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雖然做農民收入低一點，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環境更好，考慮綜合指數的話，年輕人回到鄉下，就可以接受。
第三，臺灣的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結社權和利益表達機制。
綠妖在臺灣看到，臺灣的農民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分別擔負各種不同的功能。臺灣的農民過60歲，每個月就有7000元新臺幣的補貼，並且還會隨著物價波動調整。這一福利並非從天而降，是農民上街遊行爭取到的。
臺灣官僚機構在制定農業政策時，也會出現想當然的情況。比如，政府推出一個休閒農業的法規，最初規定要有50公頃的地才能做休閒農莊，臺灣人均是1.1公頃，很難達到這個要求。政府很尷尬，優惠政策沒人領，而農民自己的休閒農莊遍地開花，這一法規10年當中調整了四五次，不斷貼近農民的實際情況。由此可見，臺灣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規，具有高度的彈性和靈活性，它順應農民的要求。
第四，臺灣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他們能夠葆有精神上的自給自足。
臺灣有大大小小的廟，他們拜各種各樣的神，大道公、媽祖等等。哪怕種地沒那麼掙錢，但是他們還是懷著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們甚至拜果樹，因為果樹養育了人。另外，臺灣農民稍微大一點的姓都有祠堂，祠堂傳了好多代，到現在還有人去清掃、上香，這其中有一種綿延、恆定的東西在支撐著。綠妖覺得，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情感。
在綠妖看來，臺灣也很現代。她去的那個地方叫新社區，在山裡的鄉下，要爬山。火車不到，出了火車站還要再轉汽車。在那裡，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臺北屈臣氏裡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歡的化妝品這裡也都有。美濃也是鄉下，有一批知識分子回到鄉下重建社區。這裡有臺灣鄉土文學傑出的奠基人之一鍾理和的紀念館，雖然不是很大，裡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時候戴的破舊不堪的眼鏡。
綠妖認為，美濃很文明，「你在那裡行走，當地的民宿爭奇鬥豔。我們住的地方就是一邊種著睡蓮，環境很好，房間裡還掛著藝術品，因為這是一個畫家來經營的。設計完全是農民自己設計的，他們這一代五六十歲的農民，都是走南闖北，出過國的，眼界很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審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緻，不是說很豪華，而是說有審美在裡面，住在裡面很賞心悅目，院子很寬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覺得心曠神怡，我就覺得很文明。」
作為一個在大陸農村生活多年，戶籍至今仍在農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陸農民的倉皇自卑。在農村，我多次見過，由基層政府組織、地痞流氓參與的「執法隊」，拆掉違反計劃生育農民夫婦的房子。我也曾見過，農民不願意種棉花，基層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就去剷除農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鄉下，這幾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醫療費用報銷的福利，以及責任田的微薄補貼。在農村種地的農民，收入遠遠比不上進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關鍵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現在產權不明。而他們的基本權利被侵犯時，常常「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此外，農村成為了城市排汙的出口，老家村莊附近的幸福渠，成為縣城居民和一些工廠排汙的臭水溝。
老家的鄉親們，到現在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後輩養老。而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很多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鎮居住。子女每月按時足數給老人支付生活費這樣就已經算不錯了，有的子女對於老人不管不問，也不給或者剋扣生活費，讓老人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個兒子，因為平常照顧她最多的兒子在六十多歲後去世，她80多歲的高齡，從病床掙扎到旁邊的水塘投水自殺。
大陸的農民，被城鄉剪刀差困頓多年，迄今為止，他們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國家遺棄，老無所依。即便現在可以進入城市打工，戶籍的藩籬仍然無法讓他們就地安居。他們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當地高考。最發達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也是歧視他們最甚的地方。在農村，他們不能自行組織農會，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城市，他們無論是打工還是經商，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或商會，保護自己的權益，為孩子爭取平等的教育權。
權利有保障，利益表達有出路，經濟上很殷實，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託……這些即便不是臺灣農民「怡然自傲」的全部來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如果消失，農民怎能不倉皇自卑？（鳳凰網主筆張弘整理）
『鳳凰評論原創出品，版權稿件，轉載請註明來源，違者必究！』
前不久，大陸女作家綠妖的非虛構作品《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由青橙文化策劃，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為寫作本書，綠妖走訪臺灣60餘位農民、10餘個民間團體與臺灣當局，細膩地呈現出臺灣農民享受生活的農村生態。書中聯結臺灣農業、歷史、經濟、民生、環保、社會創新等多個維度，相當豐富地呈現出臺灣鄉村現代與傳統的博弈、結合，農人的尊嚴、創造與堅守。
綠妖書中的臺灣農民，和大陸的農民很不一樣。
按照綠妖的觀察「……我所見的農人，尤其是出現在城市裡的農人，總有倉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自傲，這是臺灣農人給我的最深印象，不論貧窮富裕，他們都有一種怡然自傲之色。它從何而來，是他們比大陸農民更富裕嗎？不見得，大陸農人許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們還高。我試著分辨其成分，隱約是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混合的自我認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規則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從哪裡得到什麼樣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實的生活也支撐了農人的自傲。」作為縣城長大的作家，綠妖的觀察未脫文藝女青年的範兒。關於臺灣農民的「怡然自傲」，有著更豐富的內容。
首先，臺灣農民的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在臺灣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這是他們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基本來源。
2004年，臺灣陸委會邀請于建嶸去訪問，于建嶸見到臺灣老百姓，都問同樣一個問題，地方官員不經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臺灣老百姓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拆我們家房子？于建嶸說，假如拆了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會重判這個不經同意拆房子的官員，假如經過我同意賠十萬，不經我同意他可能要賠一百萬。
于建嶸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又回答說，不可能，他怎麼敢不立案啊，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有房產證，他沒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錯了，他必須賠。于建嶸說假如發生這個問題怎麼辦？臺灣老百姓說，那我就找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調查完之後，就會開新聞發布會，就會在議會上提出來，這個官員和這個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嶸接著問，假如這個議員不管你這個事怎麼辦？這時，臺灣老百姓都煩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這麼多假如呢？這種假如怎麼可能發生呢？這不是我想讓議員做的事，這是議員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議員天天做夢都希望發生這個事，他怎麼會不來呢？不可能的！」
于建嶸說有可能，臺灣老百姓說不可能，他們有聯繫議員的那個電話卡，那就打電話試吧！一打電話，那個議員在附近，接到電話很興奮就趕過來了。但是，于建嶸還是不甘心，他接著問，假如縣議員就是不來怎麼辦？臺灣老百姓告訴他：那很簡單啊，他不來，下一次選舉，他到我家來拜票的時候，我會把他用髒水潑出去，他就當不了議員！
從臺北走到臺南，于建嶸得到的就是這麼一個結論。這個問題，他還問了許多國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國、法國，包括美國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邏輯是一樣的。
其次，臺灣農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據綠妖的觀察，臺灣和大陸走過的軌跡是相似的，前幾年沒有年輕人回到鄉下。這幾年，全球經濟放緩，大城市失業率增加，鄉下成為了降低失業率的緩衝區，年輕人陸續回到鄉下。臺灣也有政策給農民一些種地的培訓，種地的機會，他們也有這樣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鄉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綠妖採訪的一個農民，在鄉下種香菇，收入比他在臺中市做電腦工程師收入還要高。做工程師的時候，每個月收入3.5萬臺幣，他要生小孩了，覺得負擔很重。回到鄉村之後，半年就賺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雖然做農民收入低一點，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環境更好，考慮綜合指數的話，年輕人回到鄉下，就可以接受。
第三，臺灣的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結社權和利益表達機制。
綠妖在臺灣看到，臺灣的農民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分別擔負各種不同的功能。臺灣的農民過60歲，每個月就有7000元新臺幣的補貼，並且還會隨著物價波動調整。這一福利並非從天而降，是農民上街遊行爭取到的。
臺灣官僚機構在制定農業政策時，也會出現想當然的情況。比如，政府推出一個休閒農業的法規，最初規定要有50公頃的地才能做休閒農莊，臺灣人均是1.1公頃，很難達到這個要求。政府很尷尬，優惠政策沒人領，而農民自己的休閒農莊遍地開花，這一法規10年當中調整了四五次，不斷貼近農民的實際情況。由此可見，臺灣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規，具有高度的彈性和靈活性，它順應農民的要求。
第四，臺灣農民有受到法律保護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他們能夠葆有精神上的自給自足。
臺灣有大大小小的廟，他們拜各種各樣的神，大道公、媽祖等等。哪怕種地沒那麼掙錢，但是他們還是懷著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們甚至拜果樹，因為果樹養育了人。另外，臺灣農民稍微大一點的姓都有祠堂，祠堂傳了好多代，到現在還有人去清掃、上香，這其中有一種綿延、恆定的東西在支撐著。綠妖覺得，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種情感。
在綠妖看來，臺灣也很現代。她去的那個地方叫新社區，在山裡的鄉下，要爬山。火車不到，出了火車站還要再轉汽車。在那裡，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臺北屈臣氏裡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歡的化妝品這裡也都有。美濃也是鄉下，有一批知識分子回到鄉下重建社區。這裡有臺灣鄉土文學傑出的奠基人之一鍾理和的紀念館，雖然不是很大，裡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時候戴的破舊不堪的眼鏡。
綠妖認為，美濃很文明，「你在那裡行走，當地的民宿爭奇鬥豔。我們住的地方就是一邊種著睡蓮，環境很好，房間裡還掛著藝術品，因為這是一個畫家來經營的。設計完全是農民自己設計的，他們這一代五六十歲的農民，都是走南闖北，出過國的，眼界很廣。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審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緻，不是說很豪華，而是說有審美在裡面，住在裡面很賞心悅目，院子很寬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覺得心曠神怡，我就覺得很文明。」
作為一個在大陸農村生活多年，戶籍至今仍在農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陸農民的倉皇自卑。在農村，我多次見過，由基層政府組織、地痞流氓參與的「執法隊」，拆掉違反計劃生育農民夫婦的房子。我也曾見過，農民不願意種棉花，基層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就去剷除農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鄉下，這幾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醫療費用報銷的福利，以及責任田的微薄補貼。在農村種地的農民，收入遠遠比不上進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關鍵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現在產權不明。而他們的基本權利被侵犯時，常常「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此外，農村成為了城市排汙的出口，老家村莊附近的幸福渠，成為縣城居民和一些工廠排汙的臭水溝。
老家的鄉親們，到現在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後輩養老。而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很多青壯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鎮居住。子女每月按時足數給老人支付生活費這樣就已經算不錯了，有的子女對於老人不管不問，也不給或者剋扣生活費，讓老人難以維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個兒子，因為平常照顧她最多的兒子在六十多歲後去世，她80多歲的高齡，從病床掙扎到旁邊的水塘投水自殺。
大陸的農民，被城鄉剪刀差困頓多年，迄今為止，他們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國家遺棄，老無所依。即便現在可以進入城市打工，戶籍的藩籬仍然無法讓他們就地安居。他們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當地高考。最發達的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也是歧視他們最甚的地方。在農村，他們不能自行組織農會，維護自己的權利；在城市，他們無論是打工還是經商，也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或商會，保護自己的權益，為孩子爭取平等的教育權。
權利有保障，利益表達有出路，經濟上很殷實，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託……這些即便不是臺灣農民「怡然自傲」的全部來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如果消失，農民怎能不倉皇自卑？（鳳凰網主筆張弘整理）
『鳳凰評論原創出品，版權稿件，轉載請註明來源，違者必究！』
政治向左，經濟向右？不少人對中國當下時局的這一判斷，契合了部分精英群體的困惑。即使是針對黨內而突出強調的政治紀律與政治規矩，以及不得妄議中央，其所帶來的震動已擴至整個社會層面。
如何讀懂十八大後的中國時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屆大梅沙論壇期間，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原主任周為民接受鳳凰評論《高見》欄目獨家訪談。
周為民認為，十八大後，以反腐敗為重點的全面從嚴治黨有很強的現實必要性和緊迫性，就其應有的目的來說，反腐包含三重意義：重振綱紀，重建官場生態，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倫理，「集中到一點就是救黨」。
周為民亦指出，全面從嚴治黨，一方面要整飭紀律、重振綱紀；另一方面要著力健全發展黨內民主，有效保障黨員能夠行使黨章確認的黨員的權利（當然與遵守黨的紀律、履行黨員義務相一致），從而凝聚起廣大黨員。
對當下一些黨內外人士對時局的困惑，周為民向鳳凰網強調，意識形態給社會各群體提供的預期具有全局影響力，因此要正確恰當評估當前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況，不能任意誇大「敵情」。
訪談嘉賓：周為民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原主任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鳳凰網主筆陳芳
突出全面從嚴治黨有三重含義
鳳凰評論《高見》：為什麼十八大後格外強調全面從嚴治黨且力度空前？
周為民：從嚴治黨是歷來強調的，但十八大以來，突出強調從嚴治黨的確有特殊重要性和緊迫性。十八大提出黨要經受四大考驗、化解四種危險（四大考驗，指長期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和外部環境的考驗；四種危險，即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突出全面從嚴治黨。
全面從嚴治黨，現在集中體現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飭紀律、重振綱紀。為什麼？若干年來，種種矛盾、問題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處理，不斷積累加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綱紀廢弛，腐敗的滋生蔓延也與此有直接的關係。這種情況任其發展下去，的確很危險。
鳳凰評論《高見》：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有著很強的問題導向，是針對什麼問題？
周為民：重振綱紀的同時，是要重建官場生態。多年綱紀廢弛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官場生態的惡化，出現很多匪夷所思的現象，官場生態已經惡化到相當嚴重的地步，這種局面必須扭轉。
與這兩點相聯繫，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倫理。綱紀廢弛、官場生態惡化，也直接導致政治倫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惡、榮恥的錯亂。一些官員似乎已經不知道、不在意作為一個官員（更不用說作為共產黨的幹部），真正的體面和尊嚴在哪裡、是什麼了。而這種狀況對社會是有極強烈的腐蝕性的，是造成社會風氣敗壞的重要原因之一。
鳳凰評論《高見》：你剛才講的綱紀廢弛、官場生態惡化、政治倫理錯亂等問題，長期積累，甚至官場中不少人習以為常，為什麼這個問題過去沒有得到解決？
周為民：口號一直是都有的，但怎麼以有效的措施，特別是從制度層面體現從嚴治黨，一直是比較薄弱的，這就導致了這些後果。如果沒有良好的體制制度，執政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幹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權力和資源，黨就會一直處在危險之中。嚴重的腐敗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一些地方出現塌方式大面積腐敗，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這樣最高層級上的腐敗，還不說明黨的肌體正在發生變質嗎？當然這還是局部的變質，但其嚴重程度也已經觸目驚心了。從這方面來看，十八大後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特別是以反腐敗為重點來從嚴治黨，其應有的意義集中到一點，就是救黨。
黨內民主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鳳凰評論《高見》：強力反腐，從嚴治黨，但在過程中，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比如認為反腐是不是選擇性？還有黨內出現人人自危的現象，一些人感慨過去大環境如此，現在來抓是不是人人都有問題。這種聲音背後其實是對反腐的不確定，對這種聲音你怎麼看？
周為民：這些問題都需要重視，但首要的和最緊急的是要遏制住腐敗，這是救黨、救軍之舉的要求。否則任其發展下去，腐敗導致亡黨亡國不是一句空話。
全面從嚴治黨，根本任務是制度建設，制度建設除黨自身的制度改革，還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等等，這些都是與全面從嚴治黨聯繫在一起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不僅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同時有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對反腐敗來說也是一項治本之策。我一再講，腐敗是什麼問題？腐敗是官場侵犯市場的問題，是本來應該由市場配置的資源，被過多控制在權力手中導致的。因此，明確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為目標來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儘可能把由權力過多控制的資源交還給市場，既是完善市場體制的要求，同時對腐敗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鳳凰評論《高見》：從黨的建設角度來講，制度上體現從嚴治黨，最根本的是什麼？
周為民：從制度建設上體現從嚴治黨，根本還是要認真推進發展黨內民主。對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應該從功能的意義上去理解。
鳳凰評論《高見》：而不是從意識形態。
周為民：對，從功能意義上來理解民主，民主的實質就是權力制衡。一定要在這方面著力，按照這樣的方向真正發展黨內民主，來推進黨的建設和制度改革。包括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當中非常關鍵的幹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發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來思考設計。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避免幹部隊伍的逆淘汰現象，體制制度的缺陷導致真正優秀的幹部上不來，能夠上來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機鑽營、吹牛拍馬和一味謀取官位來謀求私利的。如果這種逆淘汰現象得不到糾正，一定帶來整個幹部隊伍的劣質化，這對執政黨來說是致命的。
警惕黨的領導機關和幹部脫離廣大黨員
鳳凰評論《高見》：為什麼要強調政治規矩？
周為民：充分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這同樣是治黨中一個具有基礎性的問題。按照黨章規定，保證每一個黨員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包括提出意見建議、批評和要求的權利，要認真對待，充分保障，否則黨心是凝聚不了的。
鳳凰評論《高見》：怎麼理解妄議中央？
周為民：我們黨歷來強調執政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我多次講在這個最大危險當中，首先存在的一個危險，就是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脫離廣大黨員。如果這樣，這個黨人數再多也是沒有力量的，因為沒有向心力、凝聚力，黨員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權利。很多普通黨員，面對轉型時期的矛盾和危機，的確是憂黨憂國的，可以說談到很多問題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沒有足夠有效的渠道來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議和批評，甚至總是處在被壓制的狀態，這樣一定導致實際上的人心離散。
鳳凰評論《高見》：有分析認為現在是重新喚醒黨章，它和黨章規定的黨員民主權利是一種什麼關係？
周為民：全面從嚴治黨，一方面要整治紀律、重振綱紀；另一方面要著力去健全發展黨內民主，讓廣大黨員能夠切實行使黨章規定的權利，從而有認同感、歸屬感、榮譽感。
鳳凰評論《高見》：正本清源怎麼講？
周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過去在黨的基本理論上存在的一些教條式理解和錯誤觀點。
例如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這是一直強調的，但現實當中一個不必諱言的現象，就是馬克思主義好像越來越不被人當回事，甚至認為那套東西過時了、沒用了。這樣一種現實跟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不少人也在不斷呼籲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建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但為什麼效果還是不理想？
如果把這樣的問題簡單歸結為所謂政治立場和西方影響，那是不得要領的。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長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從蘇聯來的，是和蘇聯模式相聯繫的一套意識形態觀念體系。這套東西跟本來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重大區別的，用中央的話來說，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和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是這些東西錯了，過時了，但它一直被誤以為就是正宗的標準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當然地認為馬克思主義錯了，過時了。這是一個莫大的誤解。
另一方面，針對這個問題，強化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內容，還在沿襲教條式理解和附加的錯誤觀點，還把它當成是馬克思主義，那麼越是強化對這些東西的宣傳，就越是適得其反。
當下意識形態領域仍需正本清源
鳳凰評論《高見》：為什麼今天我們依然要強調正本清源？
周為民： 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提出在黨的思想理論上正本清源的任務，強調要重新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從蘇聯模式和蘇聯意識形態的長期束縛中解放出來。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也就需要繼續推進這項工作，繼續正本清源，不能夠再把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和附加的錯誤觀點，當作是馬克思主義來傳播、強化。
鳳凰評論《高見》：鄧小平提出這個問題30多年了，我們的市場經濟也實行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今天反覆出現這一問題？
周為民：這個原因也是比較複雜的。正本清源這項工作確實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點就是新的理論創造，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也一再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題。很多人問什麼叫中國特色，所謂中國特色，一般講當然是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實際出發，但是不要忘記它最直接最現實最深刻的含義，是強調一定要擺脫蘇聯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相對於蘇聯式社會主義來說的。
鳳凰評論《高見》：現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麼，清什麼？
周為民：還是進一步深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認識。
改革開放一開始所面臨的思想理論上的主要障礙，就是左的東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這些阻力。這些左的東西雖然存在，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作用是有限的，因為改革在順利推進，社會普遍受益，那些左的聲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況有所不同，轉型時期、轉軌過程當中很多矛盾問題在積累加劇，有些問題發展到相當嚴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會上很多群體的廣泛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就容易任意想像過去，任意想像舊體制、美化舊體制，覺得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好像沒有貧富懸殊、社會不平等、官場腐敗等現象。這實際是因為對現實不滿而導致的一種對過去的想像。
對現實不滿的人開始想像、美化舊體制
鳳凰評論《高見》：為什麼會出現想像舊體制、美化舊體制？
周為民：左的極端思潮認為，這都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帶來的，解決辦法就是要重新肯定過去的體制，甚至公開主張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為矛盾、問題的積累加劇，這樣一種左的極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相當的蠱惑力。在意識形態上，如果利用民眾的不滿，來重新主張過去的一些極端的左的思想和觀點，那就是嚴重的問題了。對這種極端的左的東西是需要特別警惕的，包括各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事實上，改革開放不僅僅帶來了物質財富的巨大增長，也空前提高了中國社會的平等程度。這一點很多人不能接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搞市場經濟搞出這麼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貧富差距這麼大，怎麼還敢說空前提高了中國社會的平等程度？對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財產差距，是要認真來對待的，但是以為舊體制之下很平等，沒有這些問題，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實的。
鳳凰評論《高見》：具體指什麼？
周為民：想一想舊體制下中國的農民，想想中國農民的當代命運和他們遭受過的重重苦難。舊體制以諸如戶籍制度、商品糧制度、城市消費品配給制度、就業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這些制度、政策構成一道堅硬的壁壘來隔絕城鄉，把農民擋在城市之外，人為地把社會成員劃分為兩類不同身份的人，一類是鄉下人，農民，一類是城裡人，職工，由這種身份的不平等帶來的是全面的機會不平等，幾乎一切機會對農民都是封閉的。這是舉世罕見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權利上的嚴重不平等。當然計劃經濟有它不得不這樣做的苦衷，但畢竟這是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
鳳凰評論《高見》：這種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是怎麼打破的？
周為民：是改革開放打破的。農民終於有了進城的自由，以及到城裡去打工掙錢、爭取脫貧致富的權利，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國社會的平等程度？當然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包括農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視等等，而現在這些問題，恰恰是舊體制之下嚴重的不平等還沒有完全消除的表現。
認為舊體制之下沒有腐敗，又是一個任意的想像，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舊體制之下那樣一種高度集中的權力，甚至是絕對的權力，你說會沒有腐敗？
鳳凰評論《高見》：但大家觀感上覺得舊體制之下好像比較清廉。
周為民：一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貨幣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時的腐敗主要不表現在貪了多少錢，而是表現在各種特權上，倚仗特權的各種各樣腐敗同樣是觸目驚心的。改革開放以後，搞市場經濟，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這時的腐敗更多表現在倚仗權力來攫取錢財。
第二個原因是過去舊體制之下，整個社會的公開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況民眾根本不可能知道。現在信息傳播方式、傳播技術的變化，已經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開透明程度。
極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張用過去的辦法，甚至文革的辦法，來處理今天的矛盾和問題，他們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資源，就是過去被高度簡單化、教條化了的階級鬥爭理論，而他們對階級、階級鬥爭理論的理解，基本上沿襲蘇聯意識形態和過去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這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這樣來處理今天的矛盾和問題，一定要出大亂子。哪有執政黨主張階級鬥爭的？執政黨的基本責任是要儘可能充分維護全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進全社會的團結與和諧，防止社會出現階級分化，而決不能鼓動社會對立，製造所謂階級鬥爭。
這些問題都需要從基本的理論上去做進一步澄清。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一定不能夠背離這個方向。左的東西的要害就是動搖、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對這樣一套左的東西不能夠含糊、曖昧、甚至遷就，更不能夠有意無意去試圖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會嚴重惡化黨內和社會上的政治風氣，一定導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機。要看到，在中國凡是政治投機，總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機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就中國發展的全局和長遠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誡之一，不能忘掉。
意識形態要給公民提供安全的預期
鳳凰評論《高見》：常聽到不少人提出這樣的困惑：一方面我們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市場資源起決定作用、強調全面依法治國、提高現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方面又感覺到呈現收緊態勢。中國究竟往什麼方向走？
周為民：意識形態是有全局影響力的，因為意識形態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預期，對企業家也好、知識分子也好、社會各群體也好，起到一種提供預期的作用。環境是不是安全、對未來是不是確定，人們會通過意識形態的狀況來作出判斷。為什麼說極左的東西有害呢，就是因為它提供的是一種不安全不確定的預期。
意識形態的核心目的，是要贏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識形態上整天喊打喊殺能凝聚人心嗎？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嗎？因此一旦意識形態上給社會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確定的預期，在其他各個方面都會產生不良影響。
鳳凰評論《高見》：類似的警醒其實並不算多。
周為民：如果意識形態領域左的東西沉渣泛起，人們還是不放心的，還是有疑慮的，這樣就很難充分激發全社會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簡單、強制的方式對待意識形態問題，那就更會導致人心疏離，影響黨與社會各群體特別是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同時也會加劇意識形態方面的虛假化，使人們為了安全都以所謂「政治正確」的假話空話互相敷衍，更不用說那些正好以此投機的了。這是道德的墮落、思想的腐敗和政治風氣的敗壞。
海外有些議論常簡單化地說鄧小平是什麼「政左經右」，這個看法不對。鄧既不是「經右」，也不是「政左」。鄧小平開闢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推進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礙，這樣才煥發出全黨全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才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啟動和推進，才出現鄧小平所說的那種局面：「中國真正活躍起來了」。這就是意識形態對全局的影響。意識形態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注重開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動，反之就會導致全局被動。
鳳凰評論《高見》：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當地認識評估當前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領域的狀況，不能任意誇大敵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現象或者問題簡單籠統地看成階級鬥爭，不能把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看成是戰爭狀態，甚至把黨在這個領域的處境，看得跟孤守於四面受困的山頭一樣。
同時，還需要特別防止那樣一種現象：本來是一些機關一些幹部自身工作沒有做好，但出了問題就編造、誇大「敵情」，濫用什麼「敵對勢力」作為諉過卸責的遁辭。
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的實力和過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更有底氣，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輕躁虛驕，不能把強調中國特色狹隘理解為我們在任何方面都獨一無二，和任何人不同，別人那套東西統統不足為訓。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國特色之一，也是中華文化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們中國人、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夠的包容、吸納和融合能力，不僅能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從容大度安頓、欣賞外來文化，而且會以「西天取經」的精神不畏任何艱難地主動去學習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誠的敬重對待它，把它尊稱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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