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只剩下兩個多月，各國政府談判代表團都在摩拳擦掌，準備奮戰到底。全世界所有的環境NGO也開足馬力，舉辦各種活動向公眾普及氣候變化的知識。可是中國老百姓對於這個話題似乎並不感冒，氣候變化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相距尚遠。
距離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只剩下兩個多月，各國政府談判代表團都在摩拳擦掌，準備奮戰到底。全世界所有的環境NGO也開足馬力，舉辦各種活動向公眾普及氣候變化的知識。可是中國老百姓對於這個話題似乎並不感冒，氣候變化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相距尚遠。
公眾的緊迫感
「地球表面溫度在最近這100年來上升了0.74℃，而地球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度則從工業革命前的280ppm（百萬分之一）上升到了現在的380ppm左右，這兩點是不容置疑的。」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丁一匯院士對本刊記者說，「問題在於，這兩個變化是否互為因果。」
丁一匯院士介紹說，1860年以前全世界只有4個氣象觀測站，收集到的數據肯定不全面，要想在大的時間尺度上對全球氣候進行總結和預測，只能把各種因素加在一起推算。影響氣候的不光是二氧化碳這類溫室氣體的濃度，還包括太陽光的強度、地球的軌道參數、雲量、冰雪對陽光的反射等許多因素。比如，根據米蘭科維奇（Milankovitch）的循環理論，由於地球軌道參數的變化，地球氣候每10萬年經歷一次冰期/間冰期循環。目前地球正處於間冰期內，但根據最新研究，其向冰期演變的冷卻趨勢不會減緩現代的全球變暖，至少在3萬年之內，地球不會進入下一個冰河期。
「這些結論都是根據不同的氣候模式推算出來的。」丁一匯告訴本刊記者，「氣候模式的基礎是一套描述地球系統特徵的物理定律和數學方程組，它們是被完全證明和公認的。現代氣候模式在重現和複製古代氣候，以及模擬和複製現代氣候等方面的準確度有了很大的提高，IPCC正是根據這些氣候模式的推算得出結論說，近100年的氣候變化是自然波動與人類活動共同造成的，而近50年的全球變暖則主要是人類活動造成的。這個結論雖有局部爭議，但總體上已經在科學界達成了共識，正是這種共識導致了國際上政治層面的重大決策，即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
丁一匯所說的IPCC全稱叫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是由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1988年成立的國際組織，其成員包括來自全世界的2000多名頂尖科學家。迄今為止IPCC一共發表了4份研究報告，丁一匯是前兩份報告起草委員會的共同主席和副主席，主持了IPCC前10年的研究工作，深知其中甘苦。
「全球變暖很難引起公眾重視，因為地球氣候本來就是不斷變化的。」丁一匯說，「IPCC擔心的是人類活動加快了變暖的速度，以至於地球生態環境來不及適應這種變化，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要知道，現代氣候變化的速率比地質年代快了1000～1萬倍！」
那麼，究竟升溫幾度才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答案只能通過嚴格的科學計算才能知道。歐盟科學家提出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升溫幅度不超過2℃，這個目標已經得到了不少國家認同。但是，100年上升2℃這樣的升溫速度超過了一般人的日常經驗，很難引起共鳴。所以，雖然IPCC的4份報告語氣越來越激烈，提出的警告也越來越急迫，但公眾的緊迫感仍然嚴重滯後。
對於中國公眾而言，因為中國媒體關於氣候變化的科學報導幾乎全都來自國外科學家的研究，中國老百姓對於那些發生在異國他鄉的故事往往缺乏切身的體會。
《科學新聞》雜誌主編賈鶴鵬曾經對中國的黨報和市場報在2005年初、年中和年末這3段時間裡的氣候變化報導的數量和內容做過一次調查統計，代表官方意見的《人民日報》和《科技日報》的報導篇幅加起來高達134篇，而代表市場口味的《新京報》卻只有14篇，如果再考慮到《新京報》版面數量比前者要多很多，這種差別就更加顯著。這一趨勢甚至一直延續到了2007年。賈鶴鵬分析了2007年2月的氣候變化報導情況，《人民日報》和《科技日報》的報導總數為39篇，《新京報》則只有4篇，差距依然懸殊。
與中國的情況相反，英國著名的市場化獨立報紙《衛報》報導氣候變化的大團隊一共有25人，其中有6個記者更是專職於此。
英國牛津大學格林學院院長、資深媒體研究者帕迪·柯爾特（Paddy Coulter）曾經做過一個橫向比較，他對比了2008年上半年中國、加納和挪威關於氣候變化的媒體報導數量和內容，發現中國報導的消息來源大都是政府官員，比來自企業家的要多近一倍，更是科學家的5倍之多！相比之下，來自個人或者社區的消息幾乎沒有。加納則是絕大多數消息均來自國際媒體，產自本國的氣候變化報導幾乎找不到。而在挪威，佔第一位的消息來源是科學家，其次才是官員，來自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消息也都佔有相當高的比例。柯爾特得出結論說，中、加兩國的民眾都沒有把氣候變化當做頭等大事來看待，因為這件事在中、加兩國均缺乏當地視角，只能自上而下地灌輸，其效果自然好不到哪兒去。
為改變這一狀況，西方政府和國際環保組織不斷加大力度資助發展中國家的記者前往國外進行相關報導。近兩年來，歐洲政府和國際NGO還不斷資助中國記者前往國外考察當地的氣候研究和新能源發展，本刊記者日前就接受了挪威外交部的邀請，前往這個北歐小國考察了當地的氣候變化研究現狀。
挪威領跑
北歐小國挪威的總面積為38.7萬平方公裡，總人口卻只有480萬，人口密度位列世界第211位，真可謂地廣人稀。
如果不算冰島這個彈丸小國，挪威可算是全世界最北的國家。全國有大約1/3的國土位於北極圈內，首都奧斯陸位於北緯59°的地方，比中國最北端的漠河還要多6°。可是，10月初的奧斯陸卻並不讓人覺得太冷，中午的時候甚至可以穿短褲上街。這座城市不大，從市中心走不多遠就是茂密的森林。整個挪威有80%的國土面積都被森林覆蓋，初秋時分，樹葉剛剛開始變色，把挪威裝點得格外美麗。
這一切都要感謝墨西哥暖流，把赤道附近的海水帶到了北大西洋，改變了整個北歐的氣候。近年的研究發現，因為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融化改變了北冰洋海水的濃度，減弱了墨西哥暖流的強度。難怪挪威人如此關心氣候變化，這可是關係到他們未來生活狀況的頭等大事。
研究北極冰的重鎮就在挪威。我們從奧斯陸出發向北，兩小時後才飛到位於北極圈內的挪威第七大城市特羅姆斯（Tromso）。這座城市的緯度是北緯69°，每年有兩個月時間見不到太陽，但仍然吸引了將近7萬人在此生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特羅姆斯大學。這是全世界最北的大學，北極與海洋生態研究是其強項。挪威極地研究所（Polar Institute）也建在這裡，這家研究所隸屬於挪威環境部，負責協調整個北極地區的監測活動和數據收集工作。
「我雖然生在熱帶，但16歲就移民到了挪威，因為這裡是研究北極最好的地方，而北極地區則是理解氣候變化最關鍵的所在。」極地研究所所長金姆·赫爾曼教授（Kim Holmen）對本刊記者說，「IPCC曾經列出了全世界9個對氣候變化最敏感的地區，包括南亞、南非和小島國等，但北極地區毫無爭議地列在首位，被稱為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晴雨表。換句話說，如果全球氣候變化真的發生，那麼一定會首先發生在北極。」
赫爾曼教授向我們展示了一張全球升溫幅度表，北極地區一片深紅，顯示其升溫幅度為世界之首。「北極之所以對升溫如此敏感，主要原因就是極地特有的冰－輻射正反饋機制。」赫爾曼教授解釋說，「北極冰能夠把90%的太陽光反射回去，可一旦冰融化成了水，海水卻只能反射掉10%，其餘的能量都被吸收了。陸地上的冰川也是一樣，融化後露出的深色土壤也只能反射掉20%的太陽光。於是，北極地區升溫速度便越來越快，現在已經快到翻轉點（Tipping Point）了。一旦過了翻轉點，北極冰的融化過程便不可逆轉。」
赫爾曼教授帶我們參觀了特羅姆斯的港口，因為墨西哥暖流的緣故，這裡終年不結冰，所有從歐洲出發去北極的船隻幾乎都要從這裡起航。極地研究所就建在海邊，出門就是港口，停靠著一艘探險船，正準備出發去北極。「從這裡再向北走1000公裡，就到了斯瓦爾巴（Svalbard）群島，那是有人居住的最北的海島，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北極研究站都設在那裡。」赫爾曼教授告訴我們，「中國也在那裡設了站，叫做黃河觀測站，門口擺了兩個石獅子，很好認。」
斯瓦爾巴的緯度約為北緯80°左右，位於北極冰蓋的邊緣。測量數據顯示，北極冰蓋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
「北極冰蓋消失的速度遠大於IPCC的預測，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赫爾曼教授向我們展示了一張圖，圖上有兩條下降的曲線，一條較緩，代表IPCC在十幾年前所做的預測，另一條較陡，代表近年來實際測量的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IPCC預計北極冰蓋的總面積在2000年時會從以前的800萬平方公裡降到700萬平方公裡左右，但實際上到了2000年時總面積就已經降到了500萬平方公裡。
「IPCC當年的預測沒有考慮到冰湖的作用。」赫爾曼教授解釋說，「冰湖就是冰融化後在冰蓋上形成的湖泊，它們會加快太陽光的吸收。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新發現，就是冰的年齡也會影響融化速度。北極冰蓋原來都是已經凍結了幾千年的老冰，它們不容易被風乾，消失的速度較慢。但是隨著溫度上升，有越來越多的老冰在夏季融化了，到了冬季重新結的冰是新冰，消失速度要快得多。」
做出這個新發現的功臣是遙感衛星，這正是特羅姆斯的強項。原來，大部分地球觀測衛星都是沿著經度的方向飛行，因此每天大約都要經過兩極地區14次，而赤道上的任意點則每天只有兩次機會能和衛星碰面。於是，極地就成了建造衛星地面接收站的最佳地點。挪威康士伯（Kongsberg）集團公司的總部就設在特羅姆斯，這是一家專門為世界各地的衛星提供服務的高科技公司，十幾臺巨型天線一刻不停調整著方向，追蹤著剛剛飛過頭頂的人造衛星，把觀測信號接收下來提供給極地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康士伯公司之所以如此重視極地氣候研究，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該公司的主業之一便是為海船以及海上石油鑽井平臺提供導航服務，這兩位大客戶顯然都會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另一家挪威重量級企業，專門從事船舶檢驗和為航運提供高科技服務的挪威船級社（DNV）抱著同樣的目的加入了極地氣候研究的陣營。DNV專門成立了一個由60多名科研人員組成的極地技術研究小組，組長加斯·凱莫特（Gus Cammaert）博士向本刊記者介紹了北冰洋航運的前景：「北冰洋航道能把東亞和歐洲之間的海路裡程縮短40%以上，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但這條航道是否能開通，主要取決於北極海冰的融化程度。以前這條航線只能允許破冰船通行，成本太高。今年夏天俄羅斯北方海域的冰已經薄到可以允許普通貨船通行的程度了。9月份時兩艘德國貨輪正是通過這條水道，在沒有動用破冰船的情況下，從中國開到了俄羅斯西部港口，證明這條航線是可行的。」
但是，這條航線目前只能在每年的8～9月份才能通行，要想全年通航，只能再等等。不過凱莫特博士認為，如果北極冰蓋的厚度進一步降低，可以考慮建造一些具有初級破冰能力的貨船，然後從北冰洋的中間直插過去。一來這樣距離更近，二來在冬天的時候，北冰洋中部的冰層厚度反而比沿岸要薄，更容易穿越。
IPCC預計2050年北冰洋航線就可正式開通，但根據目前的情況看，IPCC的預測太保守了，這一天也許很快就將到來。挪威的企業家們已經開始行動起來，為氣候變化帶來的商機做準備。而這一切背後，都能看到挪威政府的影子。
「氣候變化將會給挪威的漁業、石油天然氣行業、旅遊業和航運業帶來巨大的影響。」挪威研究理事會（RCN）執行秘書長奧拉夫·奧海姆（Olav Orheim）博士對本刊記者介紹說，「氣溫的升高將改變北冰洋魚類的生活環境，漁民將不得不把捕魚區向北移，全球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將給石油天然氣行業的未來帶來不利的影響，北極冰的融化將為未來航運業提供一條新的航線，北極地區的旅遊業預計也將面臨井噴式的增長。挪威政府剛剛制定了一個新的《極地發展規劃剛要》，就是為了應對這一新情況，抓住機遇，保持挪威的經濟競爭力。而要想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從科研做起。」
作為挪威政府的高級智囊，挪威研究理事會近年來撥出大筆經費支持相關研究。奧海姆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國際知名的極地研究專家，在剛結束的「國際極地年」研究活動中，他是一名重要的組織者。「國際極地年自2007年3月開始，到2009年3月結束，有來自全世界63個國家的超過5萬名科研人員參加，動用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破冰船。」奧海姆博士介紹說，「這是迄今為止極地研究領域最大規模的一次國際合作，也是第一次把研究重點放在了北極。預計明年6月將在奧斯陸召開一個總結大會，到時會有幾千名科學家齊聚，對兩年來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為政府制定未來的發展規劃提出科學的建議。」
為什麼挪威人對北極地區如此熱心？答案就在於挪威獨特的地理位置。挪威位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最西端，整個半島與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交界的海岸線全歸挪威所有，這一點決定了挪威人必須學會和海洋打交道。
北海油氣田的發現改變了一切。如今挪威的石油出口量排名世界第5，天然氣出口量排名世界第2，為挪威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挪威政府非常有遠見，知道石油資源總有耗盡的那一天，便建立了一個石油國家基金，將石油產業的利潤用於海外投資。同時在國內大力開發水電，一躍成為全世界水電產能排名第6的國家。目前挪威國內99%的電力來自水電，這使得挪威國內能源消耗的60%來自可再生能源，這個比例比歐盟計劃在2020年達到的目標還要高3倍。
氣候變化問題再一次為挪威人敲響了警鐘。挪威政府害怕氣候問題將影響到挪威的石油出口，便把目光轉向了北冰洋，試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全世界只有6個國家與北冰洋相接，其中冰島太小，無足輕重。丹麥只因為擁有格陵蘭島的緣故才勉強分到一杯羹，也無需多慮。而俄羅斯、美國和加拿大是3個「巨無霸」，國內經濟無需依賴北冰洋，只有挪威是個例外，北冰洋對於挪威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甚至可以說，北冰洋就是挪威的未來。這片海域恰好是對氣候變化最敏感的地區，所以挪威人才會如此關注氣候問題，並在全球減排的運動中一直走在前列。就在10月5日剛剛結束的聯合國2009年第四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會議上，各國都對自己的減排目標模稜兩可，只有挪威一枝獨秀，單獨提出了到2020年減排40%的新目標，比原有的30%的目標有所提高。
挪威政府並不蠻幹，他們多次強調支持碳捕捉和碳填埋（CCS）技術，不僅因為這很可能是降低溫室氣體濃度最切實可行的辦法，更現實的原因是，這項技術能讓挪威人的支柱產業——石油業再多存活幾年。
正是因為挪威政府的遠見卓識，才使得這個曾經的歐洲窮國搖身一變，成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富國，並連續10年位列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榜的第一名。
中國奮起直追
「栲樹，橫坐標2.3米，縱坐標1.5米，胸徑3.3釐米。」
一位戴著花頭巾的姑娘大聲地報出一組數據，另一位短髮姑娘麻利地把一塊早就刻好編號的金屬牌掛在了這棵樹上，並刷上紅漆。
夏末秋初的浙江古田山，天氣炎熱而又潮溼。在一片典型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內，一群人正在緊張地工作著。「她們正在測量這塊樣地裡樹木的分布和生長情況。」地球觀察研究所（Earthwatch Institute）中國區域氣候研究中心主任裴克全博士對本刊記者介紹說，「所有胸徑大於1釐米的樹都必須記錄下來，並做好標記，以便研究人員跟蹤每一棵樹的生長情況。」
這兩位姑娘都不是科學家。那個戴頭巾的姑娘名叫陳惠雯，出生於馬來西亞，現在滙豐銀行上海總部任職。另一位短髮姑娘名叫王貞懿，來自中國臺北，是滙豐銀行臺灣分行的公關人員。她倆都是被派到這裡幫助科學家進行研究工作的志願者。
裴克全博士介紹說，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研究人類幹擾如何影響了亞熱帶森林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研究人員把這片森林分成4類：第1類是自然生長150年以上的原始林，第2類是50年前遭到過皆伐的一級次生林，第3類是15年前又遭到過二次擇伐的二級次生林，第4類是種植了20年以上的人工林。每類森林都隨機選出3塊樣地，每塊1公頃，研究人員定期對這12公頃樣地內的每一棵樹進行分類和測量，工作量巨大。
「氣候變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研究氣候變化對森林生態的影響往往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看到結果。」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長馬克平教授對本刊記者說，「去年《科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研究了阿爾卑斯山地區170多個樹種100年來的分布變化，印證了氣候變化對森林生態的影響。可人家從100年前就開始積累數據了，這才能做出定量比較。中國必須從現在開始奮起直追。」
事實上，這片森林就是中科院植物所於2005年時建成的古田山植物生態研究基地，4年來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都集中在生物多樣性研究上。科學界一致認為，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最大的危害就是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熱帶雨林因為其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所以一直是氣候變化研究的熱點。「不過我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事先誰都沒有想到的現象，那就是這片亞熱帶闊葉林有40%的物種屬於稀有物種，也就是每公頃不到一株。」馬克平院長說，「這說明這片林地的生物多樣性非常脆弱，一旦氣候發生大的改變，很容易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
那麼，測量樹木胸徑又是為了什麼呢？「這是為了估算不同類型森林的固碳能力。」馬克平院長說，「氣候變化的核心問題就是碳，森林是很好的碳匯，我們想要知道原始林和次生林在這方面的差別究竟有多大。」
通過比較胸徑的變化就能大致估算出一棵樹每年固定了多少碳，有了這個數據就可以比較出不同森林碳匯能力的差異。
「中國對減少大氣溫室氣體含量所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退耕還林。」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長周大地對本刊記者說，「但是我們參加國際談判時拿不出準確的碳匯數據，光憑嘴說，很難有說服力。」
據估算，大規模植樹造林已經把中國的森林覆蓋面積從1950年的5.2%提高到1995年的13.9%，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固碳能力較高的次生林。如果能把中國因退耕還林產生的固碳總量統計出來，必將成為中國談判代表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
那麼，滙豐銀行為什麼要幫助中國科學家進行氣候變化的研究呢？事實上，他們不但先後派出120名志願者作為「氣候先鋒」前來古田山幫助科學家採集數據，還撥出大筆經費資助地球觀察研究所主持古田山項目，資助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研究中國的低碳城市模式，資助史密森尼熱帶研究所（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在中國開展森林生態研究，以及資助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幫助中國長江流域恢復溼地，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
「滙豐集團於2007年出資1億美元資助上述4家環保組織在全世界開展為期5年的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研究和宣傳活動，其中用於中國的資金大約為2000萬美元。」滙豐銀行全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總監西蒙·馬丁（Simon Martin）對本刊記者說，「據統計，截止到2009年8月，來自滙豐的500多個『氣候先鋒』在全球5個氣候研究中心的志願工作規模，相當於一個科學家花費一年半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滙豐銀行這麼做有自己的目的。「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活動培訓我們的員工，更好地幫助客戶實現可持續的負責任的經營模式。」馬丁先生說，「滙豐已經存在了將近150年，我們還想繼續存在下去。我們的目標不光是掙大錢，還必須學會如何持久地掙錢。業界有個說法，銀行的核心工作就是對資源的重新分配，那麼我們必須首先保證資源不會枯竭。因此，我們認為只有以這樣的原則對待客戶才能持久地賺錢。」
據介紹，滙豐銀行4年前制定了一個可持續發展信貸政策，對客戶進行嚴格審查，並拒絕了兩家以亂砍濫伐森林的方式賺錢的企業的貸款要求。他們這麼做不光是為了環保，更是為了保證貸款安全。
「滙豐的公益活動集中在兩大領域，一是教育，二是環境。我們認為只有受過教育的民眾，在良好的環境下工作，才能賺到更多的錢。」馬丁先生說。■
低碳經濟是人類的未來
——專訪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
全球變暖，最早是打著「經濟問題」的旗號進入了中國人的視線。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清潔發展機制（CDM）便正式啟動了。」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劉強博士對本刊記者說，「大部分中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正是通過CDM才知道全球變暖這回事的，因為這個和氣候有關的機制能為中國企業帶來大筆金錢。」
中國政府把氣候談判的主導權交給發改委，而不是氣象局或者環保局，說明中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把此事定位為經濟問題。和中國政府持相似態度的還包括英國首相的經濟顧問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這位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2005年時接受了當時的英國財政部部長戈登·布朗的邀請，撰寫一份關於氣候變化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報告。2006年，這份長達700頁的《斯特恩報告》問世，立刻引發了全球經濟學家們熱烈的討論。斯特恩在報告中強調，如果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不能及時採取行動，那麼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堪比世界性大戰以及20世紀前半葉曾經出現過的經濟大蕭條。屆時全球將損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採取有力的減排行動，將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500～550ppm左右，其減排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今年9月28日，世界零排放研討會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召開，斯特恩爵士受邀在大會上發言。本刊記者藉此機會採訪了他。
三聯生活周刊：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大會還有兩個多月就要召開了，您預測這次談判將會有一個怎樣的結果？
斯特恩：很難區分預測和希望的差別。我預測這次大會將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減排框架，各國將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根據各自不同情況，一起朝著低碳經濟的未來努力。但我個人希望這次大會能籤署一份新的協議，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從現在的每年500億噸降到2050年的每年200億噸，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超標。實現這個目標的困難還是很大的，因為2050年時的世界人口預計將達到90億，也就是說，每個人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將必須降到2噸左右。目前美國的這個數字大約是25噸，中國是其1/4，挪威算是歐洲國家裡較少的，也有8噸多。隨著經濟發展，窮人的排放量肯定有所增加，這就意味著到2050年時發達國家必須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降低80%以上。
三聯生活周刊：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多少成本呢？
斯特恩：假如我們什麼都不做，那麼2050年時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預計將達到800億噸。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減掉600億噸碳。按照目前每噸碳30美元的價格計算，減排成本大約是1.8萬億美元。我們估計2050年時的世界GDP總量將達到100萬億美元。按照這個算法，減排的成本大約是GDP總量的2%。
三聯生活周刊：這個目標有可能實現嗎？
斯特恩：我們已經知道應該採取怎樣的政策，以及通過怎樣的技術手段才能達到目的，就看各國政府的政治意願是否到位了。根據目前大部分國家已經通過的減排計劃估算，如果這些計劃全部實現，到2020年時全球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將達到480億噸的水平，雖然還不夠，但總的方向是對的，應該鼓勵。我覺得媒體不應該只報導應對氣候變化中遇到的困難，更應該報導積極的一面。我們應該告訴公眾，減排為全社會提供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低碳經濟將會像網際網路一樣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低碳經濟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但最近也有不少人寫文章質疑中國的低碳經濟熱潮，說這是一個新泡沫，請問您怎麼看？
斯特恩：我從1998年就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書，多年來一直和中國的學者、官員保持密切的接觸，對中國的情況非常了解。我不認為中國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熱是泡沫，也不認為中國在這個行業的發展是低水平重複。事實上，中國擁有一大批優秀的工程師，在太陽能等領域擁有很多世界領先的技術。中國的領導人當中也有很多清華畢業生，懂技術，眼光也放得很遠。早在1998年朱鎔基在位時就非常注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環境，當時的政府為能源和汽車等高排放行業制定了非常先進的環保指標。這一代領導人也是如此，你們的胡錦濤主席9月22日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明確提出，爭取到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這是他第一次在聯大發言，就選擇了這個話題，說明中國政府對這件事非常重視。中國不像美國，如果中國政府對外公布了「十二五」期間降低能耗的具體指標，那麼這個指標一定是經過嚴格計算的，保證可以實現。
三聯生活周刊：國際上仍然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做得不夠，您如何評價他們的意見？
斯特恩：中國必須參與到節能減排上來，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目前每年排放80億噸二氧化碳，假設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維持在7%，那麼到2030年就將達高達320億噸，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中國在2030年時的排放總量必須回到目前的水平。但是，我相信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完成目標的途徑也會各不相同。我們可以提出建設性意見，甚至可以給各國政府施加壓力，但不能強迫他們做超出自己能力的承諾。這不是好的政治手段。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鄧小平的話：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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