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大多數家庭都是在明朝初年建村，講起歷史也都會說自己的老家是山西小青州搬來的，還會說山西大槐樹，而且跟山西老家還有或多或少的聯繫。比方說盧溝橋事變之前，我父親的外祖父每到春節前都要去一趟縣城，帶著信物——去縣城的當鋪裡，領回老家山西給打過來的錢，那個信物說起來都可笑，是一把破鎖，雖然信物簡陋，但是當鋪裡只認這個，沒有文書——因為幾乎都不識字兒。
當時村子裡識字的人不多，能識字的人就被稱為先生了，這樣的先生一個村子裡也是鳳毛麟角。這些先生大多是富裕人家的人，一般是給人寫寫對聯、書信和狀子。這個時候鄉村的文化沒有普及，大多是人都是不識字的「睜眼瞎」，寫自己名字的時候，都是畫一個圈兒，或是在別人寫好後畫一個圈兒——這在魯迅的《阿Q正傳》裡也有過展現。富裕的江南水鄉尚且如此，我們這貧瘠的北方小山村也就更是遙不可及了。可以說，那個時候的表達只有語言，少有文字，恰是一個文字的非主流時代。
每到過年家家是要寫春聯的，那就需要麻煩識字的先生了，每到年節，那些先生家裡擠滿了等著拿春聯的鄉親們，而這沒有酬勞，鄉裡鄉親幫個忙也是情理之中。那時候的春聯基本上都是「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易水三川楊柳綠，燕山八景杏花紅」或是「堂前日暖三槐茂，院內風清五桂香」之類傳了幾輩子的文字。
然而文字的匱乏不代表人們不快樂，相反因為沒有文字的羈絆，人們反倒是很快樂。在這貧瘠的鄉村裡誕生了每個村莊都有就地取材的土語、地名歇後語、外號和語音語調……獨立的語境形成了每個村莊獨有的語系。同時，村裡還有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
每個村都有自己的花會和劇團，裡面的樂師和演員也都是本村的，而且頭頭腦腦都是村裡德高望重的老人。這樣的文藝團體主要的功能有兩個：一個是娛樂，一個是教化。別看人們不識字，但是那些忠君愛國、孝老敬親、尊老愛幼、妯娌和睦、兄弟同心的正能量全都是戲文裡灌輸的，尤其是對於善惡美醜更是愛憎分明。
每個村莊的花會和劇團還要到友好的村莊去交流演出，或是逢年過節，或是對方的村子過廟會，這樣種鄉村聯誼有來有往，也是熱情招待，著實讓人感嘆。
大字不識的農民在村裡這樣的娛樂組織中找到了自己的社會角色，也能在舞臺上有一席之地，讓人刮目相看，得到了社會認同，當然他們也因為角色的不同而被鄉親們賦予了新的名號，在枯燥乏味的田間地頭獲得了新的樂趣。這種誘惑力極大，也促使他們在私下克服自己不識字的缺點，勤學苦練，也是著實下了一番工夫的。
我爺爺生前是劇團裡吹笛子的，也是村旱船會、音樂會裡吹小喇叭的，算是交叉任職吧。別看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寫，但是工尺（念：車）譜記得那是一清二楚，到了七十年代末村裡恢復劇團的時候，他也當成教師教會了好幾個人，也算是一種傳承吧。而我奶奶這個裹著小腳也不識字的老太太，一直在給我們講《火焰駒》的戲文，也常常哼著《小放牛》……因為那是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記憶。受老人們影響，我父親和老叔都會哼上幾段兒屬於我們村莊的小曲兒。
時光荏苒，歲月悄悄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上完學的孩子們都說起了不太標準的普通話，村莊的那些歇後語、土語說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只是偶爾從老人嘴裡蹦出幾句來，那就是村莊語言的活化石了。那些戲電視上、電腦上還有唱的，花會也有人在耍，只是很少了，村裡連我老叔這六十多歲的都玩兒起了智慧型手機，那段時光變成了歷史，那個文字非主流的時代也就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