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齊勇
我在十五年前就說過，大學人文精神在官商夾擊之下日見喪失。這十五年來，可以說變本加厲。我與同道一起，知其不可而為之，希冀改善這一狀況。
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梁惠王下》）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的那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就是由這句話變化而來的。大學精神主要是靠大學師生，特別是教授們承載與傳揚的。教授應是有著孟子倡導的浩然正氣的大丈夫。然而，今天所謂大學教授已發生了蛻變，不再是社會良心的代表，對官府、習見與流俗不具有反省與批判精神，而且教授在學校內的地位下降到無足輕重的地步，這正應了孟子的那句話「下喬木而入於幽谷」（《孟子·滕文公上》）。
首先，我們討論教授在校內外地位與作用下降的原因。我想無非是三條：一是科層式、衙門化的管理體制，二是工具理性的評價體系或機制，三是名利誘感。
教育經費來源的單一與權力壟斷，使各校不得不俯首稱臣並取悅或爭寵於最高或地方教育首腦機關。同理，各院系、學科、學者也不得不俯首稱臣並取悅或爭寵於校方。管理機構疊床架屋，各級教育機關與官吏多如牛毛。在目前的這種體制下，學校自身亦變成了官場衙門，教師成了各級領導治下的齒輪與螺絲釘。各級領導人的話都是聖旨，不管這話符不符合教育規律，都必須立馬執行。政出多門，各種條條框框限制著教師，談什麼獨立人格、自由精神，那都是空話。一旦作為教育主體的教師變成客體、工具，一旦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等，連具體做法，連怎麼講課怎麼做研究都只能聽命於各級領導（他們都是內行，老師反成了外行），並圍著領導轉，那就不可能有什麼大學精神。教授會、學生會形同虛設，只是擺設或工具。學校權力機構無需得到教授會、學生會及學校其它力量的制衡。長官意志凌駕一切，官本位愈演愈烈。
與前述管理體制相聯繫的是評價機制。無論是對學校、院系，還是對學科，抑或對學者個人，現行官私評價體系與評價本身就是緊箍咒。現行管理體制與評價機制之下，只能按一種模式辦學，所有大學、學科都不可能有自身特色，也只需一種模式的人才，所有學者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個性特色。當今的評價機制或體系，所有標準，已經無關乎教書育人、學術研究的本身及其真實性。真正的學者本不會太在意官私機構的很多評比、評獎、評估、排名之類，因為其中大有文章，多屬不良競爭，不能反映實際水平。但學校、院系、學科與教師本人如不理睬這些檢查、評比，如不爭上各類項目、課題、學位點或名目繁多的「工程」「重點」「精品」或「跨越或進入新世紀」的「人才」或這「山」那「河」的「學者」「教授」等，其發展就會被耽誤或受到限制，甚至會被淘汰出局。馬太效應，有的越有，沒有的越沒有，使所有的學校、院系、學科與教師不能不拉關係、走門子，巧鑽營，只在填表、評比上下功夫，因為也實在沒有時間、精力具體下工夫於教學、科研。而學校與院系工作，不能不以應付各類評比、檢查、考核為綱。填表成了教師們的日常工作，幾乎每天都有表要填，有的一個表加上附件足有幾十頁，甚至近百頁。文牘主義愈演愈烈，其根子就在教育部！工科思維籠罩一切，所有學科都只能按工科的法子辦。文科中也是以社會科學壓倒一切，人文學科已非常萎縮，被邊緣化。一切都要考核，按以上標準計量、計算、計較。
教育的產業化或變相的產業化，創收壓力，賣文憑與變相的賣文憑，辦學經費不足的壓力與限制，是大學風氣變壞和大學精神淪喪的重要原因。管理體制與評價機制，部分源於這一壓力。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逼良為娼」。
與前述科層式的管理與工具性的評價機制相聯繫的是功名利祿的誘惑。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整肅或打壓，主要被物質主義的利誘或「二桃三士」所取代。前述管理、評價機制中講到名目繁多的評比，一切都要計量等，這都與教師們的經濟利益一一掛鈎。這種管理方式、評價體系與金元掛帥、名利誘惑，閹割了大學精神，妨礙了教師的自由精神的培養與道德人格境界的提升。中青年學者對學校裡的各種官位、職位趨之若騖，都希望兼任某部長、處長、院長等，當然有真心誠意為大家服務的，但很少，這種趨勢也折射出校內官員與教授相比的優先性。功利至上，名譽地位金錢的誘惑，造成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今天的大學教授們已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不代表社會良心，沒有反省與批判精神，只是官家與大眾文化的跟屁蟲。教授日漸委瑣，對學生的身教言教便可想而知。以上三點也是大學人文精神淪喪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們來看大學的人文教育。大學人文教育被政治教育取代或成為附庸，又被專業教育擠壓或掩蔽。我多次說過，除了分科壁壘分明的毛病影響人文教育之外，中國大學即使現在有了通識課程，其毛病與文科各專業教育一樣，仍是原理、概論、通史之類的課程太多，東西方原著經典導讀的課程太少。古今中外的文化經典具有深長久遠的滋潤作用，給人以創造性的和不斷反芻的精神空間，是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馬克思曾經說過，希臘藝術、史詩或莎士比亞的價值是超越時空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那是一種規範和不可企及的範本。同樣的，各民族前現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倫理、歷史等經典，西方近現代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等經典，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問題是我們的學生不會讀書，不會讀原典。這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只是讓學生去讀或聽那些三轉手、四轉手的或拼湊的教材。概論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東西方人文傳統和不相信師生們能讀懂、能分析與理解原著經典為前提的。上世紀50年代初期學習蘇聯以來，中國大陸的大學習慣於硬性地、填鴨式地餵養學生，養成學生學習的被動、怠惰，特別是思想的懶惰。長此以往，就喪失了原創性與思想的能力，只會人云亦云。
人文教育面臨來自現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時風的挑戰與壓力。由於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片面地膨脹科技知識與過早地分科，使大學教育對象的東西方人文素養十分薄弱，特別是傳統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之修養十分欠缺。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資源的發掘、傳承、參與、創造、轉化的工作尤顯重要。中國大中小學生理應接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最起碼的教育，例如修習《四書》及《老子》、《莊子》、《左傳》、《史記》、《漢書》、《詩經》、《楚辭》等等經典及古代其它的詩詞歌賦、棋琴書畫等。《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理當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飽含中華民族基本的價值理念與做人、做事的依據，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其中的仁愛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人類文明中光輝而寶貴的精神財富。《四書》理應進入國民教育體系，進入人生觀形成關鍵期的初中生的課堂。我們目前的大學人文教育，再怎麼努力，也難以彌補我們的學生從兒童、少年到青年應當受到的博雅的教育、人性的養育，難以培育國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源感與認同感。
由於以上原因，加上社會與校園文化的功利化、低俗化，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工作的種種弊病，使得大學培養的各層次學生，從人生信念、境界、趣味、人品、精神風貌等各方面來看，不可能給社會傳達或釋放出人文精神及其信息。
最後，我們再來看大學校園的環境。文化環境前面提到了，我這裡說的是自然生態環境。現在各地建設的大學城，各校的新校區等，基本上是水泥森林，完全沒有自然山水，加上師生脫節（現代教育的弊病之一本來就有師生分離，而大學城、新校區使這種脫離更甚），這對學生單調的生活無異於雪上加霜。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寡頭的人主主義不同，不與宗教、自然、科學相對立。古代官私學堂的建構，充分體現了「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理念，學生涵泳於其間，養育出來的心胸、氣質當然也不一樣。
古代官學與私學的優長不僅如此，還有教授的地位，師生的互動，啟發式教育等，限於篇幅，不能贅述。
我在十五年前就說過，大學人文精神在官商夾擊之下日見喪失。這十五年來，可以說變本加厲。我與同道一起，知其不可而為之，希冀改善這一狀況。
長按二維碼可加關注
這一刻，遇見大學
歡迎訂閱『現代大學周刊』
微信號：uweekly
微博：@現代大學周刊
信箱：iuniversity@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