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將軍與塔裡木大學

2020-08-27 易啟遊Xinjiang

創建於1958年秋,座落在新疆南部塔裡木河畔的軍墾新城阿拉爾市的塔裡木大學(原名塔裡木農墾大學),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現已發展成為一所擁有10個學院,面向全國招生,有各類在校學生1萬多名的綜合性高等學府。

鮮為人知的是,塔裡木大學的創辦和發展,凝聚著王震的大量心血。

呱呱墜地塔裡木

1949年夏,西北人民解放戰爭勢如破竹之時,王震就開始著手率部進軍新疆的一切準備工作,對新疆各方面情況都作過了解,他對塔裡木這片神秘而誘人的土地尤感興趣,並曾多次向他人介紹說:「塔裡木有兩個英國之大,有3個陝西之闊,比當年墾荒的南泥灣要大幾百倍。」新疆和平解放後,1950年春,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後改為第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後代理司令員)的王震,積極響應黨中央、毛澤東關於軍隊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率領駐疆部隊廣大指戰員在天山南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在大生產運動開始之前,他就詳細了解了有關塔裡木的自然環境、土壤結構、植物生長、水利資源等情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他還派出工程隊,對位於塔裡木盆地邊緣的阿克蘇地區進行了全面勘察。他決心在這條「古絲綢之路」上大辦農場,建一條通往內地的綠色走廊,讓「古絲綢之路」重煥異彩。

當王震離開新疆,調任國家農墾部部長後,在百忙中依然時刻惦記著塔裡木的開發工作。1957年國慶節期間,他召集兵團農一師的領導赴京,匯報對塔裡木的勘察規劃,並親自主持召開農墾部黨組會議,認真審查了塔裡木開發規劃藍圖。然後,農墾部作出了「關於開發塔裡木、向沙漠進軍」的決定,由此拉開了聲勢浩大的塔裡木開發會戰的序幕。

塔裡木開發大會戰伊始,王震即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敏銳地意識到,塔裡木屯墾事業的繁榮發展,離不開大批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術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在當時全國各地普遍缺乏專業人才和管理幹部的形勢下,如果僅靠國家從內地大中專院校畢業生中調配,顯然是杯水車薪,遠遠無法滿足需要。為此,他想出一個就地取材、就近培養的辦法,建議由兵團農一師在阿拉爾墾區籌辦一所農業大學。遵照這一指示,農一師經過反覆論證,並報經農墾部、自治區黨委、兵團黨委批准同意後,於1958年10月15日正式創辦大學,當時取名叫「塔裡木河農業大學」。校長由老紅軍、農一師師長林海清兼任,校黨委書記由農一師政治部主任兼任。

建校之初,塔裡木河農業大學各方面的條件可謂簡陋之至,更談不上規模。其教學基礎設施僅有幾頂帳篷、6個地窩子、5間土平房和已開墾出的500畝耕地,以及師生們在邊學習邊建校中製作的一些簡易課桌;其教學和管理骨幹,就是當年王震在揮師挺進新疆前,親自前往陝西武功從西北農學院招收的上百名學生兵中的一部分;學校僅辦有農業經濟、農學、水利、農機、會計統計5個班;首批370名學員來自農一師各單位選送的基層幹部、轉業軍人和勞動積極分子,學生實行半耕半讀。

「我來當名譽校長

作為農墾部部長,王震雖然身在北京,日理萬機,卻時刻關心著兵團事業的發展。在「文革」以前,他曾先後6次來到新疆,視察兵團的各項工作,其中僅塔裡木墾區他就去了4次,每一次他都要不辭辛苦地深入到塔裡木河農業大學視察調研,現場解決實際問題。

塔裡木河農業大學創辦才一年,就招致了各種非議,諸如「既無教學樓,又無教授,能叫大學嗎?」等等,一時間人心浮動,師生們原有的熱情降至冰點。1960年2月,兵團斷然下令將其更名為「兵團第一農業學校」,大學改成了中專。

3月的一天,王震在新疆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買買提明·伊敏諾夫和兵團司令員陶峙嶽等的陪同下,首次深入塔裡木河農業大學視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王三簡要地匯報了建校以來的情況後,急切地說:「王部長,最近有人議論,我們這所大學不正規、條件差,要讓下馬,兵團已下令將學校改成中專了。」

王震一聽十分惱火:「又有人出來反冒進啦,這個學校沒有辦錯嘛。」他轉向陶峙嶽和兵團政治部主任王季龍說:「這個學校的方向是正確的,你們要支持!回到兵團後,還要把我的話轉告張仲瀚。我說這所大學辦得好,今天這裡辦了一所農業大學,將來這裡還要辦別的什麼大學,我們要把眼光放遠點,沒有大學,沒有科研機構,塔裡木怎麼發展呢?至於說不正規,可以慢慢正規起來,條件差,有農墾部支持你們。北京有個農墾幹校,那裡的教師、設備都可以支援你們,你們不僅不能下馬,還要擴大招生,要到內地去招生。」

王三又懇切地匯報說:「王部長,一所大學要有一個有聲望的人來當校長,而我們的資歷和聲望都不夠。」

王震笑著說:「這個問題好辦,林海清當校長,我來當名譽校長。」當聽到王三訴說「學校遭到冷遇,經費又毫無來源」時,他當即表態:「我兼任你們學校的校長,我幫你們解決困難,回到北京,我要向總理、向總司令報告這件事。」r>王震的話音剛落,師生們便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緊接著,當林海清和王三代表全校師生請王震為學校題寫校名時,他立即說:「『農業』兩字有局限性,你這個學校不能只培養農業技術人才,還要培養其他方面的人才。」為此他建議將「農業」改成「農墾」,並揮毫寫下了「塔裡木農墾大學」(以下簡稱「塔農大」)7個遒勁有力的大字。放下筆,他又意味深長地說:「我們的農墾事業是綜合性的事業,應培養多方面的人才,同時『農墾』兩個字,也意味著要艱苦奮鬥嘛。」

隨後,王震來到校園四周,饒有興致地察看了師生們開墾的試驗田和建造的校舍,高興地稱讚說:「當年在延安,抗大的學生進校先挖窯洞,你們的學生進校先蓋土房,這就是延安精神。我們的辦學宗旨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校,學生半耕半讀,教師也要半耕半教。」
晚飯時,王震堅決謝絕了校方安排人員單獨為他做飯的好意,直奔學生食堂,和師生們圍在一起,一邊就著鹹菜吃玉米面發糕,一邊親切地與師生們交談著。校領導介紹說:「現在糧食定量低,不夠吃,這是一種高產饃。」王震嚴肅地說:「什麼高產饃,不過是多加些水,這是自己騙自己。我們要有志氣,要實事求是,把生產搞好,叫大家吃飽肚子,才能學好科學,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還一再勉勵師生,困難是暫時的,只要大家多開荒,多種地,學校的生活會慢慢好起來的。王震一席話就像和煦的春風,溫暖著大家的心田,更加堅定了大家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
據在塔裡木大學掛職副校長並整理校史的孫慶橋博士介紹,1960年,王震將軍第一次來到新建起的塔裡木河農業大學,他直奔學生食堂。當時的學校副校長王三讓首長到旁邊安排的地方休息,安排人員單獨做飯。王震聽後不同意,就地蹲在了地上,和學生們圍在一起,啃起窩窩頭吃起鹹菜,並現場聽取師生們意見,研究大學發展的問題。


三點意見三點要求

當時的王三副校長告訴王震部長,學校辦學條件很艱苦,缺教師、設備、實驗室,得不到社會的承認,人們對大學能不能辦下去信心不足。王震聽後振振有詞地表明了三點意見:一是塔裡木河農業大學就要辦,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二是應建綜合性大學,不能只開農業專業;三是這個學校辦學條件這麼艱苦,從現在起,劃歸農墾部管,並回去向總理匯報。
王震還為大學的發展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要繼承南泥灣精神,要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校所有教職員工都要學會唱《南泥灣》這首歌,要用一種精神激勵師生,只有這樣才能建設好兵團;二是學校要向正規化大學努力,教學要上規模、水平;三是要招少數民族學生,培養共產黨的接班人。

終身任大學校

王震在大學聽取匯報時,聽說當時學校有人擺老資格,不買時任校領導的帳。便當場宣布,自己還有一些資歷,就任大學的校長,農一師師長林海清任大學第一副校長,時任學校負責人的王三任第二副校長。從此,王震一直掛著該校校長的頭銜,並先後5次來學校調查研究和看望師生,最長的一次是王震向總理申請休病假來到學校,一呆就是半個月。記者近日到塔裡木大學採訪時,看到王震1960年到塔裡木河農業大學檢查工作時,親筆題寫的「塔裡木農墾大學」七個大字清晰可見,並已成為這所大學光輝歷史的見證。

輸送兩萬畢業

為完成王震校長當年提出的辦綜合性大學的宿願,2004年經國家和兵團同意,塔裡木農墾大學正式更名為「塔裡木大學」。學校根據新疆、兵團及市場發展的需要,調整學科設置,先後建起了植物科技學院、動物科技學院、農業工程學院、文理學院、信息工程學院和經濟管理學院。目前校園面積達2,500畝,教職工近千人,教授、副教授等高級職稱教師128人,具有博士碩士學位教師210人,來自新疆、湖南、陝西、河南、甘肅等省區10,000餘人的各類學生在校就讀。學校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具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本科院校,2003年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
據了解,塔裡木大學自建校以來,已為國家培養輸送畢業生20,000多名,大多數畢業生已成為自治區和兵團的專業技術、科學研究和管理方面的骨幹

1949年5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二軍部隊在王震司令員的指揮與率領下,解放了西北農學院。為全面解放大西北,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乘勝西進,同時歡迎西北農學院學生隨軍參加工作團。進軍新疆前,王震司令員曾親自前往陝西武功(今楊陵)張家崗,在西北農學院招收了101名學生入伍並隨軍進新疆。歷經鍛鍊和考驗,他們中間的不少人後來成為了新疆地區科研、教學和黨政管理崗位的領導和骨幹。這裡介紹的原塔裡木農墾大學首任副校長王三校友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為母校贏得了榮譽,母校也因他們而自豪。
——編者

創辦農墾大學

隨著塔裡木的開發,國營農場一個又一個地建成,對科學技術的期盼就越來越迫切。為此,農一師黨委決定在塔裡木河畔的阿拉爾,創建一所塔裡木河農業大學,為整個墾區培養造就大批農業科技人才。我於1959年3月由二團團長被調到該校任常務副校長,黨委副書記、書記,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當時的農一師師長老紅軍林海清同志兼校長)。當時學校才誕生五個多月,校舍只是散落著的幾排帳蓬、地窩子和五幢土平房。由農一師師直幹部隊開出了五百多畝土地並種子部分農作物。一切都需白手起家,百事待舉。當時學校僅有學員三百餘人,大部分是從軍墾農場調來的基層幹部和戰士,還有少部分是從河南支邊進疆的農村青年。學員的政治素質雖然很好,但文化程度和科學水平卻不高。根據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按學員的不同經歷和文化水平分別編班,既補文化課,又學專業課。當時師生的生活相當艱苦,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窯子,吃的是自己種出來的糧食和蔬菜。教學條件也非常簡陋,連個像樣的教室也沒有,更談不上什麼實驗儀器了。夏天就以大地為課堂,坐在樹蔭下講課和討論。冬天就在自建的幹打壘教室裡,把報廢的汽油桶改為大火爐,燃燒著從開荒工地上帶回的朽木枯枝,將寒風冷氣擋於門外,就在這樣溫暖如春的小天地裡向文化和科學進軍。儘管如此,師生的精神狀態卻非常好,以苦為榮,以苦為樂,積極肯幹,奮發向上。就在這開學的頭一年,全體師生艱苦創業,不僅在文化科學的學習上取得了好成績,生產上也結出了豐碩之果,在小面積試驗田裡,創造了小麥畝產七百五十六斤,籽棉畝產一千三百六十五斤,玉米畝產一千四百餘斤的高產紀錄。

正當農大師生用汗水和腦汁在新墾處女地上澆培這朵教育新花時,社會上卻颳起了一陣對這些自力更生的新型大學的冷潮熱諷。說什麼「既無高樓,又無教授,能叫大學嗎?」憑什麼叫大學?是年紀大,還是個子大?」等等。這些也確實影響了部分師生的健康情緒。但是那些從農村裡來,貧苦家庭出身的學生,卻都是非常熱愛這所新型大學的。來自社會上的,來自上級的種種非議、指責,接踵而至,一時間師生中思想比較混亂,我們學校的幾個領導同志左右為難之時,1960年3月,當時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同志(後來的國家副主席)視察塔裡木,來到了學校。我向王部長匯報了學校的情況及當時社會上的一些輿論,王部長聽了以後,以親切而堅定的語言,肯定了開墾塔裡木兩年來的成績,並對我強調說,你這個學校方向是正確的,這個學校沒有辦錯,要藐視暫時的困難,發揚南泥灣精神,勇往直前。校名定為塔裡木農墾大學。「農業」二字有局限性,你這個學校不能只培養農業技術人才,因為農墾事業是個綜合性的事業,要培養農墾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人才。農墾這兩個字,就意味著艱苦奮鬥嘛 !又說:我兼任你們的第一校長,林海清兼第二校長,你王三是副校長,一定要把這個學校辦下去,並且越辦越好。王部長兼校長,不是掛名的,他經常給學校寫信指示工作,並親自過問學校的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及實習安排等。此外,還經常把我叫到北京去向他當面匯報,並多次接見指示工作。他每次來墾區視察,都一定要到我們學校來檢查指導,我也就成了部長家的常客了。全校師生員工都為部長對學校的高度關懷而精神振奮。我們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堅決貫徹王部長的指示,繼承和發揚南泥灣精神和「抗大」傳統,在戈壁荒灘上教書育人,邊學習,邊工作,邊勞動建校,克服了重重困難,為農墾事業培養造就了大批又紅又專,德才兼備,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多面手新型人才,他們都早已成為墾區各條戰線上的領導骨幹和技術骨幹。學校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艱難地發展起來了,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辦出了自己的特色,受到了農業部、農墾部的表彰。在王部長的建議下,1966年7月《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記者聯合採訪了塔裡木農墾大學,撰寫了《今日抗大》一文,刊登於1966年9月份《人民日報》頭版,學校因此而譽遍全國。《人民畫報》、《光明日報》、《新疆日報》也都圖文並茂地整版進行了宣傳,我也應《北京周報》英文版的特邀,撰文向國外作了報導。我通過這一段工作過程,系統地總結出了一套「半農半讀」教育制度辦學經驗,撰寫並發表了論文。

正當這株在中國教育領域裡冒出來的新花茁壯成長的時候,那一場史無前例的「紅色風暴」來到了,鬧劇愈演愈烈,愈演愈奇,這所對開墾塔裡木做過巨大貢獻的新型大學於1969年5月被迫解散了。我也被打成了「走資派」,被關進了「牛」棚。在此期間,曾遭受殘酷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致殘,家屬孩子受到株連。雖然後來全部平反了,但身心傷痛一時難以泯滅

早在1958年,為了開發塔裡木,王震就決定採用延安辦抗日軍政大學的辦法,在塔裡木辦一所農墾大學,以便就地培養所需要的各類人才,特別是農業方面的人才。大學建起來之後,1962年,由於經濟困難,兵團一度曾想把它調整下馬,改為塔裡木學校。這時,正好王震「二進塔裡木」視察,來到了塔農大。他一聽說這件事就火了,馬上對隨行的兵團領導說:塔農大的方向是正確的,你們要支持。講完之後,王震還是放心不下,生怕他走了以後情況發生變化,於是,他在塔農大為歡迎他而舉行的師生大會上說:「別人不承認,我承認,我兼任你們的校長,我來幫助你們解決困難!」全校師長員工聽到這裡,激動的熱烈鼓掌。會後,王震親筆題寫了「塔裡木農墾大學」的校牌,並親自批准撥款解決農大購買圖書和教學設備的資金困難,挽救了這所大學。至1993年,塔裡木農墾大學共為國家培養了近6000名各類專業技術人才,並有多人攻讀了國內外的碩士、博士研究生。

1991年,王震已經83歲高齡。他最後一次來到了塔裡木。兵團領導向他匯報說目前兵團已有57萬多人分布在塔裡木盆地邊緣的阿克蘇、喀什、和田、庫爾勒等地,駐屯3個農業師和一個管理局、54個農牧場;在塔裡木周邊已開出數百萬畝農田,並在已開墾的農田上建起了許多國家級的糧棉基地。聽到這裡,王震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這次視察中,王震還在兵團領導的陪同下乘飛機察看了塔裡木石油探區。在飛機艙裡,王震禁不住激動的心情,手持望遠鏡,一遍又一遍地俯瞰塔裡木石油勘探開發的壯觀景象。在石油基地庫爾勒,有關的負責同志向王震匯報的勘探開發的工作情況:近2萬名職工正在盆地的北部和中部開展一場新的石油會戰,到21世紀,我們祖國一個新的大型石油基地將在這裡出現。王震聽了以後非常高興,他深有感慨地說:歷史上有許多外國探險家來過塔裡木,但都沒有把地球上我們祖國的這塊寶地搞清楚。現在你們找到了大油田,說明中國工人階級了不起!塔裡木盆地的石油勘探開發,對全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將有力地帶動和促進新疆民族經濟的迅速繁榮和發展。王震立志開發塔裡木,繁榮邊疆經濟的美好願望,經過他和所有軍墾戰士的共同奮鬥,終於在他的晚年實現了。

屯墾大業後繼有人

如何防止歷代農墾常見的半途而廢現象,改變「一代而終」的歷史,這是經常縈迴在王震腦海中的問題。

中國兩千多年的歷代屯墾之所以不能長期保持,之所以「一代而終」,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屯兵戍卒們不能紮根根邊疆。他們的家、他們的父母親人都在內地。歷代王朝的統治階級不可能關心,更不可能解決他們在邊疆的安家問題。這樣一來,隨著歲數的增長,必然想家心切,也就根本談不上紮根在戈壁荒原上從事屯田生產了。

王震進疆之後,同樣面臨這個問題。他的部下多來自湘、鄂、贛等省,這些省份與新疆相比,在氣候及生活習慣諸方面均有很大差別。與此同時,更為重要和迫切的,是部隊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已超過結婚年齡,卻很少有人成家,甚至連一批中年幹部和老戰士都還沒有成家。
了解到這些情況後,王震的內心非常焦慮。我們的戰士為了新中國的建立南徵北戰,立下了戰功。但是,也正是由於戰爭等客觀因素,造成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至今還沒有成家。作為領導,如果對戰士們的終身大事漠不關心,怎麼對得起他們?又怎能他們紮根邊疆呢?妥善地解決廣大戰士和一部分幹部的婚姻問題,幫助他們在邊疆安家立業,已成為燃眉之急。
王震的想法得到了新疆分局和軍區黨委的同意。他馬上著手,一方面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政務院匯報,請求組織出面,動員內地婦女通過參軍支邊等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到新疆來,參加屯墾部隊;另一方面,王震坦誠地向廣大官兵說明,他已就大家關心的這個問題向黨中央、中央軍委提出了請求,希望大家不要著急,力爭用3年左右的時間,分期、分批,逐步解決。王震的親切關懷,很快穩定了官兵們的情緒,穩定了人心。

王震不僅關心跟隨自己進疆的子弟兵,對起義部隊的官兵也一視同仁。1950年1月,王震出席第22兵團駐焉耆第27師的歡迎大會,在發言中,他首先對大家談起大生產的意義,說:我們的手要把大槍掛起來,要用鎬來生產了。緊接著,他話鋒一轉,直截了當地問大家:「你們沒有討老婆的請舉手。」當他看到大多數人都舉了手時,便接著說:「等我們在這裡搞生產,搞上三五年之後,連士兵一起都要回家。你們可以拍一張照片先寄回家去,讓你們家中的親朋給你介紹一個愛人,接到新疆來。你們接家眷來新疆的,由公家負責旅費。」

短短幾句話,把大家的心裡說得暖融融的。司令員把這批起義官兵許久以來憋在心裡想說、想問,卻羞於張口的話和問題,全都說了出來,全都解答了。

王震向中央和內地省份發出的請求,很快得到了廣泛的重視和支持。首先是湖南和山東兩省的人民群眾積極響應。從1950年起,先有湖南青幹校、中南軍政大學湖南分校、廣西分校的女生,山東的青年婦女、女兵、女學生進疆,隨後又有江蘇、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又一批女青年進疆,加入屯墾部隊的行列。這樣,部隊的性別比例很快發生了變化。以湖南為例。1950年,王震曾寫信給湖南的黨政領導人黃克誠、王首道,並委派軍區副司令員熊晃為團長,到湖南招收女兵。從1950年到1952年共招收女兵七千餘人,被稱為「八千湘女上天山。」她們滿懷革命豪情,從山清水秀的家鄉,來到荒涼的西部邊陲。在惡劣的自然氣候下,她們同男兵一樣戰天鬥地,譜寫了光輝的篇章。她們同樣是兵團屯墾事業的開拓者。幾十年來,這些女兵們有的當拖拉機手,有的當教師,有的當農民,有的當工人,戰鬥在兵團的各條戰線,為兵團各項事業發展,為培養和教育兵團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各地婦女成批進疆的同時,王震還要求各級幹部,讓那些在內地有家屬、親屬的官兵給家裡寫信,動員她們來新疆,並由部隊報銷路費。王震說到做到,而且一抓到底,通過各種途徑和多種措施,逐步緩解了屯墾部隊官兵的婚姻難題。至1954年,當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時候,部隊中的女姓比例已經增長到約佔全體人員的40%,基本上解決了這一棘手的問題。1960年9月,王震離開新疆多年以後,第一次來疆視察時,仍不忘老軍墾的婚姻問題。見到熟悉的老戰士,他首先關心的還是他們結婚沒有,有孩子沒有。當王震了解到,不僅老軍墾們大部分已圓滿成家,而且,這支屯墾大軍中的第二代也已成長起來,「一代而終」的歷史在新中國的戰士面前已成為過去時,他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不僅第二代,連第三代農墾戰士也成長起來了。今後還會有第四代、第五代……,每當新的一代請那些跟隨王震進疆的老軍墾戰士們回顧創業時的艱難歲月,回顧他們「獻了青春南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女孫」的壯舉時,老軍墾們首先提到的,卻都是王震司令員如何關心他們的動人往事。

調離新疆以後,王震仍一如既往、深情地關心著這批老同志。1962年7月,王震回到新疆視察時,對身邊的領導幹部說:「職工很辛苦,有不少同志跟隨我們南徵北戰,立過功,現在要想法設法讓他們生活得好一些,要給他們一些自留地,可分給每個職工2畝地,允許他們餵豬、餵雞、種菜、栽樹,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大家默默地聽著,有人感動地流下了熱淚。當時,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大部分人對於自留地、自留畜這類敏感話題,遠避之猶為不及,而王震為了在遭到自然災害的困難條件下保護住這批老同志,卻甘願冒此風險。

「文革」結束以後,1981年1月,王震再次來到新疆,又對各級領導幹部談到:「在新疆漢族中有不少老同志,一兵團的,以及起義部隊的。解放初期20多歲。現在也50多歲了。老同志們在新疆的任務是什麼?就是要保衛祖國西部邊陲的安全。老兵有老兵的作用,老兵的作用是新兵辦不到的。你們看過《空城計》那出戲嗎?諸葛亮在城頭上彈琴,一座空城,城門口只有幾個老兵把守,解決了大問題。」說到這裡,王震笑了:「當然老兵有時候也發幾句牢騷,說幾句怪話,比如《空城計》裡的老兵就說:『丞相老糊塗了!』凡屬好人,老兵講了幾句怪話,不要追究,一定要愛護老兵。「

這年8月中旬,鄧小平由王震陪同前來新疆考察。當時在「文革」中被取消的建設兵團體制還沒有恢復。鄧小平鐃有興致地聽取了各方對恢復兵團的意見,了解當時存在的問題,並深入墾區看望了「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老紅軍、老八路。他飽含深情地對大家講,原生產建設兵團的軍墾戰士在新疆的業績,新疆各族人民不會忘記,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也不會忘記!我向大家問好,你們辛苦了!鄧小平在新疆多次講話都提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需要恢復,給予廣大軍墾戰士以極大的鼓舞。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王震與廣大官兵同甘苦、共患難建立起來的友情,使這支雲集了內地各省子弟的部隊充滿了無往而不勝的戰鬥力,成為不穿軍裝、不拿軍晌、永不退役的部隊。他們不僅鬥志昂揚地在荒涼的邊疆艱苦創業,而且義不反顧地紮下根來,為改寫「一代而終」的歷史,為保衛和建設祖國的邊疆,譜寫了新的不朽篇章。

為了培養青年一代繼承老一代的革命事業,也為了使新疆的屯墾大業後繼有人,王震很早就在考慮,應當動員一批城市青年到新疆去,使他們在祖國邊疆的廣闊天地鍛鍊成長。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王震與上海市商定,將生產建設兵團塔裡木墾區,作為長期安置上海青年學生的基地。1962年動員了近千名青年學生來到了新疆;1963年19700人;1964年31000人。至1964年底,總計有51000多名上海青年來到了新疆。這些青年來到新疆以後,採取服兵役的形式,組成了生產連隊,過著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政治生活,實行供給制。他們以進行農業勞動為主,也有部分人參加工業生產。1964年,王震就上海青年到新疆塔裡木墾區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他在匯報中談到:「生產建設兵團既是農場、又是工廠,既是軍營,又是學校,這些青年既是農業工人,又是產業工人,既是士兵,又是學生。經過幾年的時間,就可以使他們生長為既有社會主義覺悟,又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既能從事體力勞動,又能從事腦力勞動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勞動大軍。」

大批城市知識青年的到來,為生產建設兵團注入了新鮮血液,使新疆的屯墾事業後繼有人,不斷發展;同時,這批青年也在艱苦的勞動生活中受到了磨練,成長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幹。有許多人至今還戰鬥在兵團各級領導崗位上,為了新疆的建設,為了農墾大業,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王震對新疆建設兵團的愛護。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各級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兵團的經濟不斷發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令人振奮的勝利。經過40多年的發展和建設,生產建設兵團已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兵團現有總人口220萬,其中職工90多萬,轄有11個師和3個農場管理局、172個農牧團場、725個獨立核算的工交建商企業。兵團有獨立的墾區區域,有自成體系的公、檢、法、司、監機構和武警部隊,有獨立的教育體系,辦有各種類型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專、技校、中小學校,還有社會功能較為齊全的城鎮建設、科研、衛生機構等。在萬古荒原上興建的5個新城鎮、17個團場部,像一串串明珠鑲嵌在新疆大地。這樣的規模和成就已經成為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是歷代屯墾活動所望塵莫及的。它開發戈壁荒漠為片片綠洲,改造和優化了西部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它崛起的座座新城和小鎮,改善和完善了商貿流通和資本積累;它吸納五湖四海的人流和創辦的眾多學校,促進了新疆的人口結構和整體素質的提升;它創建的眾多科研機構和擁有眾多的科研人才,提高了區域生產力的整體水平,促進了地區經濟健康高速的發展。

1991年,王震最後一次回到新疆。8月24日下午,在與新疆黨政軍領導同志座談的時候,他十分動情地說:「我在1980年曾經說過,現在我重申,如果去見馬克思,我已委託戰友和親屬將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遠和各族人民守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西北邊疆。」8月24日,王震特意穿上了維吾爾族傳統的服裝,戴上維吾爾族的花帽,像一位慈祥的維族老人,與向他送行的同志一一道別。在機艙門口,王震久久地揮動著手臂向人們致意。臨別時,他慢慢地彎下腰來深深地鞠了一躬,向新疆大地,向各族人民和廣大兵團的戰士、向他曾經戰鬥過的地方,依依惜別。
王震在新疆創立的業績將永遠與天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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