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佟麟閣之子 「家庭成分」曾三度變更

[摘要]佟兵：1966年左右，我給周總理寫信，訴說心中不平，雖然很快得到了回復，但政策遲遲沒有落實。1968年7月1日，母親在邊家塢村的茅草屋裡病逝。

原載2013年11月01日《新華每日電訊》9版

題注:佟麟閣(1892～1937)，中國國民黨愛國將領。原名凌閣，字捷三，直隸高陽(今屬河北)人。曾任馮玉祥部師長兼隴南鎮守使。1931年起任國民黨第二十九軍教導團團長兼張家口警備司令、察哈爾省政府代主席兼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七七事變爆發時，在北平南苑率部抗擊日本侵略軍，7月28日遭敵伏擊殉國。1979年8月被正式追認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佟兵，系佟麟閣之子。

1937年7月7日，周六，隆隆炮聲從郊外傳來，日軍的戰鬥機群不斷掠過城市。佟兵記得，往常每個周六中午，父親都會回來與家人共進午餐。如果父親不能回來，母親就帶著佟兵去看望父親。

這次，佟麟閣沒有回來，卻也不讓妻子和兒子去南苑。苦等了21天後，家人等來的卻是佟麟閣殉國的消息。

壯烈殉國

佟兵說，父親原名凌閣，殉國後發文誤作「麟閣」，此後就沿用了下來。佟麟閣少年就讀於舅父胡光門下。9歲那年，舅父胡光為他找來八極拳師林舜唐傳授武藝。早年入伍於馮玉祥麾下，馮玉祥在《模範軍人問答》中這樣評價佟麟閣:「能克己，能耐苦，從來不說謊話。別人都稱他為正人君子。平素敬愛長官，愛護部下，除了愛讀書，沒有任何嗜好。」

佟麟閣的抗日軌跡從第二十九軍開始。第二十九軍是一支備受冷遇的軍隊，全軍只有野炮十餘門，重機槍不過百挺，步槍多為土製。「喜峰口一戰第二十九軍將士堅守了7天7夜，打退日軍數次強攻，斃敵3000多人，但那支由五百精兵組成的大刀隊，雖然砍殺了大量日寇，最後只有20人生還。」

七七事變爆發後，佟麟閣以軍部名義向全軍官兵發出命令，凡是日軍進犯，堅決抵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

隨後，戰爭的描述幾乎是千篇一律的:1937年7月28日，日軍調集數以萬計的軍隊在飛機和坦克掩護下，分別向北平、天津及鄰近各戰略要地大舉進攻。北平城外的南苑，佟麟閣所在的第二十九軍司令部遭受40餘架敵機輪番轟炸，並有敵軍3000人的機械化部隊從地面發動猛烈攻擊。日軍依仗武器裝備的優勢，將第二十九軍切成數段，分割包圍。中國軍隊處於各自孤軍作戰的境地。

部隊在敵人炮火和飛機的狂轟濫炸下損失慘重。佟麟閣與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堅守陣地，指揮第二十九軍拼死抗擊。後奉命向大紅門轉移，途中再遭日軍包圍，在組織部隊突擊時，佟麟閣被機槍射中腿部。部下勸其退下，他不肯，說「個人安危事小，抗敵事大」，仍率部激戰。後頭部再受重傷，失血殉國。

躲藏的生活

佟兵聽說，父親殉國後，部隊就打光了，是他的老部下，中國紅十字會、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秘書歐秋夫，率十餘人開中國紅十字會的救護車，尋找了一夜。7月29日黎明，在村民的幫助下用排子車將佟麟閣遺體由時村小路運到南頂大道，再由汽車運回北平城裡。

「我母親一看，當時就暈過去了。一家子失去頂梁柱了，家裡突然發生這樣的變化，精神上哪受得了。7月底那天多熱，28號犧牲的，29號把他拉回來已經面目全非。當時去救護的人一看，也是號啕痛哭。遺體拉回來以後，放在東四十條我們那個花園，有幾間房。買來冰塊，大冰塊擱到床底下，一看傷口都長蛆了，家裡拿水給洗乾淨給穿衣服，最後把我父親裝殮在給我爺爺買的那棺材裡了。裝殮起來，大家說這怎麼辦。日本人就要進城了，遺體叫日本人發現不得了啊」。

當晚22時左右，佟兵跟著母親和家人，提著箱子和包裹，扶著父親的靈柩離開了東四十條40號。第二天，北平淪陷，佟麟閣的靈柩無法安葬。佟兵說，母親再三考慮，決定暫放雍和宮以東的柏林寺，因為篤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裡燒香，寺裡的老方丈仰慕佟麟閣，冒著風險把他的靈柩埋入柏林寺東跨院的地下，砌了一個花池。老方丈保守寄柩的秘密一直到抗戰結束。為掩人耳目，佟麟閣的靈位寫著「先府君胡先生之靈位」，「胡」是佟麟閣母親的姓。

從那天起，12歲的佟兵把原來的名字佟榮芳改為胡榮芳，一家人開始了輾轉的生活。佟麟閣的父母並不知道兒子陣亡的消息。佟兵說:「母親一直瞞著他們。開始幾年，祖父和祖母還經常問:『我兒子去哪兒了，什麼時候回來?』母親總瞞著說:『去後方打仗了。』實在逼急了，母親就拿出一封假信，念給他們聽，說是丈夫寫的平安家信。」仗打完了，兒子還沒有回家，祖母又問，佟兵的母親說:「他在南方!他在南方!」佟麟閣殉國之事，兩位老人至死未知。

安置好父親的遺體，母親帶著一家人躲進了美國教會開辦的匯文小學(現北京丁香胡同小學)，「校長尚文錦掩護了全家」。

次年7月28日，佟麟閣殉國忌日。「那天清晨，母親買好酒和點心，和我們合計好分頭出門的時間、路線，來到了柏林寺。與散居城內的老部下在寺內東跨院會合，對著一個水池焚香燒紙，磕頭祭拜父親亡靈。母親為了一家人，也想盡辦法謀生。」佟兵回憶說:「在火藥局三條一個3米寬、十幾米長的小院裡，母親買來機器，把買來的白線織成襪子拿到街上賣，再買回來配給的棒子麵，維持著20多人的口糧。」

在這8年間，佟家搬了若干次家，住過史家胡同、火藥局胡同、皇城根胡同……佟兵回憶說，那段時間家裡日子過得很苦，但在親戚、朋友、同學、共產黨員等的幫助下，他們熬到了抗戰勝利。

1946年，為紀念佟麟閣、趙登禹殉國9周年，舉行了移靈、追悼大會等公祭活動。李宗仁、馮玉祥等66人聯袂行文，向海內人士徵文。1946年7月28日，國民政府為佟麟閣、趙登禹舉行國葬，由李宗仁主祭，從北新橋柏林寺到香山蘭澗溝，沿途設了6處公祭點，民眾自發擺設供桌、祭品。「抗戰勝利後，我們才第一次能扶著父親的靈柩痛哭一場」。

從抗日英雄到「反動軍閥」

1950年，佟兵考入中國人民銀行，工作一年後考入北京醫學院藥學院。5年後佟兵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第二人民醫院，成為一名藥劑師。「醫院每年評兩個先進，其中一個肯定有我。」平靜的日子總是很短暫，「文革」來了，佟麟閣成了「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反動軍閥」。佟兵的家庭成分也變更了三次，從「地主」到「國民黨舊軍人」，「文革」中又演變為「國民黨反動軍閥」。

「因為我的出身不好，每逢國慶、元旦等重大節日，上頭對我們這些『國民党家屬』不放心，我和一部分人被派到南苑勞動。當時我想，父親為挽救民族危亡犧牲在這兒，他的兒子又是為什麼會被送到這裡勞動?」佟兵的兩個兒子，在學校申請入團，因為祖父是佟麟閣，不被批准。佟兵的妻子在銀行工作也受到衝擊，被迫去了一家電視機廠工作。

「母親和長子佟榮萱被遣返回原籍河北高陽縣邊家塢村當農民」。「1966年左右，我給周總理寫信，訴說心中不平，雖然很快得到了回復，但政策遲遲沒有落實。1968年7月1日，母親在邊家塢村的茅草屋裡病逝」。

在「破四舊」活動中，「佟麟閣路」被更名為「四新路」。「紅衛兵上門抄家，父親留下來的遺物、照片、文件等都被抄走，最讓我們痛心的，是父親遺物被抄走。那些遺物，母親都視若生命。父親的墳墓也差點遭到破壞」。因為父親，佟家的生活跌入谷底。

「1976年鄧小平復出後，我又重新開始奔走。三姐夫熊先煜的弟弟熊先覺是史良的秘書。通過他，我找到史良。史良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她讓我寫一份材料，說肯定會幫助我送到小平那裡。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逐步給我家落實了政策」。

自1952年毛澤東親自籤發的烈士證作廢后，直到1979年8月1日，「因戰因公犧牲人員家屬光榮證書」才補發到佟家。「1979年8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給鄧小平寫信，經鄧小平批示後，北京市委正式追認我父親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並在香山重新修葺佟麟閣墓地，豎立起漢白玉石碑。1980年7月28日，我們才被重新允許給爸爸掃墓。1992年墓地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佟麟閣路，1948年命名後，於1966年更名，又於1984年10月恢復，成為歷史的見證。

跌宕沉浮身後事，都與將軍無關了。他停留在當年手書的王昌齡詩句裡——「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佟兵/口述，周海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