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決定，會合後的紅一、四方面軍北上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這標誌著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正式形成，北上過程中中共中央對此戰略又進行了調整。尋求紅軍的生存和發展，是中共中央由在川西北改變為北上陝甘建立革命根據地戰略的主要原因。北上戰略方針的正確、中共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北上戰略方針、各路紅軍的相互配合和支持，促成了北上戰略的最終實現。
關鍵詞：紅軍長徵；中共中央；北上戰略；陝北根據地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6.004
作者簡介：宗成康，男，南京政治學院歷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南京 210003)
關於中共中央長徵北上的戰略方針，近10年來學術界對此關注極少，學術刊物不見有關於這一課題的研究文章。僅有的幾篇本世紀初及其之前發表的文章，多在論述該方針形成、貫徹及實現過程，有的文章則重在探討中共北上抗日方針。而在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形成及其原由等問題上，論者說法不一，對這一戰略方針實現的原因，幾乎沒有文字提及。論及這一戰略方針的主要文章觀點：陳兵《中央北上戰略方針與紅軍長徵的勝利》（《軍事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認為，中共中央分析了當時的抗日運動政治形勢和比較川陝地區的環境，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就確定了集中力量向川東北發展、在川陝甘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以有力地促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該文還敘述了中共中央圍繞這一戰略與張國燾鬥爭，最終實現北上的過程。陳光《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實現與紅四方面軍的奮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認為，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為建立川陝甘蘇維埃政權給紅四方面軍的電報，提出了北上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基於中共中央正確分析了抗日運動的形勢，總結了長徵以來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無法建立根據地的經驗，以及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該文還介紹了貫徹執行這一戰略方針的歷史情況。劉國輝《中共北上戰略方針與紅軍長徵的勝利》（《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一文則認為，北上抗日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徵的戰略方針，是長徵勝利的基石和根本保證，是長徵勝利的最終體現。張俊英《論紅軍北上抗日戰略方針的演變》（《平頂山師專學報》1996年第4期）則認為，中共在1933年5月就提出「紅軍北上抗日」的口號，到長徵中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正式形成，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該戰略方針得以實現。劉放鳴《關於紅軍長徵北上戰略方針確定的幾點思考》（《中州學刊》2005年第4期）一文考察了紅軍長徵中的黎平會議、遵義會議、兩河口會議以及榜羅鎮會議，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確定了北上戰略方針，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在北方建立抗日前沿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劉曉東《試論兩河口會議與紅軍北上戰略方針的確立》（《南京郵電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一文經過考證，也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兩河口會議確定了北上戰略方針。本文依據歷史資料，擬系統考察這一戰略方針，對這一戰略方針形成及其標誌、制定的原因和得以實現的諸因素作用，提出個人看法，以求教於專家學者。
一、北上戰略方針的形成
長徵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前，中共中央曾計劃在四川建立根據地。兩軍會師後，中共中央幾經醞釀，最終決定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確立了北上的戰略方針。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遵義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頁。決議明確地規定要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
根據這個決定，中革軍委於1月20日制定了黔北渡江作戰計劃，計劃指出：「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該計劃對渡江作戰做了兩手準備，對四川之敵堵截紅軍過江的決心做了最壞的打算，計劃提出，紅軍「在沿長江為川敵所阻，不得渡江時，我野戰軍應暫留於上川南地域進行戰鬥，並準備渡過金沙江，從敘州上遊渡河。」《中革軍委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1935年1月2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240-241頁。
中央紅軍經由黔北北渡長江的行動遭到了國民黨重兵堵截，紅軍果斷地撤出戰鬥。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北渡長江向川西發展的計劃，準備在川黔滇邊創建革命根據地。2月7日，中革軍委在給各軍團的指示中指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中革軍委關於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1935年2月7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253頁。為此，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在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作了詳細的解釋：「我們現在是在雲貴川三省的廣大地區中，我們就要在這裡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過去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軍取得更密切的聯繫與配合，曾經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向川北發展，所以當時決計放棄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向長江邊繼續前進。然而這一決定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攔阻我們。更由於黨與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要求，紅軍指戰員勇敢戰鬥，「只有消滅貴州、四川、雲南以及蔣介石的追剿部隊，我們才能在雲貴川區域內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1935年2月16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261頁。
然而，紅軍靈活作戰，四渡赤水，調動敵人，造成雲南敵人兵力空虛，給中央紅軍由雲南渡金沙江進入四川、實現建立川西根據地的原計劃提供了可能。4月29日，中革軍委在關於野戰軍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中指出：「由於兩月來的機動，我野戰軍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條件，一般追敵已在我側後，但敵已集中七十團以上兵力向我追擊，在現在地區我已不便進行較大的作戰機動，另方面金沙江兩岸空虛，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決定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中革軍委關於野戰軍速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321頁。
由此可見，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前，中共中央在紅軍轉入川西的計劃中，目的是在川西建立根據地，並沒有進一步北上的打算。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向川西挺進，準備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早在2月16日，中央紅軍經由黔北北渡長江計劃受挫時，曾電告紅四方面軍：「我野戰軍原定渡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赤化四川」，但由於敵重兵防堵紅軍過長江，「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為中央紅軍改變渡長江計劃、爭取創造川滇黔邊根據地致紅四方面軍、中央軍區及紅二、六軍團電》（1935年2月16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455頁。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後，原定的在川西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有無變化？這是紅四方面軍領導層非常關心的。徐向前回憶說：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對於戰略發展方向問題，（四）方面軍總部那時沒有討論過，……而張國燾呢，據我觀察，是個舉棋不定的態度，有時說北取陝甘，有時說南下川西南邊，拿不出個成熟的方案來。當時，迎接中央紅軍是當務之急，戰略發展方向問題亦需兩軍會合後才能決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黨中央上來後再說。」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頁。
兩軍會師前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給中央的電報中，一再請示今後的戰略方針。6月2日，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在關於派紅四方面軍一部進佔懋功與中央紅軍取得聯繫問題致中央電中要求，「請即指示以後行動總方針」，並認為「四川一帶情況有利於我們消滅敵人作戰鞏固之後方根據地」。《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關於派一部進佔懋功與中央紅軍取得聯繫致中央電》（1935年6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頁。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北進達維途中與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當日，張國燾在致中央領導人的電報中再次請求，「望立即恢復電報、交通，經我懋功電臺拍發，請立發整個戰略便致作戰今後兩軍行動大計，請即告之」，《張國燾關於戰略行動方針致朱德、周恩來、毛澤東電》（1935年6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0頁。並請示是北打平武、松潘一線的胡宗南部，還是南打江油、安縣一帶的劉湘殘部及薛嶽部？當日夜，紅四方面軍在給中央電報中再次詢問「總方針應如何決定？」《紅四方面軍關於川西北敵我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5年6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2頁。
而隨著中央紅軍進入四川，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也在發生變化。早在中央紅軍進入川西南後,5月20日,中革軍委在致各軍團、軍委縱隊指示電中提出，「我野戰軍渡過金沙江，取得了北進消滅敵人的有利條件，使黨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蘇區根據地的決定有實現可能。因此，消滅敵人，渡過大渡河，進入到川西北地區，遂成為目前戰略上的實際要求。」《中革軍委關於野戰軍目前戰略方針和任務致各軍團、軍委縱隊電》（1935年5月2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347頁。我們發現，中共中央原計劃的戰略方針發生變化了，即從在川西、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變成只在川西北建立新蘇區。6月10日，博古在《前進報》上發文號召：「與紅四方面軍匯合，在川西北建立大塊的蘇區」。博古：《前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去！》（1935年6月1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381頁。同一時間，總政治部在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加強政治工作的指令中則籠統提出「赤化全西北以至全四川」。《總政治部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加強政治工作的指令》（1935年6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4頁。《紅星》報發表的社論也號召紅軍完成「赤化全四川的任務」。《偉大的會合》（1935年6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6頁。而中共中央直到6月16日復紅四方面軍電中提的仍然是「赤化川西北」。《中央及紅軍中央野戰軍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復四方面軍電》（1935年6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7頁。
6月15日，紅四方面軍紅2師向朱德轉報紅四方面軍兵力部署情況：「現三分之一兵力渡過岷江西岸，控制理、懋兩縣及茂、水及懋、灌兩條道路，迎接我野戰軍。其主力尚在岷江東岸北川、茂、威等縣，與劉、孫、李諸敵對峙中，一部對松潘方面胡敵牽制」。《紅二師轉報四方面軍兵力及部署致朱德電》（1935年6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5頁。
可能考慮到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川北岷江東岸的實際情況，6月16日，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電報中提出了兩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就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徵軍佔領新疆」。要求紅四方面軍「全部及我野戰軍主力均宜在岷江以東，對於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給以堅決的打破，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至發展受限制時，則以陝、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因此堅決的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並告知，中央紅軍「月底全軍可集中理番地區，並準備渡岷江」。《中央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及當前計劃給四方面軍電》（1935年6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8頁。嚴格地說，中共中央在電報中提出的戰略方針，並不是北上的戰略方針。因為它提出要佔領川陝甘三省，這三省中，紅軍主力先佔取哪一省？如果還是前面所講的，先赤化四川，那紅軍就暫時不需要北上。事實上正是如此，總政治部在隨後發出的關於赤化川陝甘和今後任務解釋的指示中，明確指出「赤化以四川為中心的川陝甘三省廣大地區，是此後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共同行動的基本任務」。《總政治部關於赤化川陝甘和今後任務解釋的指示》（1935年6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61頁。以四川為中心，就是首先在四川建立根據地。
而張國燾、陳昌浩6月17日給中央的復電中認為，中央紅軍過岷江並將紅軍主力放在岷、嘉兩江之間發展的計劃是不適宜的。他們「同時［意］向川陝甘發展」，但主張「組織遠徵軍，佔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建議「一方面軍大部即設法渡過金川江，經崇化、丹巴、綏靖休息，準備糧食皮衣，準備沿金川北進佔阿壩。中央機關暫在撫邊、懋功之線」。「四方面軍北折茂、北，□敵□□□□□，由□□進佔到松潘西，打□敵胡□（以下十一字不清）出甘青□□根據，往東向陝西打」。並認為現時「暫時利南進攻」。《張國燾、陳昌浩關於目前部署復中央電》（1935年6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9頁。
針對張國燾提出的集中紅軍主力佔領青海、新疆，出甘、青往東向陝西打及「暫時利南進攻」的建議，6月18日，中革軍委電示紅四方面軍，「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其已過理番部隊，速經塘繞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則兄我如此大部隊經阿壩與草原遊牧區域入甘、青，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時主要一著，望即下決心為要」。《中革軍委關於需集中兵力突破平武對四方面軍的指示電》（1935年6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60頁。中央沒有採納張國燾以紅軍主力佔領青海、新疆的建議，也不同意張國燾「暫時利南進攻」的主張。但中央顯然注意到張國燾向北轉移入甘、青的說法。不過中央認為，經草地入甘、青困難較大，要求進佔平武、松潘「以為向北轉移樞紐」。這是中央準備紅軍北上的一個跡象。 6月19日，張國燾在致中央的電報中，雖然同意打松潘，但提出「一方面軍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壩，以一部向西康發展；四方面軍北打松潘，東扣岷江，南掠天、盧、灌、邛、大、名」《張國燾、徐向前關於一、四方面軍行動方向致中央電》（1935年6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62頁。。對此，中央甚至考慮「暫時拋棄川陝甘方針，改變為向川西南發展」。《中革軍委為力爭從胡宗南、田頌堯防線突破致張國燾電》（1935年6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63頁。而陳昌浩、徐向前計劃攻打松潘，連電張國燾，請示總方針，要求在是否攻打松潘問題上早下決心。張國燾則一直拖延。
6月28日兩河口會議，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北上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此，決定要求「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同時在大、小金川流域「必須留下部分力量發展遊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陝甘蘇區之一部」。《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1935年6月2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74頁。提出向北進攻進佔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這一決定，應該視為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正式形成的標誌。
在這之後，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對北上戰略方針作了一些局部調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重申「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中共中央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1935年8月5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09頁。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兒蓋會議作出的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又進一步提出「佔取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1935年8月2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36頁。由於張國燾的分裂行徑，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單獨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的俄界會議，毛澤東報告指出，由於只有紅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北上，力量的減小，需要將北上戰略方針中原定的創造根據地之地域作出變動，提出「經過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示和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即，「首先在蘇聯邊境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151頁。俄界會議「同意已經採取的步驟及今後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1935年9月12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83頁。而中共中央最終選擇陝北作為全國革命的大本營。
二、北上戰略方針制定的原因
中共中央為什麼要放棄在川西建立革命根據地，轉而採取北上的戰略方針？一些論著認為北上抗日救國是中共中央改變戰略方針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仔細閱讀史料，就會發現，在當時險惡的環境下，尋求紅軍的生存和發展，應該是中共中央改變戰略的主因。
在中共中央看來，當時川西的人文地理、敵情、經濟環境不適宜紅軍的生存與發展。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向川西推進的過程中，其文獻資料不斷反映紅軍遭遇少數民族武裝襲擊的情況，以及地形和糧食的困難。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號召各軍團：「以頑強的意志克服糧食與地形的困難」。《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為達到紅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任務給各軍團的指示》（1935年6月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資料選編》第3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頁。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前後，中共中央與紅四方面軍來往的電報中，也透露了川西生存環境惡劣的一些情況。6月12日，紅四方面軍向中央報告說，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前往的川西北「理、懋一帶大約地瘠人稀，糧食不豐，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綏靖一帶或較此為好，馬塘以上即為小草地，居民遊牧生活者為多，然人煙亦密」。《紅四方面軍關於川西北敵我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5年6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2頁。就是說，在川西北一帶紅軍籌糧比較困難。6月13日，張國燾、陳昌浩給中央領導人的電報說：「懋功一帶糧食困難，不能養大兵，須用一切力量解決經濟問題」。《張國燾、陳昌浩對中央紅軍行動建議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電》（1935年6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3頁。
鑑於此，中共中央於6月16日給紅四方面軍的電報中，提出紅軍渡岷江，主力在岷江以東，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方針。電報指出，「懋功、兩河口之線，因糧食極少，不能休息」。「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餘裡，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始封鎖岷江上遊（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良策。」《中央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及當前計劃給四方面軍電》（1935年6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8頁。張國燾在6月17日的回電中，對中央提出的紅軍渡岷江向岷、嘉之間發展提出異議，理由是「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再者水深流急，敵已有準備，不易過。」由岷江東打條件不行，「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糧食絕無」，「茂、理糧食較懋功困難」。《張國燾、陳昌浩關於目前部署復中央電》（1935年6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9頁。這說明在川西北地區紅軍已無建立根據地的可能。
徐向前回憶說，紅四方面軍剛進入川西北地區，張國燾就宣布成立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出布告，寫條例，發指示，建立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樂乎，表面看來，似乎要鋪開攤子，在這一帶立腳生根。其實「誰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廣，人稀糧少，不適合大部隊久住，又是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形成的少數民族隔閡不易消除，紅軍要建立革命根據地，談何容易呀！」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7頁。
而當時的敵情是：「胡宗南所部二十七個團固守文縣、松潘、平武、江油地區，均向我伺機進攻。以楊森、鄧錫侯約五十個團，由寶興，大川、牛頭山地段向我方築壘推進。以劉文輝、李抱冰約十五個團在康定、丹巴、瀘定地域築壘並扼守大渡河右岸。以薛嶽部周、吳兩敵向綿陽集中；郭勳祺集結新津，均策應岷江東岸。萬耀輝留靖溪、雅州築壘，同時于學忠調為川陝甘『剿匪』總司令，奉軍有西調可能。估計敵人這一部署，其企圖在阻我入甘南與岷江東岸，並防堵我軍復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廣大草原以封鎖和困餓我軍」。《中革軍委關於松潘戰役的計劃》（1935年6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75頁。正因為如此，6月28日，中共中央進一步作出迅速脫離現有地域，北上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戰略方針的決定。為使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和廣大紅軍了解和執行這一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文件、電報以及紅軍報刊對實行這一戰略方針的理由進行了反覆闡述。
中共中央認為，在川西建立根據地，「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致張國燾電》（1935年9月9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72頁。首先，這一地區為少數民族居住區，由於國民黨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少數民族與漢族矛盾很深。「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端嚴重，決難繼續下去。」《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67頁。其次，從經濟條件上看，這一地區人口稀少，糧食缺乏，「絕對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裡間，求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67頁。再次，這一地區敵情嚴重，地形於紅軍不利。「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丹巴南千餘裡，懋功南七百餘裡，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瀘、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決無攻取可能。」《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67頁。「地形上也不適宜於進行廣大的運動戰。」《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1935年7月1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567頁。
中共中央指出，紅軍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也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因為這些地區少數民族較多，「漢族紅軍之全部的與長期的深入這個地區，必然會引起這些民族之誤解、嫌隙，甚至敵視的態度。——這在糧食給養困難的條件下，更加容易尖銳。」這一行動「客觀上正適合敵人的要求，敵人正以全力壓迫我們向著不利地區，而它可以沿著黃河構築重疊的封鎖線和堡壘，阻止我們以後向中國本部之發展，切斷我們與其他蘇區與紅軍及全國革命運動之聯繫。」同時，這一地區「自然與物質條件之不利」，紅軍大部隊長時期在這個區域行動，將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1935年8月2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37-638頁。
8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這個決定對紅軍北上陝甘的理由作了系統的闡述。決定指出：
這個決定，是根據下面的理由和考慮出發的，甘陝地區，不論目前與將來之發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據我們現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夠實現的，這些理由與考慮是：
甲、在政治上，我們能夠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遊擊區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遊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聯繫存在於陝川邊之蘇區與遊擊區域成為一片的蘇區，這給我們可能在短時期中，迅速造成鞏固的蘇區根據地，這就能夠迅速的形成在中國西北部以及全中國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心。 乙、在敵情上，在這個地區中，是幾個軍閥的系統，他們雖然聯合地向我們進攻，然而存在著自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敵人一般的戰鬥力之薄弱，及士氣之不振，特別是東北軍，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刀鋒前從河北調來，以及十九路軍改編的士兵，他們中間反帝與不滿的情緒，正是我們革命工作順利的條件，東北軍與陝甘部隊之缺乏與主力紅軍作戰的經驗，敵人一般的遠離其軍事戰略及政治軍事之中心地區，凡此等等，都給我們以順利的條件，在靈活的機動之中，各個擊破敵人，取得重大的勝利。
丙、在居民群眾的條件上，這個地區，由於連年繼續不斷的深涸的農業危機，饑荒、沉重的捐稅，土地的集中，迅速的生長著偉大的農民革命的先決條件，並已開展著反捐稅爭土地的農民鬥爭和遊擊運動，這使我們在當地基本的漢族群眾中，能夠給這種自發的農民鬥爭以組織領導，提高其覺悟程度，而走上蘇維埃革命的道路，並便利於紅軍擴大與發展，這給在這個區域居住的及其鄰近的非漢族群眾（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們自己人民共和國的運動，以大的激勵和推動，並經過我們的幫助、發動、領導，能夠迅速爭取這個運動，匯流於蘇維埃的巨濤之中。
丁、在物質的條件上，這個區域是西北比較富庶的區域，能夠保證我們現有及繼續擴大之部隊的物質供給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1935年8月2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36-637頁。
當時的文獻，還提到了紅軍北上陝甘的地理條件，「這一地區離開反革命的中心較遠，敵人的力量比較薄弱」；「這一地區與蘇聯和外蒙人民共和國接近」。《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1935年7月1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568頁。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主要是基於紅軍的生存和發展的考慮。當然，應該看到，中共中央也十分關注日本對華侵略的發展，「帝國主義（侵略）的更進一步，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華北，造成華北國的實際行動」。《中共中央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1935年8月5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07頁。俄界會議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批評張國燾對「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國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估計不足」。「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以向中國西南部的邊陲地區（川康藏邊）退卻的方針，（代替）向中國西北部前進建立模範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布爾什維克的方針」。《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1935年9月12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83頁。這表明紅軍北上也包含著到抗日前線建立根據地的意圖。但在當時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紅軍處境極端危險的情況下，紅軍的生存和發展是第一位的，如果當時川西北具備紅軍建立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地形等有利條件，紅軍一定會貫徹執行既定的建立川西北根據地、首先赤化四川的戰略方針。換句話說，如果陝甘不具備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上述條件，即使這一地區處在抗日前線，紅軍在當時也不可能實行北上戰略。而在北上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還考慮過到蘇聯邊境建立根據地。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當時的文獻對中共中央制定北上戰略方針主要理由的闡述就說明了這一點。
三、北上戰略方針實現的合力
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北上到達陝北，宣告「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徵是勝利了。」《林育英關於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854頁。直羅鎮戰役，為中共「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戰爭的根據地……舉行了奠基禮」。《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最終得以實現，這對紅軍結束長徵乃至中國革命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但現有論著，鮮有探討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勝利實現的原因。筆者認為，促使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得以實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因素有下列幾點。
第一，中共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北上戰略方針。北上戰略方針確定後，中共中央在同堅持南下錯誤主張的張國燾的鬥爭中，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方針。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消滅松潘地區的胡敵，並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戰和發展。」《中革軍委關於松潘戰役的計劃》（1935年6月29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547頁。由於張國燾藉口「組織問題」未解決向中央索取領導權而延誤戰機，胡宗南在松潘得以集中兵力，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不得已撤銷松潘戰役計劃，毅然決定改經草地北上。草地荒無人煙，環境惡劣。而在這之前，中共中央認定紅軍不可能過草地，「如此大部隊經阿壩與草原遊牧區域入甘青，將感覺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張聞天等關於紅四方面軍的戰略任務致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電》（1935年6月1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519頁。「北出草原遊牧地，此時極少可能。」《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為力爭實行川陝甘方針再致張國燾電》（1935年6月20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523頁。但中共中央為貫徹北上戰略方針，決心將不可能變為可能，擬定《夏洮戰役計劃》，「攻佔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夏洮戰役計劃》（1935年8月3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04頁。毛澤東指出，「敵人判斷我們東出四川，不敢冒險橫跨草地，走北出陝甘這一著棋，我們偏要走敵人認為不敢走的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467頁。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對堅持南下的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說服鬥爭，並隨紅軍右路軍進入茫茫草地。右路軍過草地後，張國燾不但沒有率領左路軍過草地，還命令已過草地的陳昌浩、徐向前率右路軍南下。中共中央毅然決定率領右路軍中的一、三軍單獨北上。
有人對中共中央事先沒有打招呼、悄然率領紅一、三軍北上不理解，質疑張國燾要陳昌浩率領右路軍南下、企圖危害中央的密電存在。事實上這種責備、質疑是沒有意義的。就是沒有打招呼、沒有這份密電，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在當時的情況下悄然北上也是無可厚非的。張國燾頑固堅持南下的錯誤主張，不僅不率領左路軍北上，還指令陳昌浩、徐向前率領已經北上的右路軍南下，這說明到中共中央單獨北上前，張國燾的南下主張已無法改變。而陳昌浩在張國燾的指令下，「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2頁。毛澤東後來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陳昌浩「當時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鈞、毛炳文，走草地沒有王鈞、毛炳文。這是他根據的機會主義觀點，所以，張國燾堅決要他回去，他便主張回去。」《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150頁。而徐向前則表示，「四方面軍分成兩半恐怕不好」。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0頁。在這種情況下，道不同不相為謀，中共中央只能單獨北上。而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不斷散布攻擊中央的言論，使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的關係到了稍有不慎就會擦槍走火的地步。聶榮臻回憶說，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一天晚上，陳昌浩找聶榮臻談話，要他反對毛澤東，他沒有表態。在回駐地的路上，聶榮臻害怕陳昌浩整他，他和警衛員槍裡的子彈都上了膛，「而過去在不作戰時，從來沒有將手槍頂上子彈的。」因為在這之前紅2師的參謀長就是在路上被冷槍擊中犧牲的。《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頁。張國燾甚至下令正北進過草地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聽則將其扣留」。《張國燾關於扣留軍委縱隊致詹才芳的電令》（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69頁。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單獨北上時，對紅四方面軍還「放了警戒哨」。而紅四方面軍有人則提出對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打不打的問題。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62頁。基於這種緊張關係，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悄然北上是正常的，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打招呼應該是多餘的，當時即使沒有密電，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恐怕也要悄然北上。而對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再做無效的工作，只能貽誤戰機、失掉北進的最佳時機。在答覆張國燾對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單獨北上的質疑電中，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先率領一三軍北上，只是為了實現中央自己的戰略方針，並企圖以自己的艱苦鬥爭，為左路軍及右路軍之四軍、卅軍開闢道路，以便於他們的北上。」《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張國燾放棄錯誤立場，堅決執行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指示》（1935年9月14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85頁。
正是中共中央面對各種幹擾和威脅，堅守北上戰略方針，才使北上戰略方針得以實現。
第二，北上戰略方針的正確。中共中央對北進形勢的估計和分析，符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當時的文獻也展示了紅軍北上徵途與四川完全不同的情景。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向北是出路」。《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致張國燾電》（1935年9月9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72頁。「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68頁。
右路軍過草地後，徐向前、陳昌浩在電報中報告說：「此方糧、房甚多」。《徐向前、陳昌浩關於速集全力突破岷（縣）西（固）成（縣）封鎖線的意見》（1935年8月31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53頁。徐向前回憶說，「穿過草地，部隊進入了半農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區。有糧、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大家可高興啦」。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55頁。
8月31日，在通往甘南的要地上、下包座，紅軍全殲守敵和敵援軍第49師。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門戶。先頭部隊「向俄界地區探路開進，敵文縣、武都、西固、岷州線兵力不多，築碉未成，難以阻我突擊。」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58頁。
9月1日，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胡、薛二部弱極，薛尤甚。截止卅日止，薛部主力尚在守（平）武、廣元、昭化線。蔣令胡部繞道文具開西固，計程近千裡。胡請蔣令薛部開南坪，樟（漳）臘、松潘接防，才能集中開進。目前文縣、武都、西固、岷州線一般空（虛），無多敵，僅十二師及魯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于學忠部僅一部在兩當、徽縣設防。……消滅了四十九師後，胡宗南部更須繞道才敢前進。……下包座地區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糧足。羅達以東，即完全漢人區域」。《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有利於我軍向前發展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9月1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54-655頁。
9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致林彪、聶榮臻電中說：「我三十軍派隊分向南坪、黃勝關前出百二十裡偵察無敵情，向東北方向五十裡偵察亦無敵情，蔣令胡敵以一部守備松坪線，主力速集岷州，但至今未開動」。《徐向前、陳昌浩關於速查明岷州方向前進道路致林彪、聶榮臻電》（1935年9月2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56頁。
9月8日，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致電張國燾等，要求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電文指出：「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敵仍空虛。」《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1935年9月8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668頁。 由於甘南敵人兵力空虛，為紅軍北上提供了有利時機。
9月10日，中共中央和紅一、三軍單獨北上後，俄界會議決定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17日，陝甘支隊突破天險臘子口。「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聶榮臻著：《聶榮臻回憶錄》，第229頁。 正隨陝甘支隊北上的童小鵬在9月18日的長徵日記中，記載了紅軍過臘子口後的興奮心情，「今日要離開藏人區域了，大家都異常興奮，巴不得趕快走。早飯後即出發，爬一座二十裡高的大拉山，至山頂時，見前面路上即不同了。回頭看，後面是崇山峻岭，前面是平地矮坡，這時真是腳踏兩個世界。下山出溝約二十裡，即見麥田屋宇，並且有牛羊雞犬，尤其見到數月來未見過的群眾，在路旁微笑的歡迎我們。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興得要跳起來。一見就問路呀，談話呀，弄得群眾應付不來。再近十裡到懸窩宿營（約五十裡），於是數月來沒有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復起來了，很久斷絕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來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回想自入夾金山進藏人區至今三個月，過著的是非常的生活，見不到人，沒有交易，沒有土豪打，今日則完全相反」。《童小鵬日記》（1934年9月1日-1935年10月31日），中國博物館編：《紅軍長徵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頁。9月20日，中共中央到達哈達鋪，毛澤東等領導人從《大公報》等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
22日，張聞天在紅軍刊印的《前進報》上發文《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引用了《大公報》關於陝北蘇維埃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導。文章說：「據我們所知道的徐海東同志所領導的二十五軍以前曾佔領甘南之兩當、徽縣，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陝甘之交，取得許多偉大勝利，現在想來已與陝北之二十六軍取得了聯繫。……從各種反動報紙上看來，紅軍與赤色遊擊隊在陝甘兩省內正在普遍的發（展）著。……響應著陝甘紅軍與赤色遊擊隊的活動，我們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之一部，已經開始進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區。……這將大大地推動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前進，發動千百萬西北勞苦群眾為蘇維埃革命而鬥爭。……讓那些沒有氣節的機會主義者去悲嘆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的低落、去歌頌反動統治的日益鞏固吧，……我們將踢掉這些障礙物，肅清自己前進的道路，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而鬥爭。」《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1935年9月22日），《紅軍長徵·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701-703頁。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舉行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在中蘇邊境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77頁。
中共中央正確的北上戰略方針，改變了紅軍的命運，不但贏得了紅軍和中國革命的發展，還為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抗日開闢了前進的基地。1936年5月，張國燾的「第二中央」在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中，承認南下的戰略是錯誤的：「主力紅軍如果比較長久停留在現在的川、康區域內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將不得不以英帝國主義為主要鬥爭對象，這就不能適應目前全國抗日反蔣的局勢；另方面糧食的缺乏，使我們在現有地區少數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難。因此我們目前的革命戰略方針是在奪取西北地區，創立西北廣大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張國燾「第二中央」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1936年5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522頁。
第三，各路紅軍的相互支持。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實現，還由於有各路紅軍的相互支持，不管這種支持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他們多多少少都為中共中央實現北上戰略方針作出過貢獻。
右路軍過草地後，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紅四方面軍第30軍和第4軍一部，一舉攻克了敵人佔據的包座，打開了北上紅軍向甘南進軍的門戶。 由於張國燾的阻撓，紅一、四方面軍沒有一起北上，這對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是個破壞。但紅四方面軍南下，客觀上也牽制了追剿北上紅軍敵人的力量。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幹部會議上說，紅四方面軍「南下還給全國紅軍以極大的配合。假如當時一、四方面軍全部都到陝北去，那麼薛嶽、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個團可以跟著我們到陝北去，使我們發生更大的困難。正因為當時主力紅軍的南下，牽制與吸引了敵人，使一、三軍能夠順利的達到陝北」。《張國燾在幹部會議上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1936年3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397頁。這是張國燾對自己南下的錯誤戰略辯解的誇大其詞，但也不是子虛烏有。一、四方面軍都是紅軍，共同的敵人都是追剿他們的國民黨軍。紅一、四方面軍分別北上和南下後，國民黨軍不得不分兵追剿，這無形減輕了北上紅軍的壓力。
紅四方面軍開始南下時，蔣介石國民黨軍就已經注意到紅軍分裂的情況，「朱、徐兩匪，率大部在蘆花、黑水及松茂間閩江西岸各地，似有回竄之樣。」《鄧錫侯關於嚴密築碉堅工固守逐步推進給楊宗禮、李樹華的命令》（1935年10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徵·參考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頁。「赤匪內部分裂，毛匪已帶偽一、三兩軍團北竄入甘，而徐、朱兩股會合，希圖先竄康北，再轉康南與西昌會理一帶，冀圖苟延殘喘。」《蔣介石關於防守雅江與康定一線給李韞珩的手令》（1935年10月7日），《紅軍長徵·參考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751頁。10月7日，蔣介石在飛往西安督剿北上紅軍的同時，電令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中（蔣本人）本日飛西安巡視，對於徐、朱合股，圖竄西康，勢所必至，此即殘匪之末路，只要我軍禪精竭慮，必有殲滅成功之道，望兄一面與各友軍切實聯絡，彼此分別堵截與追剿之責任。」《蔣介石關於在康北地區堵截紅四方面軍給劉文輝的手令》（1935年10月7日），《紅軍長徵·參考資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第752頁。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攻勢，使蔣介石不得不將很大部分的國民黨軍力投放到「圍剿」紅軍的四川戰場上。 紅四方面軍的情報也顯示，國民黨軍分兵四川與紅四方面軍作戰。「蔣敵、川敵在我北路軍出岷縣通渭地帶時，即以周渾元十二個團移武都，胡宗南約二十餘團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陝甘軍隊行動，而以在茂縣之李家鈺軍準備北進策應。……蔣、川各敵似知我主力南下，將待機覓我主力而出動。特別在康定、丹巴線上之敵似在北移，企圖抗拒我軍」。《綏丹崇懋戰役計劃》（1935年10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231頁。
由於紅四方面軍已南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也致電紅四方面軍，「目前應堅決向天全、蘆山、邛崍、大邑、雅安發展，消滅劉、鄧、楊部隊，求得四方面軍的壯大，鉗制川敵主力殘部」。《中央對四方面軍戰略方針的指示電》（1935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267頁。
紅二、六軍團在南方湘鄂川黔地域的作戰，牽制了追剿北上紅軍的國民黨軍的兵力。1935年9月1日，已經北上過草地的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告訴他們：「二、六軍團在偉大勝利後，蔣不得不增調十個師去，吳縱隊（國民黨軍吳奇偉縱隊）全部正抽調中」。《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為促左路軍北上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9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徵時期》，第138頁。吳奇偉縱隊是追剿紅軍的薛嶽所部勁旅。9月29日，任弼時在紅二、六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我二六軍團和湘鄂川黔蘇區成為長江南岸——中國南部蘇維埃運動發展中最重要柱石，他是配合協助中央主力紅軍（野戰軍和四方面軍合稱）擊敗國民黨軍閥進而直接同帝國主義進行戰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力量。……最近中央紅軍（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已由川西北出動將要開始摧毀蔣介石主力的神聖戰鬥，中央紅軍的出動，這是最有力的配合我們粉碎蔣介石對我二六軍團的大舉圍剿計劃」。《任弼時在二、六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1935年9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11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紅軍粉碎蔣介石國民黨軍事「圍剿」的重要保證。
在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北上的過程中，包括1935年9月長徵到達陝北的紅25軍在內的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為中共中央與陝甘支隊北上提供了落腳點，對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實現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是由於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中共中央才決定將長徵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北上紅軍到達陝北之前的10月1日，陝北紅軍第15軍團在打破蔣介石的「圍剿」中，取得勞山戰鬥的勝利，消滅敵一個師、擊斃敵師長何立中，進一步鞏固了陝北根據地。當年紅25軍老戰士王誠漢在文章中說，「紅25軍同陝甘紅軍會師後，緊密團結奮鬥，形成了一股堅強的革命力量，為迎接黨中央和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將革命大本營奠基西北，開創抗日新局面，做出了積極貢獻。」王誠漢：《革命大本營的奠基禮》，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史資料選編》，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頁。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CPC Central Committee's Strategic Policy of Heading North during the Long March
Zong Chengkang
Abstrac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Conference at Lianghekou decided that after their rendezvous, the First and Fourth Front Red Army would march northward firstly to seize the southern Gansu, so as to establish the Sichuan-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Base. This marked the formation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s strategic policy of heading north during the Long March, which was to undergo necessary adjustments later on.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hifted its strategy by going north from northwestern Sichuan to Shaanxi and Gansu was to seek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Army. The accuracy of the strategic policy of heading north, the unswerv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lus the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Red Army, contributed to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y. Key words: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strategic policy of heading north; the northern Shaanxi Revolutionary Base
責任編輯：戴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