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資料圖片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對全球造成深刻影響，外部環境的變化也給中國發展帶來挑戰。日前，南方日報記者專訪了知名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他認為，疫情已經給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造成巨大衝擊，而二戰以來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體，全球化進程放緩。
「但危中確實有機！」鄭永年說，越是有「脫鉤」壓力，中國越要向世界開放；越是面臨「卡脖子」的問題，中國越要奮起直追發展大國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對全球造成的衝擊，中國越要堅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加強社會建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對於廣東如何化危為機，他建議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地區嵌入型經濟平臺，吸引外國資本、技術、人才，並讓其永久嵌入當地發展。
疫情對全球政治的衝擊
二戰以來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體
南方日報：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帶來了哪些影響？
鄭永年：影響是全方面的。首先影響的是國家內部，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這特別體現在對美國、歐洲幾個老牌發達國家中。以美國為例，很多專家預測，這場疫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將超過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目前，儘管美國經濟正在重啟，但失業率仍然很高。美國的航空業、旅遊業等，因為疫情受到很大打擊。歐洲多國境遇類似。
除了經濟方面，在社會治理方面，美國涉暴力執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發的抗議活動，目前仍在發酵中。這一社會動蕩以種族抗爭、身份抗爭的形式出現，但本質上是階級問題、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西方社會創造出了巨額的社會財富，但是大部分財富落到了極少數人的口袋裡。現在的美國中產階級佔人口比例已從二戰後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階層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中產階層日益縮水，勢必對社會造成不良後果。顯而易見的是，釀成治理危機。
但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由於中產階級嚴重縮水，美國政黨政治的共識被削弱，美國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極化之中，表現為政黨的極化、國會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的分裂。兩黨互相對峙、拆臺、扯皮，為了否決而否決，導致治理危機。
南方日報：疫情對國際關係、國際秩序造成了哪些影響？
鄭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關係的衝擊，比「大蕭條」時期要更加嚴重。首先，範圍廣。「大蕭條」時期所謂的全球化，範圍比較小，主要是歐美國家。今天的全球化範圍很廣，涵蓋全球大多數國家。其次，缺乏共識。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帶領美國多次「退群」，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缺乏共識。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積極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卻遭到了個別西方國家的抹黑與阻攔，這也是世界缺乏共識的表現，影響了國家間合作。
國際組織層面，我認為二戰以來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體。二戰以後，國際社會建立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還建立了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一批國際組織。現在因為美國的「退群」，這個制度基礎被動搖了。這些都是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
中美關係走向何方？
中美不會完全脫鉤，西方也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南方日報：中美關係是影響國際格局的一個重要變量。疫情發生後，在您看來，中美關係將走向何方？
鄭永年：中國從來沒想惡化中美關係。反而是，多年來美國一直在意圖圍堵中國、遏制中國。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以後，美國保守主義強硬派得勢，意圖在多個領域挑起「新冷戰」。可以看到，美國對華政策確有某種程度的冷戰思維。
那麼，中美是否會走向全面對抗？這要看中國的應對之策。我認為，中國要吸取蘇聯的教訓，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封閉意味著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觀念早已在中國深入人心。中國要與美國競爭開放度。即使美國想與中國進行冷戰，中國也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用更大力度的開放，打造更加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機遇。
中國要用好市場的力量。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產階層的規模上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美國，而且消費升級勢頭強勁，沒有哪個國家的企業可以放棄中國市場。退一步講，即使中美貿易依存度未來會有所降低，但也不會完全脫鉤。美國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國企業跟中國脫鉤的話，這個過程會很痛苦，也會很漫長。
而且，中國供應鏈、產業鏈已經是世界製造業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與亞洲國家密不可分。中國要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互利合作，堅定地深化對外開放。
如何理解危機中育新機？
「卡脖子」卻倒逼中國發展大國重器
南方日報：您怎麼理解「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在您看來，什麼是新機與新局？
鄭永年：危機與新機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機，要我們化危為機。比如，目前在製造業領域，美國可以排在第一梯隊，日本和歐盟排在第二梯隊，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排在第三梯隊。如果美國強行與中國「脫鉤」，會給中國企業帶來暫時性的困難，這是「危」。但這卻又會倒逼中國企業加大科技領域的投入，持續創新，不斷在技術上做突破，這又是「機」。美國向中國施壓，卡中國脖子，但是這又倒逼著中國加大對科研投入，加大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力度，奮起直追，發展大國重器。
另外，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社會抗爭，對中國也有一種警示。為什麼美國社會越來越不穩定？因為各階層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不公平現象加劇。因此，中國既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蛋糕」做大，又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加強社會建設，推進可持續發展。
此外，二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正在解體，美國國際領導力衰退，國際格局正在經歷大變局。越是如此變局，中國越應該主動擔當大國使命，引領國際大變革、推動國際進步，這也是「機」。
對廣東化危為機的建議
讓外國資本、人才、技術嵌入本地
南方日報：落到廣東，您認為危和機是什麼？
鄭永年：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經濟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我認為，在中國所有省份中，廣東是受當前國際形勢影響最大的。無論是產業鏈的回流、調整，還是美國對中國採取的「科技戰」，作為製造業大省、強省的廣東都必然受到影響。
越是認識到危機之大、挑戰之大，廣東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發展，化危為機。廣州、深圳、佛山、東莞這些城市要加大開放的力度，加大產業升級的力度。特別是，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性機遇，吸引全世界的資本、技術、人才進入，並且不想走，也走不掉。
南方日報：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您有何建議？
鄭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儘管危機不斷，但是核心技術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並沒有外流。比如美國矽谷，從創新思想的誕生到技術研發再到關鍵零部件的設計、生產，都是在美國矽谷完成的，我稱之為地域嵌入式經濟平臺。歐洲也是如此，很多企業以及科技研發，離不開那塊土地、那個平臺。它們已經完全嵌入這個地區的生產鏈，離開這裡無法運作。
吸引外國資本、技術、人才，並讓其不隨國際形勢變化而流動，關鍵也在於打造地域嵌入式經濟平臺。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具有很強的金融服務能力，珠三角擁有較完備的經濟體系、龐大的高技術勞動力，大灣區還有廣東及周邊省份的廣闊市場，應該說條件非常好。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共同市場，強化政策協調，要學習其他灣區的長處。
南方日報：您覺得讓外國資本、技術、人才留下來的關鍵是讓其在這一地區嵌入生產鏈嗎？
鄭永年：這是其中關鍵之一。除此之外，我們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區域環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這涉及外來人員隨遷子女入學問題，要為高端人才解決子女教育的後顧之憂。另外，還有社會保障、醫療、公共住房、基礎設施建設等。要圍繞吸引外國資本、技術、人才留下來，開展系統調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
南方日報記者 趙楊 龔春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