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國際體系搖搖欲墜,中國接下來怎麼辦

2021-02-22 IPP評論





IPP評論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疫情對世界造成了三個「史無前例」的影響:全球化遭質疑、種族主義抬頭、二戰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搖搖欲墜。此次疫情對世界造成了三個「史無前例」的影響:全球化遭質疑、種族主義抬頭、二戰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搖搖欲墜。因此未來10年,中國或許將會面對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代,前方「陷阱」重重,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鄭永年教授接受正和島採訪時,思考了中國接下來十年應該如何做。

疫情帶給世界的3點影響

 

面對突發疫情,沒有哪個國家是準備好的,難免會有一定的滯後和恐慌。

但這次新冠疫情,我們看到了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整個國家即刻都動起來了。如果換成其他一些國家,難以做到。

 

中國有一點做得非常明確,無論封城、封路,還是封小區,最終圍繞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並非是為了穩定而穩定。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優先的。

 

目前疫情在中國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但卻在世界呈現出「大流行病」的態勢,許多國家仍處在上升期,仍有許多不確定性。

歷史上,瘟疫和戰爭幾乎是孿生兄弟,如果社會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幾乎只有一牆之隔。必須看到,這次是「綜合性危機」,是經濟危機、社會恐慌、國家治理危機的「三合一」併發症,在西方尤其明顯,要非常警惕。 

此次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可以用「史無前例」來形容,主要有這3點:

 

1. 經濟:重新反思全球化

 

這次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我認為會遠超2008年,可能會比1929—1933年大蕭條時還糟。

 

從經濟層面上來說,疫情使人們對全球化產生了懷疑。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這波全球化,毫無疑問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但也產生了許多問題,財富只是流到一些國家和極少數人手中,出現了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政府稅收、就業流失等現象。

 

全球化原本是為促進資源和產業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籠罩下,一些規則突然不靈了。許多國家發現,產業鏈一受影響,自己連普通的口罩和防護服都生產不了。國家、政府的經濟主權沒有了。

 

他們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帶來了什麼?有人就說,疫情可能敲響了全球化的喪鐘,是對全球化的最後一擊。

 

但我認為,疫情並不會完全終止全球化,而是會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狀態——傳統的投資與貿易的形式,是一種「有限的全球化」。

 

各個國家會重新去爭取對自己國家經濟主權的掌握,通過「產業回歸」的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將重要的、與安全民生相關的產業放回自己國家以及交通、溝通都相對方便的國家之中。

 

2. 政治:種族主義抬頭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這次疫情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種族主義抬頭。

尤其是美國,此前一直揪著「新冠病毒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呢」這個問題作文章;《華爾街日報》還說中國是「亞洲病夫」。這段時間的中美關係,實際上就是圍繞著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展開的。

 

再舉個例子,歐盟原本是作為歐洲區域人類共同體的典範的,但這次疫情一來,歐盟國家又都回到了主權國家的時代。義大利、塞爾維亞急需幫助,但沒有哪些歐洲國家可以幫它們。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來10年,將會是一個民粹主義高漲的時代,也是一個動蕩的時代。

 

資本可以在全球流動,知識可以在全球流動,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動,貧困也無法流動,政治權力更是無法流動,所以各國主權意識勢必日益強化,民粹主義日益高漲。

 

3. 國際關係:二戰後的國際體系搖搖欲墜

 

而從國際關係來說,以往國際關係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戰以來建立的國際秩序已經是搖搖欲墜了。疫情大大加速了這個進程。

 

這不僅是對西方的挑戰,也是對中國的挑戰。該如何解決?目前為止整個世界都還沒有方案。

 

誰都不知道新的體系是什麼樣的,由誰來建立,而且也不是說美國主導的世界不行了,中國就可以主導。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再強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

 

但不管怎麼說,「逆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了,中國再怎麼努力都很難逆轉。它的主要動力來自中美關係的惡化,從科技到意識形態,現在中美在科學技術上的人員交流幾乎處於停頓狀態,兩國意識形態對立。

 

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美國主要是想藉機打壓中國高端製造,不希望中國在技術層面往上爬,期望通過一場「技術戰」拖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促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對未來的中美關係不能那麼樂觀,中國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合作,另一條腿是鬥爭,後者不可避免。

 

未來的全球化,或許是「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和「一個世界、兩個體制」,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另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一些國家跟美國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國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國家兩邊的生意都做。

 

中美兩個市場之間也不會完全脫鉤,會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已是不可避免,接下來中美貿易依存度必然會有所下降。這未必是壞事。

 

中國政府和民間,都不想與美國交惡,但這已經不是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的了。因為美國視中國為「眼中釘」,我們只能「以直報怨」。

未來10年:

中國要避開陷阱,我的6點建議

 

所以說,未來10年,中國或許將會面對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

 

對此,我有6點建議:

 

1. 做好制度建設

 

在這場抗疫過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許多人討論中央政府足夠果斷,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還比較自我,甚至隱瞞信息「不作為」。然而光是「譴責」地方政府就足夠了嗎?

 

一般來說,今天地方的行政機構裡,可以發現3類群體:一類是唱讚歌的,熱衷講大政治和大話,「口惠而實不至」;另一類是不作為的,準時上下班,上班讀書看報寫文件,但沒有行動;還有一類是想作為的。

 

三種群體,三個結果。每天吹牛拍馬、唱讚歌的,被上級領導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為,也不幹活的,他不犯錯誤,也有機會提拔。那些想作為的卻困難重重,一旦做點事情,就容易觸動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觸動的人就會變成告狀者,就有人來查你。因此,對想作為的幹部來說,不作為便是最「理想」的選擇。

 

這樣的情況下,誰來幹活呢?大家都學著吹牛拍馬,大都學著不幹活。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年「低級紅,高級黑」多了起來,要從制度上找原因,從制度上去改進。

 

就人性來說,不管什麼樣的體制,總會出現這3類群體。但要想促成領導幹部有所作為,就必須從制度的角度來分析。體制的設計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點。最高領導人這幾年也反覆強調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所以地方政府為什麼「不負責任」?你不能光指著某個領導說:你不負責。新冠疫情的擴散就說明了這點:武漢市長辯說他不報也是根據法律和政府規定來的,沒有權力把這個公之於眾,他也有他的說法。

 

我多次說過,一個國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內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從體制角度來說,中央、地方還是需要改革,目標就在於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責任感。

 

不能光從人的角度來說「你不作為」,要從制度上找到不作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誰來承擔責任」,我覺得這一點中央政府要明確,中央政府誰承擔責任,地方政府又是誰承擔責任,然後從體制上保證他們能承擔這個責任,而不是說光去批評。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有些該集權的地方沒有集好權,該放權的地方沒有放好權,這樣地方政府的權力就不足。所謂「使命型政黨」不是說不會犯錯誤,也是會犯錯誤,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糾正錯誤。

 

在這一點上,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鑑:

比如不到600萬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級政府。武漢市有幾級政府?至少三級半。中國哪怕像新加坡這樣規模的城市都是三級半政府,需要這麼多層級的政府幹什麼呢?中國從秦朝、漢朝到晚清都是三級政府,現在有這麼多級別政府,還是需要改革的。其次,怎麼激發公務員、官員的積極性呢?除了強調意識形態,或許還需要物質。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務員工資最高的國家。當然不是說中國公務員的工資都要像新加坡這麼高,還是要根據自己的經濟發展水平。公務員也是人,也要過體面生活的。還有一個要法治,要是太講政治,法治就會受到影響。政治都是比較主觀的,不像法治比較客觀,依法治國是國家現代性的主要表徵。

我一直在說,利益的困局始終是需要利益來突破的。要讓責任跟利益正相關。你不能叫我承擔無限的責任,而沒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責任,我想這個道理整個世界是普適的。

 

2. 破除「唯GDP主義」

 

這次疫情給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從國際經驗來看,任何一個處於轉型期的社會,都容易出現社會問題;但如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積累起來,最終就會造成社會失序的局面。

 

經驗地看,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許多國家的問題。我們需要重視起來,防止中國未來陷入到各種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國,主要存在著兩條政策思路:第一條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義。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時期,GDP主義發揮過積極的作用。

 

但說穿了,GDP主義就是要把中國社會貨幣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變GDP主義的狀況,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商品化、貨幣化,比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從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國現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長,還應該搞社會建設。

 

所以我一直說,中國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以後條件夠了,中產階層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這幾年我覺得最遺憾的就是社會改革比較緩慢。

 

第二種政策思路就是通過社會政策的改革,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源。和第一種把社會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種思路就是要通過保護社會,建立消費社會來取得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未來的核心在哪裡?就在於其日漸成長的「消費社會」。這也正是美國、川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國成為「消費社會」對美國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的「大市場」,也就是經濟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國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是其龐大的「消費市場」,而非其他因素。這些年來,中國開始加速成為區域乃至可以和美國博弈的世界經濟中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消費水平。

 

3. 做大中產階層

 

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中產階層佔70%以上,現在已經降到不足50%。美國、歐洲為什麼現在不穩定?就是因為中產階層變小了。

 

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就不會走向極端。像泰國那樣,如果50%是窮人、50%是富人,那麼農民選出來的總理城裡人不接受,城裡人選出來的總理農民不接受,永遠都會是一個鬥爭的局面。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面臨這樣一個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與其勞動不對稱的過高收入,而其他人沒有得到與其勞動相對稱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產階層的規模。

 

但培養中產階層的關鍵並不是「殺富濟貧」,光是分蛋糕的話,這個蛋糕馬上就分完了。所以還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較有效的選擇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是一次分配過程中最為關鍵的。

 

在這一點上,日本有著豐富的經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國家。20世紀經濟起飛後,日本政府實施了有效的工資倍增計劃,再加上日本企業「終身僱傭制」,在短短幾十年內成功培植了中產階層社會,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社會之一。

 

4. 輔助好中小型企業

 

從漢朝到現在,除了幾個很短的歷史階段外,中國呈現出「三層資本」的經濟結構:頂層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國有資本,底層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和一個國有資本、民營資本互動的中間層

 

只要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經濟發展就會是穩定、可持續的;反之,就會出現經濟問題。

 

當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業。對大多數中小型企業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資空間。新的空間從哪裡來?一方面需要國有企業讓渡一些自己不作為,也很難作為的空間;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技術創新。

 

第二個問題是缺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因此需要金融系統的結構性改革,比如設立大量為中小型企業服務的中小型銀行。

 

5. 重視社會改革

 

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今後幾十年社會制度的建設。因為社會秩序、社會穩定有它的制度基礎所在。

 

像在英國,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錢主要用於消費。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錢、讀書不需要很多錢,那麼存錢幹什麼用?這就是社會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發展,而不是說社會分化的發展,比如在一二線城市外,著力發展三四線城市,包括產業、衛生、教育等資源和服務,增強國家綜合抗風險能力。

 

6.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從整個世界史來看,進步需要改革開放。所謂改革就是內部改革、外面開放。

 

1500年世界海洋時代拉開帷幕,擁有著強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卻實行了「海禁政策」,中國由此失去了一個時代。但即便是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中國的瓷器也遠銷歐洲,在當時中國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過了今天的iPhone。

 

中國要吸取這個教訓,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開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也要持之以恆地走下去,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國家領導人這些年宣布的幾項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等,都必須是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做起來、發展下去的。

 

當下,需要社會上每個人負起責任來。當每個人對社會有擔當時,這個社會才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就可以減少內耗、增進團結。再大的困難也可以克服。

★ 本文系自媒體「正和島」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的專訪。關於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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