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忠君愛國洪承疇連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803090/answer/730566845
與此同時，蘇聯還向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經濟專家和技術人員，並同意邀請中國人員赴蘇學習。韓戰開始之時，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政府延長正在中國工作的126名蘇聯專家的期限，時間為一年，同時要求蘇聯接納一批中國的經濟工作人員(133名幹部和33名翻譯)到蘇聯進行考察和學習，時間為3個到半年。這兩項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到1952年3月，在中國已有蘇聯的顧問和教師332名，各種技術專家471名。因有些專家回國，1952年9月21日周恩來又致函莫洛託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國派遣239名專家。這些專家顧問的到來，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總之，戰爭不僅加強了中蘇之間的軍事合作，也鞏固和擴大他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因此，韋斯塔的判斷是有道理的：在韓戰中，「很可能是由於中國人的表現給史達林留下了足夠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史達林還是計劃通過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蘇同盟進入一個新階段」。
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少將1951年6月16日給蘇軍總參作戰部長的報告。其中特別講到對志願軍的看法及蘇聯顧問與志願軍作戰指揮的關係，現摘錄如下：
現在我報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國工作期間形成的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一、中國人民軍的戰鬥素質
我看過的許多文件以及同有機會接觸過中國人民軍的中國同志和我們的同志座談都表明，這支軍隊有很好的戰鬥素質。廣大指戰員堅忍不拔，戰鬥勇敢頑強，不怕流血犧牲，勇於克服一切艱難險阻。 部隊善於在山地作戰，能廣泛利用夜間和惡劣天氣。與此同時，中國軍隊不適應在冬季條件下作戰，因為棉衣不足，有時甚至完全沒有禦寒衣物，同時還缺少禦寒的經驗。 部隊優秀的戰鬥素質和高昂的士氣是由堅強的政治工作來保障的。這說明了為什麼部隊有時雖然傷亡慘重，但仍有戰鬥力並準備迅速由防禦轉入進攻。 開始存在的「恐美症」經過幾次勝仗之後基本上消除了。的確，在春季戰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復發，這表現在迴避攻擊美國人所守衛的戰線地段。如果必須進攻這些地段，則常表現出不堅定，戰鬥不是都進行到底。在很多情況下都沒有堅決消滅被合圍的美軍部、分隊，甚至有時給被合圍的美軍部隊提供逃跑的機會，以免遭受大的傷亡和浪費不多的彈藥儲備。
二、對朝鮮戰鬥行動的評價
下面兩種基本情況給中國軍隊在朝鮮的戰鬥行動特點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與美國人相比，部隊技術裝備差；(2)後勤組織薄弱。 雖說糧食、彈藥儲備充足，但滿足增長需求不超過40－50%。前線部隊吃不飽，有不少時候簡直挨餓，因此部隊不僅沒有能力把順利開始的戰役進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奪取的領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線部隊給養的原因是：(1)由於美航空兵對交通線的轟炸，火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運行；(2)汽車和馬車數量不足；(3)整個後勤系統組織不得力。……
四、關於我軍事顧問的作用
中國的同志們對我軍事顧問態度很好。他們認真聽取我們顧問的所有意見和考慮，但對他們非常謹慎，尤其是涉及到韓戰問題。在韓戰問題上，中國同志們害怕我們把不符合中國軍隊發展水平和技術裝備水平的戰法強加給他們。當他們感覺到這一點的時候，就不客氣地說：「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同你們觀點不同。」(聶榮臻語)一次彭德懷說，他甚至還有考慮把部隊開到鴨綠江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依靠這麼短的距離，他將有更好的機會粉碎美國人。
中國的同志們擔心敵人在自己背後登陸，所以把很多部隊部署在沿海地區，不想深入南朝鮮。他們半開玩笑地說要在朝鮮打10年戰爭，要在這種持久戰中消耗敵人的力量，認為在短時間裡粉碎敵人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十分謹慎的方式表示，他們對不給他們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不滿(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種不亞於美國人的自動武器)。……
我們的顧問在幫助中國同志克服在組織部隊和戰術方面存在的不正確的觀點上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遇到中國同志的推辭(等一等，不著急)，常妥協退讓。
現在感覺不到中國人民軍運用我們的戰鬥經驗。這特別涉及戰鬥的指揮、組織問題，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種的使用問題。
在外省工作的顧問更是聽其自便。在我在中國期間，軍事總顧問只去外地一次(瀋陽)，此外只開過一次會交流工作經驗。
駐華蘇聯軍事專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時期參加北伐戰爭的加倫(布柳赫爾)將軍，那麼作為政府之間的行為，蘇聯軍事顧問最早來援助中國應該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了。1938年5月，作為蘇聯大使館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將軍便接替德國人出任中國軍隊的軍事總顧問了。以後依次接任在華軍事總顧問的是А.И.切列潘諾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諾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從1937年底到1942年蘇聯撤走在華軍事人員為止，在中國的蘇聯軍事顧問總計超過300人，此外還有技術專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願飛行員、大學教師、設計師、道路和橋梁專家、運輸專家、醫學專家等。蘇聯軍事顧問的級別甚高，僅元帥就有6人，還有15名將軍。蘇聯顧問不僅幫助訓練中國軍隊，而且為總參謀部和各戰區制定了數百個防禦戰役和進攻戰役的計劃，其中較大型的有：武漢戰役、南昌戰役、長沙戰役、襄陽-南陽戰役、宜昌戰役等。儘管出於某種政治原因，國共雙方後來對此都很少提及，但這些蘇聯顧問和專家對於中國反侵略戰爭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與此相比，韓戰期間在華蘇聯軍事顧問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來華軍事顧問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第二，蘇聯顧問的作用主要是幫助訓練中國新建的空軍和海軍部隊及少數特殊兵種，幾乎沒有直接參與戰爭本身的策劃和行動。
最早一批來的蘇聯軍事專家是空軍顧問和教官。根據1949年8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訪蘇達成的協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飛機434架，派遣專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軍專家來華，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選擇校址。11月中旬以後，包括從校長、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員的大批專家陸續到達，並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參加建校工作。接著是海軍聘請的以克洛契柯夫為首的84人於1949年10月25日到達瀋陽，隨即被送往大連海校幫助建校辦學。11月，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訪蘇回國又帶來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軍顧問來華。儘管這批顧問和專家在華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間韓戰已經爆發)， 但他們只是幫助培養軍事院校的教員、訓練飛行人員和其他技術兵種，與韓戰沒有直接關係。目前有關資料記載，到韓戰結束前夕，在中國陸軍系統的顧問共294人，輔助人員79人，在海軍系統的顧問103人，輔助人員12人，總計488人。同期蘇聯顧問在空軍和海軍系統的人數不詳，但根據上述資料統計，已經達到1500人。大體說來，韓戰期間在華蘇聯軍事顧問總數至少應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過了同期在華經濟專家的人數。
此外，筆者在臺灣做訪問學者時看到過這樣一份檔案文獻，即「國防部」第二廳根據所收集的情報編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國大陸蘇聯顧問和專家的名單。據臺灣的情報說，此期在華顧問和技術人員共約8萬人(大概是把協助防空的蘇聯空軍部隊人數計算在內了)，其中首要者和領導者442人(「其中除因原報不甚詳實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極大多數未曾查明其姓名職務與活動狀況，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類，軍事顧問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顧問47人，經濟顧問和專家72人，專業間諜13人。這個數字當然很不準確，但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建國初期來華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絕大部分屬於軍事人員。
蘇聯在中國設有軍事總顧問團，領導在中國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和軍事院校的蘇聯顧問和專家。軍事總顧問最初是由蘇聯首任駐華使館武官科託夫中將兼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後，史達林派蘇軍副總參謀長扎哈羅夫大將作為其私人代表來到中國，不久便接任了軍事總顧問的職務，科託夫為副總顧問。1951年4月中旬扎哈羅夫奉命回國後，由空軍上將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國，繼續由科託夫兼任總顧問。1953年7月科託夫任職到期，原華東軍區首席軍事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上將接任總顧問。1957年7月彼得魯舍夫斯基回國，由杜魯方諾夫上將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國。
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在業務和技術上負有對中國軍隊全面指導的職責，其中包括：
一、軍委領導機關、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大軍區機關的領導業務；
二、各技術兵種部隊有關日常訓練、軍事工程建設、常規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裝備、測試場地、基地維護的技術傳授和指導業務；
三、軍事指揮學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業務；
四、軍事工程技術院校的專業知識傳授業務。與在中國政府部門的顧問和經濟技術專家不同，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不屬蘇聯駐華使館和總顧問領導，而是直接受命於蘇聯軍方。
如果說戰後蘇聯向東歐各國派遣顧問(主要在軍事和國家安全系統)是出於控制和滲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強加於人，那麼，到中國來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無論是在經濟、文教部門，還是在軍事或行政單位，則完全是中國政府自己請來的，完全是為了滿足中共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
中國國防現代化的啟蒙者
蘇聯軍事顧問最早幫助創建的是6所空軍航校。根據中方儘快培訓出350-400名飛行員的要求，蘇聯空軍建議組建4所殲擊航校，每所學校配備100名專家，6所轟炸航校，每所學校配備120名專家，此外還有地勤人員、理論教員、航空醫生、後勤保障人員，及少量派駐空軍司令部的專家，共計878名。按這個設計，就相當於兩個專家培訓一名飛行員。1949年12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航空學校正式成立時，第一批學員編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學制分別為6個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學員，也差不多是1名專家培訓1名飛行員。蘇聯專家按照學制和培養目標制訂出學員航空理論教育和飛行訓練的全套計劃，並負責具體組織實施，從課程設置、教學計劃、教材內容、教學制度到課堂授課、教學考核等都由專家負責。上課時由蘇聯教官帶著翻譯去講課。蘇聯專家教學非常認真，對學員也非常熱情、耐心。在飛行訓練階段，全部組織實施和機務保障也由專家負責。蘇聯飛行教員手把手地教授學員，儘管語言不通，學員文化程度又低，但這些蘇聯專家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嚴格要求。在蘇聯專家的嚴密組織和精心教學下，經過學員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學員終於按計劃完成了訓練任務，速成班於1950年5月畢業，一期甲班於1951年1月畢業。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訓畢業的飛行人員保證空軍連續組建了17個航空兵師、34個航空兵團。
航空部隊組建以後，作戰訓練同樣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進行的。1950年春天以後，有幾十個蘇聯空軍師陸續來到中國擔任防空保衛，於是，新組建的中國空軍部隊經過短期預科教育後，便成建制地駐紮在蘇聯軍隊營地，採取了「專家包教、我們保學、突擊速成」的培訓方法。從空中飛行、作戰指揮到地勤服務和飛機維護保養，「一級帶一級，一套教一套」，兵對兵、將對將地進行培訓。這樣經過幾個月的突擊訓練，達到大隊編隊水平後，中國部隊便接管了全部裝備，只留下少數蘇聯顧問繼續幫助訓練或改裝。1952年以前，大多數空軍部隊都是採取這種方式進行戰鬥訓練的。
海軍兵種複雜，技術含量高，對蘇聯專家的需求最為迫切。從1949年10月就不斷有蘇聯專家和顧問來到海軍領導機關及各部門、各個部隊和院校，他們對中國海軍的組織建設、作戰、訓練、裝備建設、工程建設、後勤保障、學校建設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幫助。
不過，顧問和專家最集中的地方還是在海軍的院校。1950年2月創建的大連海校(後分為海軍大連艦艇學院和海軍工程學院)是新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海軍學校。蘇聯專家早在1949年10月就來到了瀋陽，首先沿渤海和黃海岸邊進行考察，並選定了校址，以後又幫助學校制定了教學計劃，編寫了各科教學大綱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教學制度，使學校教學工作一開始就能走上正規的道路。位於南京的華東海校1950年4月改為海軍聯合學校後也來了蘇聯顧問組。在海軍學校創辦初期，蘇聯顧問和專家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從制訂教育計劃和教學大鋼，編譯教材，培養教員，研究教學方法，籌辦教學設備，建設實驗室，到教學的組織領導，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和培養學員的正規生活習慣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蘇聯專家熱情的幫助和指導。直到1953年，由於海軍各學校提高了獨立辦學能力，教學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軌道，蘇聯專家數量才逐年減少。
這一時期來華的軍事顧問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幫助組建特種兵部隊。例如，中國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隊就是蘇聯顧問幫助建立的。經過與蘇聯軍方商談，1949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空降兵部隊，並於1950年2月15日與蘇方談定，聘請41名顧問，訂購300具降落傘。4月17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命令成立空軍陸戰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別裡車夫上校為首的蘇聯顧問團先後到達北京和開封營區。一個旅配備41名顧問，可以說是面面俱到了，從旅長、政委、參謀長，到旅機關的炮兵、作戰、傘降、通信、工兵和後勤、醫務等部門，都安排有蘇聯顧問，同時還為下屬7個營的營長、傘兵科科長乃至疊傘員都配備了顧問。顧問團負責幫助進行軍事訓練和加強行政管理，並對各項工作實施全面督促檢查和提出建議。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空軍陸戰旅於1951年3月勝利完成了跳傘訓練，並於6月28日參加了南京軍事學院組織的河川進攻聯合演習。
蘇聯培訓中國軍隊的特殊兵種還有一種方式，即將中國部隊整建制地編入蘇聯軍隊中，在專門教官的指導下與蘇軍官兵一起進行訓練。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就是這樣誕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希望蘇聯派來潛艇全套艇員，「以便有效地幫助訓練，待完成任務後返回蘇聯」。1951年2月7日，蘇聯同意於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後延長一年)在旅順基地為中國培訓4艘潛艇的艇員，並撥出兩艘潛水艇供培訓使用，訓練完畢再移交給中國。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繼澤、李克明等275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潛水艇學習隊先後到達蘇聯紅海軍太平洋艦隊潛水艇分隊。5月14日正式開始學習和訓練，蘇軍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潛艇的全部艇員負責學習隊教育和訓練。中國的潛艇學習隊是一支由4艘潛艇艇員組成的大隊，作為一個完整的建制單位，歸中國海軍直接領導，但生活在蘇聯潛艇部隊中，學習和行政均由蘇軍領導。全體人員身著蘇聯海軍服裝，夥食按蘇軍潛艇標準，與蘇軍潛艇官兵一同進餐，執行的是蘇軍條令條例。黨的關係、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領導。1954年6月19日，旅順潛艇學習隊結業，並獨立操縱著從蘇聯購買的兩艘潛艇於6月29日駛抵青島。7月22日，組建了海軍獨立潛水艇大隊。從此，中國海軍有了自己的潛艇部隊。
在培訓中國軍隊掌握現代化武器裝備方面，蘇聯顧問和專家的作用的確是不可替代的。至於說到直接參與或幹預在朝鮮戰場作戰指揮的情況，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引自
《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
沈志華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本書史料紮實，在學術界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