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陳維齡畢業於南京金陵中學，戎馬生涯中，參與過鄂西會戰，在「駝峰」航線飛過約100架次，是一位抗日英雄飛行員。「父親一輩子都有抗戰的愛國情結。去世前，那麼虛弱，不太能動時，仍想的是能駕機和日軍同歸於盡。可惜他無能為力，流下眼淚，非常難過。」陳安琳感慨地說。
陳維齡的二女兒和外孫來寧參觀駝峰空運專題展覽。趙傑/攝
昨天中午，「駝峰」飛行員陳維齡的二女兒陳安琳和外孫鄧任雨，專門來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參觀駝峰空運專題展覽，陳維齡的照片和事跡就陳列其中。
陳維齡畢業於南京金陵中學，戎馬生涯中，參與過鄂西會戰，在「駝峰」航線飛過約100架次，是一位抗日英雄飛行員。「父親一輩子都有抗戰的愛國情結。去世前，那麼虛弱，不太能動時，仍想的是能駕機和日軍同歸於盡。可惜他無能為力，流下眼淚，非常難過。」陳安琳感慨地說。
陳維齡女兒來尋訪：為抗戰父親失聯8年
昨天上午一下飛機，定居香港的陳安琳和鄧任雨直接趕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這裡正進行著「駝峰空運專題展覽」。陳安琳的父親陳維齡的簡介出現在其中，上面這樣寫道：「駝峰」飛行員陳維齡，1938年入中國空軍，1940-1945年任第十一驅逐大隊飛行員；1945年入中航任副駕駛。簡介配以一張陳維齡帥氣的飛行服照。
陳安琳說，這張照片，是姐姐陳安琪提供給這次展覽的。抗戰期間，父親一去就是8年，杳無音信，家人一度不知道他的生死，甚至以為他已經不在了。而在陳安琪的記憶裡，父親很少跟自己提及早年的抗戰經歷，2001年父親去世後，她才逐漸從父親的檔案和各種史料中還原出父親一個真實的形象。
「爺爺是西醫，當時家境不錯，父親在扶輪小學讀書，跟法國修女學會了英語。」陳安琪說，父親一直沒有說自己當時為何要參軍，但是最近，她和妹妹似乎找到了答案。她說，最近妹妹陳安琳發現了一張照片，照片反面是一個署名「慶廉」的人寫給父親的一首詩：「少年立志出鄉關，事不成名誓不還。埋骨無須桑梓地，人生到處是家園。願維齡弟勉之，慶廉謹書，民國廿六年八月七日。」
「這個叫慶廉的人，經金陵中學歷史老師張銘考證，是一個叫馬慶廉的同學，他是1935年畢業的。既然馬慶廉用到了『勉之』，而不是『共勉』這兩個字，我想，很有可能是父親當時就已經表露出了要投筆從戎的志氣，所以馬慶廉特意送他一張照片作為鼓勵和紀念。」陳安琪說，1937年8月15日，日軍開始轟炸南京後，陳家人便開始準備向上海遷移。17日從南京出發後，坐了40個小時的火車才到上海。不過，那時上海也即將淪陷。一家人從9月開始，搬往廣東番禹。
投報空軍,在鄂西會戰中協助陸軍作戰
「8月15日（記者註：為1937年8月15日），日本飛機大轟炸南京，我親眼目睹狂轟濫炸的情形，心中非常憤恨……到上海後，我下心（下決心）投入空軍。」陳維齡在一篇回憶文章裡這樣寫道。當時中國空軍飛行員傷亡很大，後繼乏人。1937年底，「航委會」決定迅速籌設空軍軍士學校，儘快培養大批飛行員。1938年10月1日，該校在成都成立，蔣介石兼任校長。
陳安琪說，懷著抗敵報國的情結，陳維齡1938年考取空軍軍士學校，成為該校第一屆學員。1940年12月受訓結束後，他進入中國空軍第十一驅逐大隊，成為飛行員，駐防在成都太平寺，1941年1月2日轉往四川邛崍。
1943年，日軍向中國第六戰區守軍發動攻擊，史稱「鄂西會戰」。當年五六月間，陳維齡駕駛著P-66戰鬥機與戰友們一起參加了著名的鄂西會戰。他曾有記敘：「在十一驅逐大隊，經常出警戒出任務。大概在1943年六七月的時候，一次出動前線協助陸軍作戰。八架驅逐機，自湖北恩施起飛……」
飛越駝峰約100架次，曾空中緊急排除故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於1942年5月攻陷緬甸以及中國雲南怒江以西地區，切斷了中國最後一條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
陳安琪在查閱父親多年的口述和檔案時發現，1945年2月至5月的3個月時間內，陳維齡駕駛著C-46、C-47飛機，在駝峰航線上來回共飛過約100個架次。在這期間，有一次非常驚險的飛行。
有一天，陳維齡和一位飛行員駕駛著C-46運輸機沿駝峰航線返回昆明。在飛越喜馬拉雅山時，天氣突變，溫度迅速降低，漫天飛雪。駕駛艙擋風玻璃上的雨刮器被冰雪封住，視線完全模糊，周圍一片白茫茫。
千鈞一髮之際，陳維齡卸下手動起落架中的操作杆，在擋風玻璃上捅開一個洞，伸出操作杆刮除堆積在擋風玻璃上的積雪和冰塊……
當飛機安全地降落到昆明巫家壩機場時，兩人幾乎凍僵在駕駛位上。
解放後，陳維齡進入民航系統，由於表現突出，被升任為正機長，先後任飛行教員、英語教員。
1986年9月6日，中國民用航空局出具證明，證實了陳維齡的義舉，稱其「在鬥爭中是骨幹，表現堅決」。
為新中國民航出力，臨終走不出抗戰回憶
沿著長長的臺階，陳安琳拾級而上，走到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前駐足瞻仰。她告訴現代快報記者，父親為國家工作到70多歲才退休。
臨終前，老人不太能動，非常虛弱，但那時整天念著的卻是抗戰的那段往事。
陳安琳知道，父親一輩子都有抗戰的愛國情結，那麼多戰友犧牲了，最終他仍想的是，能駕機和日軍同歸於盡……陳維齡一想到這些就非常難過，在女兒面前流下眼淚。
陳安琳說，新中國成立後，陳維齡起初是在天津的高級航校當飛行教員，後來航校搬到四川廣漢，他繼續當教員。上世紀50年代北京飛廣州民航航線的首飛飛行員之一就是陳維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