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高中同學聚會，離開18歲30年，海內外同學響應紛紛。這幾日，忽而東四燈市口、忽而後海鑼鼓巷，海吃神聊，忘了世間。30年之後的聚會，有這個大時間參照，懸念無非是變與不變。人自然是變了，男生發福頂稀，但雛形尚在；女生不然，女大十八變，各有各的變，神奇者視歲月如無物，也有反之。
除了人的變，就是咱國咱城的變。一個在北美做了20餘年建築師的同學，一路上和我講：尺寸尺寸。小時候住的胡同，現今一看，尺寸怎麼變小了，當年覺得挺寬啊；來到CBD，這是另外一種「尺寸」：什麼尺寸都有的建築混在一起，混亂而和諧，美。我後來總結，30年北京與我們的變化基本就是尺寸的變化，原來尺寸大的變小了，如胡同；原來尺寸小的變大了，如腰圍。
30年的變當然還有物價。30年前，豬肉九毛五一斤、麵粉一毛八分五一斤。30年後，豬肉漲十餘倍，麵粉漲十餘倍。本是同學掛一漏萬，玩笑而已，沒想到一發微博，議論者眾，認為最離譜的應是房價。是啊，從不要錢到幾萬一平米，你說漲了多少倍。
30年的歡聚，還有一個小小的心結。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本來我也是有機會出國留學的，陰差陽錯，最重要的還是自己不上心，只好在國內謀生。而同班幾位先後放洋的同學，一直是我羨慕的對象。30年的大時間，出國（主動選擇）和不出國（多是被動，出不去只好不出），是不是有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呢？
幾位高中同學都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離開中國，那時留學是公認最好的選項。汪丁丁教授說過：可供選擇的機會越多，選擇一個特定機會的成本就越高，因為所放棄的機會，其所值隨著機會的數量增加而增加。可惜當年的選擇機會太少了，出國就是最優的選擇，幾乎是沒有機會成本的。從這個意義上，留在中國發展的同學們應該更有「幸運」的味道，因為那時很難看清中國的發展究竟會有多快？究竟會朝一個什麼方向。留在中國相較於出國，於今而論多少算是有了點「機會成本」，這對我始終沒能出國讀書算是個安慰吧。
什麼是機會成本？就是中午吃飯，選了吃涮羊肉，結果沒能吃成牛排，那頓牛排就是我為吃羊肉付出的機會成本。這種表述對但不準。說對是因為機會成本的確事關選擇和稀缺，它的基本定義就是：稀缺存在時因選擇而失去的機會值。選了羊肉就丟了牛排，而且吃飯總是「稀缺」的，吃一頓少一頓嘛。
回到人生選擇，無論你怎麼選，都面臨巨大的機會成本，因為人生具有唯一性，太稀缺了。人生的有限時光構成的稀缺性是深刻而巨大的。所以，人生的選擇要慎重。問題是，有多少人生是我們主動地選擇呢？
制度經濟學裡還有「路徑依賴」和「自我強化」。意思是說，制度變遷（比如改革）一旦走上某條道路，就存在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的慣性，並且不斷自我強化，即使這條道路可能是錯誤的。30年看下來，人生亦是如此。大學畢業後幾年晃晃蕩蕩，但後來一旦穩定，就很少再改變。
與20多年前窮學生出走海外混個好前程比，眼下熱絡的是富人移民潮。有人戲言，理論上，北京二環周邊擁有房產的京城居民都具備了移民美加的條件。政治學者阿爾貝特。赫希曼認為，組織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失去組織成員的「忠誠」。如何保持忠誠？一是組織為其成員提供滿意的服務；二是容許成員發出聲音，批評組織，從而令其改進。
今天所謂「富人移民潮」，準確說，不是移民，是預備後路而已。他們英文不靈光，也不喜歡吃洋飯，外邊雖然空氣好些，但是寂寞難捱。事實上，他們也沒有「移」，只是先拿個隨時可以「移」的資格而已——說白了，是對未來發展有點信心不足，一懼手頭資本發展空間有限，二懼監管盯上自己的錢。
送別高中同學的夜晚有些傷感。同學們再一次和本已久遠的青春告別並致敬——純真年代和沒有分別心的友情漸行漸遠——「長大成人」這個機會成本實在是太巨大了。
(責任編輯：王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