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關鴻（書知道XGH）
巴金說：我支持你們！
巴金去世時，我在上海一張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紀念談話，比較口語化。一晃十幾年過去了，近日重讀，一切如在眼前。
巴老去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因為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後一位文學大師離開我們了，也可以說，在我們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有這樣一位大師與我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城市裡了。
巴老病重了好幾年，他不能提筆，甚至不能說話，但他只要一息尚存，這棵擎天大樹就還支撐著，我們就在大樹底下。遇到任何事情，我們都會想，巴老一定會怎麼說。我們會有一種踏實的感覺。
巴老去世，我相信大家都會感到一種巨大的不可替代無法彌補的缺憾。尤其是上海人，對巴老的感情會更深。巴老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上海。
一個城市文化的標誌，最重要的不是大劇院美術館的建築，更不是世紀大道摩天大樓，而是與這個城市血肉相連的文學大師和藝術大師，是一批標誌性的人物。
法國一位著名思想家說過，如果巴黎沒有50位大作家，沒有50位大畫家，沒有50位大戲劇家，沒有50位大音樂家，沒有50位大思想家，巴黎就不成其為巴黎了。
我們談上海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能不首先說巴老，巴老是最重要的文化標誌。當然，巴老不僅屬於上海。新時期以來，巴老是中國文化界的旗幟。
我談談自己的切身感受。我記得《文匯月刊》創刊100期時，巴老已經生病不能出門，我和老主編梅朵去他家送請柬。巴老平時很少講話，一般也不送客人出門。但那天他送我們出來，還在門口照相留念。這張照片我還保存著。
巴金與梅朵、作者在寓所門口合影
巴老說：「你們的雜誌我每期都看，發了很多好作品，我支持你們！」我非常感動。因為巴老講：「我支持你們！」不是空話，是有所指的，他不僅把他的作品給我們，而且在關鍵時刻支持我們鼓勵我們。
《文匯月刊》停刊在文化界是個很大的事件，驚動了很多人，直至中央高層。前後經過如果寫出來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現在還不合時宜。
文匯月刊編輯部最後一次會議，文匯報黨委書記來講話，他沒有批評我們，而是鼓勵我們保持好這支隊伍，說一本雜誌能夠辦成這麼大的影響力，在有的地方比文匯報還有影響，是不容易的。
當時大家聽了很感動。老主編梅朵流了淚。老梅五七年時是文匯報著名記者，文匯報北京辦事處一網打盡，老梅夫婦都成了右派，他們最好的時光都留在勞改農場了。他夫人姚芳藻也是位名記者，曾經把這段歷史寫成長篇回憶交給我，希望能出版，我努力了但最後還只得還給她，據說後來在香港出版了。
老梅右派改正後返回文匯報，己經快六十歲了，與另外兩位老右派謝蔚明與徐鳳吾，加我這個當年的年輕人，四個人開始創辦文匯月刊。五年後老梅退休，我主持編務。我在會上說：如果現在是五七年，我會與老梅朵當年一樣去勞改農場。現在時代不同了，黨委能夠這樣肯定我們的工作，我們還是幸運的。
隨後，我們這個團隊轉而創辦「文匯特刊」，當時各方關注，壓力很大。
文匯特刊第一期創刊時，我請巴老給我們作品。他一口答應。他知道我們有壓力，他在特刊上發表文章就是表態。巴老不是你求他他就給你作品的，相反，他支持你，他會主動給你作品。
當時，冰心、夏衍、蕭乾、徐遲、柯靈、王元化、王蒙等等文壇大家都給特刊寫文章。他們把對文匯月刊的感情轉移到特刊上。但不久，特刊又被叫停。我們很無奈。
我很感謝文匯報領導，他們並沒有認為我們又「犯了錯誤」，而是釆取應對措施，把我們與「筆會」合併。文匯報「筆會」是中國報紙最老的也是最著名的文學副刊，原來只是文藝部屬下的一個編輯小組。我們加盟後脫離文藝部，升格為一個獨立的部門。
巴老文革後復出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就是在「筆會」發表的。他與筆會老主編徐開壘交往很深。開壘退休後還寫了《巴金傳》。
我告訴巴老去主編筆會，巴老很高興。因為他與「筆會」的關係可以有傳承了。文學史上，作家與報紙雜誌或出版社的關係，其實是與編輯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作者探望巴金
有一次我去看望巴老，跟他講起我們準備恢復文匯月刊，正在做籌備工作，他非常高興，說：「如果復刊，我就給你寫東西。」巴老的話給了我信心。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還是沒有復刊。
巴老總是說自己是五四運動的兒子，是魯迅的學生，魯迅出殯時的照片有五六個年輕人抬棺，巴老就是其中一位。
五四的精神、魯迅的精神和巴金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是巴老所以成為我們時代旗幟的最重要的方面。
我不常去打擾老人，我們的交談也不多。常常是他坐在椅子上休息，聽我與小林聊天，偶爾插上幾句。但我感到我們的心靈是相通的。
巴老一直堅守他的理想和原則，尤其到了晚年，可以說老而彌堅。巴老是經過文革災難之後反思最徹底的，可以說大徹大悟。講真話，再也不說違心的話。這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做到不易。許多大人物在各種場合講違心話，我們見得少嗎？
巴老始終堅守自己的原則。有時，他沉默，也是一種態度。
說實話，現在的上海就缺少巴金、柯靈、黃佐臨這樣的大師。現在所謂的「大師」滿天飛，有的是自封的，有的不知道是什麼人封的，總之，要對後世產生影響，在文化史上能留下來才是真正的大師。
文化大師是城市的靈魂，也是城市的辨識度，他使城市人性化，否則城市沒有生命，只是鋼筋混凝土。
時任市委副書記劉雲耕探望巴金
一位文學大師在社會上的影響除了思想的力量、文學的力量之外，還有他的人格影響力，而且人格力量越到後來越重要。
有些人有很好的作品，也有獨到的見解，但人品有瑕疵，便不會成為大師。
有的人作品影響非常大，但人格有局限，高度不夠，格局不大，最終也影響到他的作品，就缺一口氣，也不能成為大師。
我覺得大師和非大師的區別主要不在作品一時成敗，而在於是否具有精神高度和人格力量。
巴金身上就有一種很偉大的人格力量。這使他晚年的作品樸實無華而力透紙背。巴老的人格力量可以表現在驚天動地的大風暴面前，也可以表現在不經意的小地方小細節上。
他晚年很淡泊，把世事看得很透，什麼風浪都無所謂。在場面上大人物常常做戲，但在生活裡小細節上卻無法偽裝。常常在一些小事情上，更能看出偉人的人品人格。巴老與一位普通的老編輯王仰晨的故事特別感人。王仰晨與巴老的通信開始於抗戰勝利以後，算起來有六十多年。
王仰晨一直是個默默無聞老老實實的編輯，巴老的聲望則如日中天。但他們的友誼持續了六十多年。不管是暗天無日還是陽光明媚，巴老都對他敞開心扉，在信中對他談肖珊的死，談兒子的病，談女兒的婚事，談共同的朋友，更多的是談書談文學，談時局談思想，這樣的談心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可以說巴老從來沒有和一個朋友談的這麼長這麼多。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喜怒哀樂的巴金躍然紙上，字裡行間一顆正直的善良的熱烈的心臟在跳動，而你會不由自主地為一種偉大的人格力量所震撼。
巴老寫給王仰晨的三百多封信中有一百多封編進《巴金全集》，一百多封信當時沒有找到。
這件事也一直困擾著王仰晨，尤其還有五十多封巴老在文革期間寫給他的信，更為珍貴，這是研究巴金生平思想的重要文獻。後來，王仰晨翻箱倒櫃，把家裡全部東西清理一遍，才找到這批書信。李小林打電話給我說，有這樣一本書信集，巴老說讓我出版。
我喜出望外，要知道這是《巴金全集》之外唯一一本巴老未發表過的手稿，數量又這麼大，而且巴老還答應為這本書信集寫序。巴老已宣布擱筆多年，這可以說是他最後的一篇文章。
巴老在序中說：「我把這本書獻給他」。
編輯歷來是無名英雄，編輯往往默默無聞一輩子。但巴老在他九十三歲時沒有忘記他的編輯，這就是他的人格。編完《巴金譯文集》之後，王仰晨已經有十來年沒見巴老，他很想念巴老。
王仰晨來滬探望巴金，巴金女兒李小林、弟弟李濟生陪同
這本書信集出版以後，我就想讓他們兩位老人見面，了卻一個心願。我把王仰晨請到上海來，我陪他去醫院看巴老。當時的場面非常感人，兩位老人握著手相對無言，很久很久。
我把新書送到巴老手裡，巴老撫摸著很激動。李小林說這是巴老最滿意的一本書。
我擔心巴老累了，想替他拿書，但我抽不出來，只覺得巴老緊緊捏著這本書不放。
還有一件小事，我女兒還在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帶著她去看巴老。我們在談話，女兒在一邊聽。告別時，巴老注意到她，說：我送本書給她。他到書櫃裡找出一本兒童文學，籤上名，「送給肖未小朋友」。我女兒看到巴老籤名很激動，她一輩子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樣一本書會影響她一生，我女兒後來開始寫詩，在高中時還出了本詩集。這樣很小一件事會影響人一輩子。
我常常想，今天，巴老對我們時代的意義在哪裡？我們應該怎樣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