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海知青來延邊插隊落戶，延邊各族人民歡迎和接納了他們，並親暱地稱之為「上海娃子」「上海阿得力」。近一萬八千名「上海娃子」「上海阿得力」很快融入到延邊各族人民之中，與延邊各族人民水乳交融、互相融合，一起灑下辛勤的汗水，耕耘著長白山下這片廣袤的黑土地，書寫了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令人難以忘懷的篇章。
延邊的地域文化具有海納百川的傳統和特點，延邊各民族幾百年來的聯繫日益密切，不斷的遷徙、雜居、通婚和各種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學習，在血統上互相融合，逐漸形成延邊特色的區域文化和延邊各族群眾的心理特徵。半個世紀以來，上海知青在這塊土地上，給延邊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形成了長期共同融合、塑造延邊地域文化性格與形象、共建地域文化的發展趨勢和大好局面。
一講起文化，大家可能會想到文學藝術、思想哲學、科學學術等。但其實，文化的根本是物質的，首先是衣食住行以及必要的謀生手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是文化最根本的部分。比如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生活習俗等等。上海知青來到延邊首先面臨的就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勞動。無論是自覺地或被動地適應和融入當地的生活，對上海知青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也是當務之急，更是必然趨勢。
一、飲食為天
「民以食為天」，吃的文化最能代表和反映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上海的飲食文化本身也海納百川、包羅萬象，上海知青帶著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習俗的飲食文化、飲食習慣來到三千公裡之外的邊陲。在那個貧窮的年代，所謂飲食就是填飽肚子，就是一個「吃」字，形式比較原始，只解決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上海知青初來乍到，脫離了家庭和學校的管教，告別了上海特色的「泡飯」加「四大金剛」，新鮮勁兒過後面對的是嚴峻的現實。郭裕堃寫的《集體戶的二米飯》中說道：「很快，大米吃完了，玉米面、高粱米和大碴子，清一色的粗糧讓我們吃得很痛苦。」姜良駿在《涼水憶事》中回憶到：「日子一天一天難過起來，夥食已經越來越差，不見了香噴噴的大米飯的蹤影，大米加苞米的二米飯取代，再往後沒幾天，頓頓是高粱米飯，又粗又硬，卡在喉嚨難以下咽。計劃內當年配給的每人二兩的豆油，在一個多星期前就已經告罄。」範文發在《敬畏生靈》中描述，很多知青「看著那黑不溜秋的高粱米就沒胃口，實在餓得不行就硬著頭皮咽幾口。家境好一點的知青就到公社所在地的小飯店去打打牙祭」。「狗也宰、貓也烹，村裡毒死了老母豬，分了一塊毒肉給集體戶，樂得大夥像過大年。那時晚上要在牛舍裡政治學習，我們知青早去一會兒，為的是乘飼養員不在的空當，切下幾片餵牛的豆餅，散會後拿回集體戶，用火一烤噴噴香，大夥邊吃邊贊：『這哪是豆餅？簡直就是上海的花生酥！』」
重體力勞動加上缺少肉食油水，個別膽大的知青開始「動腦筋想辦法」。陳準民回憶中提到：「很多集體戶由於計劃不周，經常飽一頓飢一頓，知青餓得實在受不了，偷雞摸狗的事時有耳聞。」何永根在《王麗君，留在農村養老》中說：「一些知青肚子沒有油水，打起了老鄉們家裡雞鴨的主意，有的時候偷個雞，有的時候偷個鴨。」徐善楨在《重提「瓜菜代」的日子》裡說到：「現在與其他集體戶的知青一起聚會，許多人談到當年偷雞摸狗的事情，感到對不起當地的老鄉。」
知青偷雞摸狗讓社員防不勝防、暗暗叫苦，而上海娃子「什麼都敢吃」更引來一陣轟動，社員們議論紛紛、頗有微詞。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裡遊的，來者不拒、照單全收。吃田雞、吃蛇肉、吃野生貓肉甚至吃烏鴉喜鵲等飛鳥，在延邊農村聞所未聞，上海知青卻以此為美食。田雞在上海有小商小販走街串巷叫賣，而家鄉人卻對田雞望而卻步。用蛇肉、雞肉和貓肉燴制而成的高檔美食「龍虎鬥」「龍虎鳳大燴」是我國廣東菜系中的代表菜品之一，肉質絕嫩、滋味極鮮，蜚聲海內外，而在東北邊疆則是聞所未聞。雖然在農村有很多有形或無形的禁令或風俗習慣，但是有些膽大的青年社員，在上海知青的慫恿下敢於嘗試，初嘗一下也讚不絕口。薛求知回憶到：「常常幾月不見葷腥，這就難怪為何虞嶽光會把老鄉扔掉的獾子撿回來燉著吃，有人會撬開別人箱子的後板撈裡面的香腸吃。」
上海知青的吃毛豆，曾讓當地社員怒斥為「敗家子」，農民始終認為「吃青如吃金」，黃豆未成熟，煮熟即食，未免浪費糧食奢侈過分。幾十年後毛豆作為一種商品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人們的餐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美食佔領了所有的餐桌，延邊農村的食材也大大擴大了範圍。上海知青的「敢吃精神」在延邊大地上發揚光大。
對於延邊的飲食，上海知青大部分適應性很強，吃稗子米飯、二米飯、高粱米、玉米碴子、玉米面條。郭裕堃說道：「有很多知青因此引發腸胃疾病。」時間久了，逐步習慣了。「二米飯確實沒有大米飯好吃，但二米飯絕對不像單做高粱米飯或苞米碴子飯那麼難吃。二米飯避開了單吃粗糧時的痛苦，所以效果十分明顯，這對於那些沒有足夠的細糧而又必須吃飽肚子的人來說非常實用。」蕎麥冷麵、大蒜、大醬，特別是朝鮮族大醬和辣白菜，很多上海知青不但是適應更是情有獨鍾，退休返滬後仍念念不忘、爭先購買。
喝涼水對上海知青來說也是無法迴避的事情，畢竟在上海從小接受的教育是「不可喝生水」。然而農村的現實條件是不可能喝開水，在農村生水即涼水，不會喝涼水對農村而言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有知青在社員家裡吃飯，主人知道上海娃子不喝涼水，飯後熱情的主人捧上一碗熱水，那就是一碗刷鍋水，水上還漂著零星的油花，已失去了白開水的味兒，然而，知青感動地一飲而盡。天長日久，上海知青對於山間溪水、井水、河水等生水甚至於髒水也一概照喝不誤。知青說：「難不成大活人守著涼水而渴死嗎?」
延邊朋友喜歡喝酒，不是一般的喜歡，而是喜歡得驚天動地。延邊朋友對此還多少有點自豪感，有的延邊朋友會很謙虛地說：「能喝啥呀，瞎喝唄!」延邊朋友骨子裡充滿的那種豪爽、純樸的氣概，通過酒桌表現得淋漓盡致。薛求知回憶中說：「東溝人和所有北方人一樣嗜酒，這和氣候有關。天寒地凍，喝些烈性酒全身熱乎，盪氣迴腸。酒精上頭，暈暈乎乎，可以睡得深沉，去累解乏。朝陽川酒廠出的原漿酒，65度。運到供銷社，兌些井水，調到53度左右，便可賣了。喝酒的套路也很匪氣，一隻大號碗盛滿酒，就在桌上輪開了，一人一口，等喝得差不多了，再把碗中剩下的酒，分到每人的碗裡，然後一飲而盡。」
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是東北農村的習俗，與上海的黃酒小酌，風格大相逕庭，上海知青從不會喝酒，後來居上發展到毫不遜色地接受「酒精考驗」，幾十年過去早就和延邊朋友結為酒友，在酒桌上推杯換盞、大快朵頤、豪情萬丈，與當地群眾相比甚至更勝一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喝酒更是與時俱進，酒桌文化也越來越發達，一套「酒嗑兒」越來越豐富。不論市區還是農村，酒桌上三杯下肚，海闊天空，一浪更比一浪高，不醉不回，醉了也不回，更有甚者還引發打架鬥毆。其實這並非好事，有待於延邊的朋友引以為戒。吳紹釚在回到第二故鄉時，與村民聊天，聊到對方大哥、二哥的死原，她悲憤地吐出兩個字：「酗酒！」吳紹釚問她：「村裡為什麼這麼靜？」她回答：「吳大哥，村裡與你同輩的、你所認識的農民兄弟，大都已經去世了，許多人也是因為飲酒過度或得病而死的。」
確實令人悲傷，好在現在很多延邊的朋友（包括上海知青）正意識到這個問題。
延邊的美食豐富多彩、美不勝收。林一平「喜歡觀察，將生活的美，生活的歡樂，生活的和諧，一一永遠地收藏於心底」，他在《打糕飄香的日子》一文中將延邊打糕與上海糕團早點一一比對：「打糕先是泡黏小米，然後蒸，同時製作豆沙。當然，最精彩、最熱鬧的場面是兩位小夥子掄木槌擊打蒸熟的黏小米製作打糕。而想起家鄉上海那麼多樣的糕團早點，一一比對，竟然沒有一樣與其相同，頂多是相似、類似、近似，比如青團、麻團、赤豆糕、條頭糕、松糕和年糕。老家的年糕是槌出來的，將蒸好的粳米放入臼中用槌搗擊。但是，打糕的用料是黏小米。寧波人做的年糕和餈粑也十分好吃。年糕和餈粑同樣需要拍打搗碎成型，只是寧波年糕與打糕的製作方式各不相同，差異不小，各具特色，各有各的風味。」
上海知青對延邊的大豆腐印象頗為深刻。黃豆產地的純滷水豆腐比上海的豆腐好吃多了，有濃濃的豆香味，清爽滑嫩香噴噴，口感極好，豆腐海帶湯堪稱極品營養湯，幾十年後仍記憶猶新。不過在那個貧困的年代，豆腐也是稀罕之物。馬培堅在《我在延邊當知青》一文中說到：「十年的知青生活，我從一個白面書生變為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東北漢子。與朝鮮族青年比賽過吃豆腐，一下吃過十四塊熱氣騰騰的豆腐，也曾經一口氣喝下一大碗蜂蜜。延邊真是塊富饒的地方，我吃過狍子肉、野豬肉、蛇肉、野雞肉、哈士蟆、熊肉，更多的是吃狗肉。」
由此可見，上海知青由於「敢吃」「能吃」「會吃」，所以與延邊飲食和習慣的融合相對容易，也很快地適應了當時貧困的年代和環境。
二、服飾打扮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服飾打扮是人類物質生活中的一大要素，又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即使在貧困時期的貧困山村，人們也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服飾除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之外，還代表著一個時期、一個地區的文化。
貧困年代，在邊疆的小山溝裡幾乎談不上服飾打扮，薛求知在《插隊生活雜憶一：衣》一文中描述當地老鄉服裝「最主要的顏色就是黑色了，一年四季均是如此。一來黑色耐髒，抗造；二來大家都選黑色，也就隨眾了，免得顯得格路(出挑)。現在服裝界把黑色看作是永恆色，我看是有道理的，最起碼社會最上層和最底層的人都熱衷於這種色彩」。
愛俏的小夥和姑娘則會不同些。小夥子愛穿草綠色的外套，戴頂草綠色的帽子，最特別的是，他們會在衣服的領子上縫一塊用白線鉤的領襯，定期拆下來清洗。領襯會有好看的花邊，這通常是由家裡的姐妹或心愛的人製作的鉤結手工品。而我們男知青則是沒有一人得到過這種信物。姑娘的服裝會漂亮一些，會用花布縫製衣衫，在頭上圍塊天藍色或正綠色的方圍巾。
服飾文化首先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最終受到社會經濟的制約。上海特有的「節約領」就是典型的例子。假領頭並不假，其實算是真領子，它是用少許布料裁剪縫紉成襯衫領子的模樣，有前襟後片，也有扣子扣眼，保留了襯衣的上半部分，把袖子與衣身都省去了，只用兩根布帶或者橡皮筋套住臂膀，穿在外套裡面，露出個領子以假亂真。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購買布料、衣服都需要布票，而布票是按人頭限量供應的，買了外衣就顧不上內衣。不過，當時購買零頭布是不需要布票的，於是聰明的上海主婦們就發明了「假領頭」這個東西，既節省了布料和布票，也保持了應有的體面。「不過有時讓老鄉瞧見了，他們可不買帳，說那是娘們兒戴的。他們可能是把假領子和文胸搞混了。」
《插隊生活雜憶一：衣》一文中描述：「我們男知青每人會有一件滌卡的藍色中山裝。所謂滌卡就是在棉紗中加入滌綸纖維，織成黑色或者藍色的混合卡其布料。此種布料，每市尺收布票7寸到5寸不等，後來又免收票證。這種面料做成的衣褲較硬挺，不用熨燙就很平整，顏色也不易褪，所以成了我們正式的出客服。每逢到公社或縣裡開會，就會從箱子裡取出換上。趙益民有段時間留在集體戶燒飯，他就天天穿滌卡上裝，所以給人印象總是穿得較帥。」
「海魂衫」也曾風行過，因為趙丹主演電影《海魂》時，穿得就是海魂衫。當時集體戶的時尚人士，都曾身著海魂衫在村裡走過，引來一片目光。此外，有的戶友還有緊身的坦克棉襖，這是當中用縫紉機軋出一條條線的棉襖，穿了沒那麼臃腫，又是草綠色的，符合了那個年代「武妝」的審美偏好。
上海知青帶著「文革」時期特定的服飾到相對落後的邊疆農村，初來乍到時仍保持著一貫的衣飾傳統，必然引起轟動。上海女知青戴的胸罩，窮山僻壤的農村少女、少婦第一次見識，異常驚訝：「呵呵，原來是這樣的。」時長日久，欣然接納並群起效仿，邊遠地區的服飾文明程度也因此上了一個臺階。個別上海知青戴著有外國商標的蛤蟆鏡，穿花格襯衫、喇叭褲、瘦腳褲，曾被視為「二流子」的形象，隨著時間推移，邊遠地區的群眾也都能接納了。還有一些小物件如摺疊傘、摺疊杯等等，引起了農村青年的極大興趣和對文明社會的憧憬與嚮往。
上海知青和當地社員的深入接觸，也逐步影響上海知青的服裝習慣。徐文華《在五道溝的日子》曾寫道：「每當生產隊開會時，阿滋媽妮們就湊在昏暗的油燈下，邊聽著隊長發布指令，邊不停地捻著手裡的棉花，把它們捻成粗的或者細的棉花線。看著她們靈巧的雙手，我們知青也情不自禁地買了棉花，跟著學習捻棉線。我捻了半斤左右的棉花線，是很細的那種，然後用兩根線並在一起，自己編織了一條樓空花頭的長圍巾，到供銷社買了一包玫瑰紅的染料，自己動手把本來白色的棉花圍巾染成了鮮豔的玫瑰紅，在那白雪皚皚的長白山下，戴上一條玫瑰紅的圍巾，感覺多好啊！」
上海女知青鍾情於朝鮮族服裝，很多女知青借來漂亮的朝鮮族服裝穿上攝影，形成風氣,以此為時尚，留下了歷史的回憶。幾十年過去了，徵集當年老照片時很多上海女知青找到壓箱底的、穿著朝鮮族服裝的老照片，都不勝感慨，思緒萬千。
三、民風民俗
民風民俗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歷代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所謂「百裡不同風，千裡不同俗」，正恰當地反映了風俗因地而異的特點。延邊更有著獨特的民風民俗，上海知青的到來，既有「入鄉隨俗」的一面，也有「大破大立」的一面。
一是禮節。朝鮮族的禮節很嚴，晚輩和長輩之間、男人和女人之間，都有沿襲千年的嚴格規矩。
姜良駿在《涼水憶事》一文中寫到：「當年朝鮮族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嚴重，如果有幾位朝鮮族老大爺蹲在路邊嘮嗑，朝鮮族老太太以及婦女都要繞道而走，不許從跟前走過的。下鄉頭幾天，我在一條小路上走著，迎面來了一位朝鮮族老太太，看見我馬上就停下，面朝牆壁，要等我過去後才能回過身來繼續走。當時我很詫異，後來才知道是朝鮮族的風俗習慣。我們上海知青來了以後，將這些風俗習慣破了不少。」 「男尊女卑的現象很嚴重，男的下地回來家務活什麼都不幹，躺在炕上休息、抽菸，最多劈點柴禾、壓點水、燒點火，女人則忙裡忙外，採摘蔬菜、餵豬餵雞、洗衣做飯，還要伺候男人。從來不會有男人去河套邊洗衣服什麼的。我們男知青去河邊洗衣服，不要說村裡的男社員嘲笑我們，連女社員也要說集體戶的女知青，為什麼讓男知青拋頭露面到河邊洗衣服，好像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 「朝鮮族規定女人是不允許上桌的，只能在男人吃得差不多了，才能在邊上吃點殘羹剩菜，還要不時給男人倒水遞煙、收拾桌子等。集體戶的女知青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引起了她們的集體抗議，以後才逐漸得以改善。」
徐文華《在五道溝的日子裡》曾寫道：「朝鮮族重男輕女,集體戶輪流做飯,輪到男生,朝鮮族阿媽妮就『哎咕哎咕』叫，幫男生說話，說：『哪能叫男孩做飯？』我們和她們理論，男生就在旁邊起鬨，把我們女生氣得說不出話來！」
馬培堅在《我在延邊當知青》一文中說到：「朝鮮族大叔卻是如此的熱情，女知青望著一大盆熱氣騰騰的羊肉，也是牢騷滿腹，憑什麼不能一起坐炕上？」
農村朝鮮族房屋整個居室的地面都是火炕，鍋臺與炕相連。做飯、吃飯、睡覺以及室內的各項活動也都在炕上進行，南面開門，進屋脫鞋，席炕而坐。然而，怎麼個坐法，卻大有講究。生產隊每逢開會，男知青與「大老爺們」坐在正炕，女知青則與小媳婦大姑娘坐在後屋，而且坐姿也有區別，大老爺們是盤腿而坐，小媳婦大姑娘則是側彎身體雙腿合併伸向一側。加之，女知青不得和男人們同坐吃飯。對此，女知青非常反感且頗有微詞，絕對想不到下鄉接受再教育竟然是「男尊女卑」的科目。
上海知青到延邊的農村，以自己的言行，對農村的「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產生了一定的衝擊。上海的現代文明、城市平等觀念與農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在日常生活中互相衝擊、互相影響，一段時間後，在市區和農村裡「男尊女卑」的觀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張素文在《老照片憶起兩地情緣》一文中說：「我把阿慈瑪妮也拉上桌，天長日久地我改變了他家的習慣，大家都在桌上吃。」
農村朝鮮族與城市中的朝鮮族在禮儀、禮節上還有一定的差異。相對而言，城市「男尊女卑」的現象要淡化很多，特別是餐桌上，男女同坐就餐已是慣例。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風氣的轉化，農村的「男尊女卑」傳統觀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分化瓦解，婦女的社會地位日漸上升。
王寶發在《民俗村裡的新風尚——朝鮮族紅旗村見聞》中寫到：「她有兩個孩子，她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教育模式都已悄然蛻變，將過去和現在、傳統與現代、朝鮮族與漢族好的民風習俗融入結合。在她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代婦女的嶄新風貌。小趙家的變化就是紅旗村發展變化的縮影和寫照。」
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但是延邊的朋友對禮儀、禮節、家教還是很重視的，對上海知青的影響也很深遠。林一平說：「這種深植於國人心目中孝敬老人、孝敬父母的傳統，在延邊汪清縣五站屯演繹著她獨有的特色。當我爬過五十歲那道坎，常常會在孝敬老人、教育子女時，懷念起薰陶過我青年時代道德觀念的那個小山村。特別是小山村裡孝敬長輩的習俗與傳統，那是延邊生活賜予我人生的珍貴財富。」肖俊鋒在《感受朝鮮族的禮節和家風》中提到：「我在這四十五年的生活長河中，與許多朝鮮族朋友、同事一直保持著聯繫和來往。朝鮮族朋友的傳統家教中，待人善良、尊重、大方、忠誠、關愛、禮貌、信任、賢惠、同甘共苦等人間真情都得到詮釋。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良好的禮節和家風更是深入人心。朝鮮族的禮節、家風與家庭教育是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民俗風情中的一朵奇葩，相信朝鮮族的這朵燦爛之花會更加鮮豔奪目。」
二是衛生習慣。生活中衛生習慣的改變對上海知青來說是第一個考驗，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上海娃子」從小養成每天早上刷牙，晚上洗臉洗腳做小衛生的習慣，並從小經常在「老虎灶」邊上泡澡或「孵混堂」。下鄉絕對沒有這樣的條件了，洗澡問題一直困擾著上海娃子們，好在夏天可以在河裡、江裡、泡子裡盡情撒歡。由於衛生條件極差，上海娃子第一次見識到了蝨子和蝨子蛋。楊永欽回憶道：「1969年的3月初到延邊農村，只見農民在屋簷下一邊曬著太陽嘮嗑，一邊在脫下的衣領上用雙手的指甲不停地在掐著什麼東西。我很好奇，仔細一看，原來他們在清理自己衣服上的蝨子和蝨子蛋。看著農民很愜意地在掐蝨子，我真是有些毛骨悚然。」有知青朋友也曾突發奇想，何不在回家探親時用火柴盒裝上幾個蝨子，也讓上海的親朋好友見識一下何謂「蝨子」。
知青每天早上刷牙，在偏僻的山村成了一道奇異的風景線。一些足不出戶的老人，帶著好奇的眼光，見識這刷牙奇觀。刷牙畢竟是一種良好的衛生習慣，村裡的年輕人很快就效仿開來。上海知青以自身的衛生習慣影響和提高了農村的個人衛生水平。
說來難以置信，城市知青下鄉面臨的第一考驗不是田地裡農活的辛勤勞累，不是階級鬥爭的急風暴雨，也不是邊境線上的真槍實彈，而是蹲茅坑。幾十年過去，上海知青們回憶起來還是感觸頗深：「在農村時，晚上起來上廁所怕不怕？尷尬不尷尬？」
農村的廁所就是茅坑，「一個土坑兩塊磚，三尺土牆圍半邊。」這句順口溜描述的就是農村傳統茅坑。陳淮民回憶道：「那種茅廁是無法想像的。它上下、前後、左右通透，透過木桿或蒿杆做成的四壁可以察看四周，因此我給它起個外號叫『透明廁所』。」 上海娃子沒有蹲過茅坑，更不知怎麼個蹲法，確實難為了第一次使用茅坑的知青。第一次跨進四面透光透風的茅坑，其心情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在村裡尚有茅坑可蹲，在野外或大地裡勞作，內急了真正是急死人，更難為了女知青，特別是一片水田地裡無遮無擋，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不習慣也得習慣，不適應也得適應。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廣闊天地裡找出路，出路就在廣闊天地裡。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上海知青的衛生習慣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整個延邊城鄉環境的衛生狀況、個人衛生習慣和衛生水平都跟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得到迅速提升。
三是消費習慣。貧困時期，「勤儉持家」的消費觀念幾乎成了上海人的符號和標籤。無論是吃穿住行用，各方面都要「做人家」。「做人家」作為上海特定時期特定情境下的常用詞，其中的深意就在一個「做」字上，它真切地傳遞出上海人勤儉持家的稟性和對生活質量精心策劃的追求，並影響著後代。作為上海長大的知青，對物質消費的審慎精神已經深入骨髓。
初到延邊，眼觀周邊，就對知青的消費觀念產生了質疑性的改變。貧困時期的農村消費已經是最後的底線水平，然而，讓上海知青瞠目結舌的是，全家最後的幾角錢，農村的「大老爺們」不顧一家老少有無隔夜糧，就去大隊供銷社買散裝白酒，就著大醬或鹽粒，幾口灌下暈暈然回家。徐善禎回憶到：「經常看見有一個人在供銷社放鹹鹽的大木桶旁邊，喝一碗酒就用手指蘸一下鹽桶的外側，櫃檯上已經放了好幾個空碗了。他那醉醺醺的樣子在我腦海裡留下了深刻印象。」「隊長告訴我，幾年前，因為家裡窮，老婆帶著孩子離開了他，從此他就以酒為伴，天天喝得不省人事。」在農村，很多朝鮮族「大老爺們」豪爽地說：「該喝的時候就要放開喝。」城市裡也有很多朝鮮族朋友坦然地說：「該放鬆的時候就要放鬆。」石人溝的上海知青一起回憶當年歲月，陸曉千當時有明月和貞淑兩位朝鮮族閨蜜，她們對她說過：「哪怕兜裡只留下一分錢也要用完，去買兩個髮夾。」辛曙敏記得一位朝鮮族老人還這樣形容：「朝鮮族人有一分錢也會趕緊跑到供銷社去花了。」還有知青回憶說：「有些朝鮮族朋友不光自己的錢必須花光，向別人借錢也是常有的事。記得下鄉第一年鬧春荒的時候，一位朝鮮族老鄉把自己家的雞蛋和辣白菜送給我們，讓我們非常感動。但第二年找知青借錢，一直到搬家走了也不還。也許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互相幫助，不必太計較。」
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市裡工作的上海知青感覺延邊的消費觀念特別超前：「東北夜長，足以消受連軸轉的娛樂項目。延邊聚餐，沒有一輪結束的。第一頓飯可能吃中餐，然後去練歌廳，再然後吃燒烤或去啤酒店，吃完喝完可能再去咖啡廳坐坐，要麼去洗澡足浴按摩一條龍，怎麼也得折騰半宿。」
延邊的各族朋友和上海知青互相影響和感染了這種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有一位延邊的朋友說：「五六個人去一次啤酒店，如果比較能喝，能花掉四五百塊。吃一頓常見的韓國燒烤，兩個人就要三四百塊。」更讓人嘆為觀止的是， 「你從來沒見過延邊人講價，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他說：「剩點錢就花，吃喝玩樂，不管明天怎麼活，今天我有錢就要使勁花。花完了，不行的話，就把東西都賣了，繼續去賺錢。」
在今天這個光怪陸離的消費時代，上海人過去那種過於「做人家」的做法可能不利於促進消費、拉動內需，但部分知青還是不習慣「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費習慣。
四是待人處事。延邊人在待人處事交朋友上與南方人有著很大差異，當然也包括從石庫門老式裡弄裡走出來的上海知青。也許是與延邊廣袤的大平原、大森林和白山黑水間粗獷的大自然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延邊各族群眾給上海知青的第一印象，便是他們骨子裡透出來的爽快氣質和火熱情感。延邊各族朋友的這種爽直的性格，表現在他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影響了上海知青的性格和三觀的形成，給正在塑造性格和習慣的上海知青增添了豪爽大方的特性，更是在那個艱苦的環境裡，給單身在外的上海娃子增添了溫暖的人情和真誠的朋友。
萬鋼在《不忘初心渡重洋，百鍊成鋼報中華》中說到：「我感受到了鄉親們的樸實和真誠，也發自內心地喜歡與鄉親們做朋友，我在那裡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奠定了我對待人生的基本態度。這一生都深深感謝東溝村那些可愛的鄉親們！」
在黃浦江畔長大的周文寶，秉承了上海人的精明，東北廣袤的黑土地哺育了他的大氣和豪爽，朝鮮族的勤勞和善良使他領略了邊陲少數民族的風情。
陳淮民回憶說：「六年的石人溝生活為我的後半生鋪下了基礎。我不僅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石人溝形成的。」
周逢回憶道：「和龍的山山水水養育了我，和龍各族人民以其博大的胸懷容納了我、影響了我。在我世界觀形成時期，和龍各族人民的善良、豪爽都融入了我的血液中，使我也成了這樣的人。」
何永根描述費名琰：「回鄉知青邰忠發特別關心和愛護他。由於兩個人有許多共同的語言和志向，費名琰親切地叫他邰哥。邰哥在幹活時候總是暗暗地照顧他。修水利挑土籃子的時候，邰哥總是說他個子小，少裝點，別壓壞了身子。這樣的關心和愛護，使他這個遠離家鄉又『發育不良』的知青感到那麼的溫暖，那麼的刻骨銘心。」
錢丹回憶：「我20周歲生日那天，天上飄起了雪花。我在香淑家看書，想起了遠在千裡之外的父母親人，情緒低落。當我向她娓娓傾訴時，香淑馬上讓她母親準備了一桌子的『美味佳餚』為我慶生。在聲聲祝福中，我感受到了朝鮮族鄉親們的樸實、豪爽、豁達、真誠，激動不已。」
正如範毓民在《純樸的民風善良的人民》中說的：「當地老百姓對人的信任和真誠，我們絕大部分的上海知青都有同感。」
確實，延邊各族朋友是曾經馳騁在長白山林區和大草原上的人們，所以，他們的性格中具有奔騰的張力和遼闊的豪情，更具有對朋友真誠相待的溫情，使你感覺到走在延邊大地上的盪氣迴腸和回家般的怦然心動，對上海知青具有獨特的魅力，雙方融合相得益彰，對上海娃子具有深遠的影響。
很多知青幾十年後的回憶文章中都一再提及並念念不忘延邊的父老鄉親和延邊的哥們朋友。
琿春國稅局副局長張根發回到上海後的十四年間，年年都會回到琿春市探親訪友，有的時候一年要去兩次。他說：「三十年前回上海是探親訪友，三十年後到琿春去也是探親訪友啊！」每一年的春節，他都會用最漂亮的字體、最美好的語言，給父老鄉親和領導同事寄賀年卡，表達自己對他們的感恩之情。
何永根說：「上海知青對延邊父老鄉親和延邊朋友的感情，幾十年來一直記憶在心中難以忘懷。」徐善楨說：「在我的人生路上，曾經遇到過許多好人，他們對我的恩情，我都銘記在心。」尹永林在《忘不了你——克國兄弟》一文中想起當年的朋友：「那些日子我們成了形影不離的好兄弟。幹活時我們齊心協力，總是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務；休息間我們忘了疲勞，談笑風生無話不說；下班時我們漫步在回家的路上，唱著紅歌哼著小調；傍晚我們來到了南山坡，敞開心扉互表衷腸，敘述著自己的故事；夜晚我們躺在綠茵上，仰望藍天尋找星光，共同嚮往著美好的明天。我們一起探究、改進澆水技術，提高工作效率；我們一起學習，你教我地方語，我教你上海話；我們一起鍛鍊，揮拍苦練球技，賽場爭光添彩；我們一起下河抓魚摸蛤蟆，上山爬樹打松塔；我們一起穿著從上海捎來的時髦服裝，招搖過鄉引女孩親睞。你的為人處事讓我敬佩，你的接人待物讓我感動，你的心靈手巧讓我感嘆不已，你的助人為樂讓我永銘在心……和你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裡，我很開心、很充實、很滿足，壓抑的心情完全得到了釋放。」周逢回憶道：「每每提及在和龍的十年，我總會想起在我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兩位難以忘懷的朝鮮族同志，一位就是上面提及的安昌憲老人。當年，他作為『五七』幹部被下放到我所在的龍水公社新民一隊，後來又同在和龍工作了幾年。我忘不了他給予我的慈父般的關懷與愛護。」
未完——
作者：周培興（上海知青網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