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在近代上海最突出的表現，主要是廣方言館、格致書院和幼童出洋留學，這些舉措培養出第一代科技人才，對思想文化領域的風氣開化、啟蒙當時人們的近代意識，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上海乃至全國教育的近代化和科技知識的傳播具有重要的先驅意義。這三項均與任職江蘇巡撫、後升遷為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密切相關。
作為海派典範的廣方言館
李鴻章在上海負責「夷務」工作，但當時翻譯人才數量有限、素質也不高，難以適應通商形勢和國家正式外交的要求，把開辦外語學校的問題現實地提上日程。此前，翰林院編修郭嵩燾，以及流寓上海的蘇州籍翰林馮桂芬在著名的《校邠廬抗議》中，都有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校的提議，但沒得到清廷批覆。
1863年3月11日，李鴻章上折提議在上海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不久清廷下旨批准，廣方言館遂在上海城內舊學宮後、敬業書院之西破土興建，由上海縣儒學教諭章安行擇地購料、負責籌辦。
上海廣方言館於1863年3月底開館，幕僚馮桂芬擬訂章程12則，由名望顯著的官紳保送、經上海道面試後擇定，每次招收正附科學生40名，四年為一期。廣方言館聘請林樂知、傅蘭雅、金楷理，分別為英、法、德文教習；中文教習則有徐壽、華蘅芳等4人，分經學、史學、算學、詞章四類，另聘品學兼優的紳士為總教習。館中選派精通外國語言的委員董事4人，在每天外語教習課讀時，充當翻譯。所有學生均以外語與算學為主課，必須逐日講習。廣方言館打破了此前官辦學館只從八旗子弟中選取的規矩，也打破了從正途選官的慣例，是李鴻章主政上海時期地方政府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校。
李鴻章鼓勵以翻譯的方式來進行「西學東漸」這個重要工程。1868年6月開辦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先後聘有英、美傳教士，致力於翻譯出版西洋科學技術書籍。廣方言館1870年春遷入製造局，譯書實力更為強大。
考慮到可譯之書為數眾多而中國國事有輕重緩急，李鴻章著重指出，所譯書「最要為算學、化學、汽機、火藥、炮法……行船、防海、練軍、採煤、開礦之類」。翻譯館的譯書1871年開始刊印出版，如《汽機發軔》、《汽機新制》、《汽機必以》、《制火藥法》、《開煤要法》、《井礦工程》、《代數術》、《微積溯源》、《三角數理》等，以及化學方面的《化學鑑原》、《化學分原》等書。這些科技知識的基本書籍，是當時中國介紹西方科技最早的一部分圖書，被各地機器局廣泛採用，並被後來開辦的各類新式學堂當作教材。到清末，共出版西書180種。
1898年，製造局為了培養生產技術力量，設立了工藝學堂，內分機器、化學兩館，實收學生各20人。1899年，工藝學堂被併入廣方言館中。工藝學堂學生畢業後，除由總理衙門選調赴京者外，均留充滬寧兩地學堂的教師，或擔任製造局中的員司。1905年，原李鴻章幕僚、兩江總督周馥以各省已設學堂，兼習外語，足備譯才，而「工商各業，尚無進步」，奏準改廣方言館為工業學堂，原工藝學堂也一起併入。廣方言館性質既變，名亦不存，其歷史使命遂告結束。
廣方言館前後歷時42年，總共培養了14期560名學生。學生畢業後，一部分被選送到京師同文館深造，另一部分則進入各種新式機構工作。廣方言館培養的學生遍於國中，遍及外交、教育、科技、軍事、政治等各個領域，其中9人擔任公使，2人位至外交總長，2人代理過國務總理，這個成績在晚清的同類學堂中非常突出。
重視科技實用的格致書院
1873年3月，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倡議在上海設立一所學校，專供中國人講求科學技術，於1874年3月24日成立董事會，選出麥華陀、偉烈亞力、傅蘭雅、福弼士四人為董事，推舉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為華人董事，王榮和及徐壽、徐建寅父子後來也成為董事。申報刊出了格致書院章程十五條，詳細介紹了書院宗旨和各項具體規定。
從1874年4月6日，到1875年10月格致書院基本建成，董事會先後開過九次會議。其中，1874年8月30日舉行的第三次董事會議尤其重要，徐壽宣布了將書院之事分別稟陳北洋大臣李鴻章及南洋大臣李宗羲的經過。其影響在於江南製造局、上海道臺與李鴻章都被拉進來，對格致書院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格致書院原定資本額2500兩，但所得捐款不足，李鴻章得知後捐銀1087兩。在此示範下，直隸正定鎮總兵捐銀213兩，天津兵備道丁壽昌捐銀300兩，署天津海關道孫士達捐銀200兩。受過李鴻章保薦的兩江總督李宗羲捐銀1000兩，上海道馮焌光捐銀2000兩，前上海道沈秉成捐銀200兩。官員紳商的贊助總計佔到80%以上，不少都是淮系軍政人員，由此可見李鴻章之帶頭作用。
1876年6月22日，格致書院正式開幕。書院坐落在英租界北海路，規模甚為宏敞，內設書房、知新堂等，置備中西文各種格致書籍和格致器具。從1877年開始，格致書院開始舉辦科學講座，1879年秋後，書院漸有起色，大興土木，並開始招收學生，1880年正月開學授課。
格致書院除從1886年開設一年四次的季課外，1889年還開設了特課，持續了五年時間，春季由北洋大臣命題，秋季由南洋大臣命題。李鴻章親自為格致書院命題，達5次之多，每年一次，每次三題，共15題。如1891年春（辛卯），李鴻章出了兩道科學題，《「周髀經」與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說》和《西法測量繪圖即晉裴秀製圖六體解》，一道時務題《俄國西伯利亞造鐵路道裡經費時日論》。1892年春（壬辰），李鴻章出的兩道科學題，《楊子云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說》、《「管子·地數篇」解》，一道時務題《德、奧、義合縱，俄、法連橫論》。
格致書院開張後，日常事務多由徐壽負責，直到1884年逝世。1885年王韜應聘擔任山長（監院）一職，開始了格致書院最為輝煌的階段，但1897年王韜逝世後，書院漸趨冷寂，1913年停辦。
從格致書院倡議到停辦的1873-1913年，為中國近代新制教育之濫觴，更是近代科學教育之先驅，為各地紛紛仿效，如1875年的廈門博聞書院和1884年的寧波格致書院。1895年，康有為到上海開辦強學會，還特意託人介紹，拜訪王韜，參觀格致書院，吸取其辦學經驗。表明了中國士紳對格致書院尊崇之重和寄望之殷。
在晚清上海，外國人與華人在上海是各自獨立辦學，較少會有合作。格致書院是上海這個特殊城市的產物。格致書院的貢獻及其所完成的歷史使命，對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和科技知識的傳播具有重要的先驅意義。
選派幼童出洋留學
與開辦學堂之事相比，選派幼童出洋留學無疑是又一個教育新舉措。1868年《中美續增條約》籤訂，其中第七條內容是：「嗣後中國人慾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人民一體照辦」，明確為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提供了法律依據。不久，留學耶魯歸來的容閎最早提出派遣學生赴美就讀，李鴻章馬上表示大力支持，積極主張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直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把選募學生出洋肄習西學、培養人才視為中國自強根本。
曾國藩和李鴻章接受丁日昌的推薦，委派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總辦陳蘭彬和江蘇候補同知容閎，辦理幼童留學之事。陳、容擬定了議選幼童出洋學習條款三折，即出國留學章程，李鴻章認為為時過久、需費亦巨，建議先請試行，每年選送三十名，以三年為度。恰好美國公使4月路過天津，李鴻章專門與之晤談，就擬派幼童出洋學習一節，向該使諮詢，對方反應是「極為允愜」。5月底，英國公使威妥瑪和李鴻章談論起派幼童出洋學習事，甚以為然。在與美、英公使先後會談後，李鴻章對幼童留學一事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6月26日，曾、李聯名致函總理衙門，正式闡明：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8月18日，曾、李又聯銜上奏，請求恩準幼童出洋留學，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國肄習。不久，總理衙門復奏，同意了這個建議。
隨後，「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設立，陳蘭彬、容閎分別為正、副監督（委員），專門負責挑選學生出國。陳專司漢文和德行等事，容專司各學科事宜，財務則由陳、容共同主持。另設漢文教習2員，翻譯1人。1872年2月27日，李鴻章單獨上摺奏請，令陳蘭彬、容閎常川駐紮美國，經理一切事宜。同時命候補知府劉翰清總理滬局事宜，頭批出洋後即挑選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選第三、第四年各批，與出洋之員呼吸相通。
陳、容與李鴻章磋商後，制訂了《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共十二條。根據此章程，開始招收第一批學生，因沒有滿額，容閎到香港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數人，以足其數」。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中國幼童從上海出發，踏上了橫渡重洋的航路。隨後3年，每年都派出數目相同的學生，這樣，1872到1875年共有四批120名。挑選的少年年齡在11到16歲之間，一般由一名教習同行，教導他們中學課程，每個學生要在國外15年，最後兩年到各地遊歷。
派幼童出洋留學一事，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阻力是非常大的。李鴻章考慮到，容閎的海歸身份不宜首當其衝，翰林出身的陳蘭彬則或能服眾，「利用陳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用心可謂良苦。
李鴻章要求駐美監督鼓勵學生特別注意選修採礦和冶金專業。他還認為，適當延長留學期限，是培養中國學生、使他們回國後能勝任上海和北京新式學校的教師或在兵工廠、造船廠工作的最好方法。這些幼童大部分能夠專心西學，品行端正、表現也堪稱優良。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軍也來函告訴李鴻章，說幼童在美頗有進益，如修路、開礦、築炮臺、制機器各藝可期學成。
可惜的是，留美學生因故中途撤返。頭批21名，均送電報局學傳電報；第二、三批學生由福州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水雷、電報、醫館等處學習當差」。這些人當中，只有兩人獲得學士學位，後來成為著名鐵路工程師的詹天佑，就是二者之一。朱寶奎、周萬鵬、袁長坤、程大業、吳煥榮等人，在電線電報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業績突出的如黃仲良，曾先後擔任滬寧、津浦鐵路總經理，粵漢鐵路副局長，他們對近代中國的實業發展都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上海近代科技文教的勃興
19世紀70年代正是洋務派興辦民用工業和民間私人資本主義工業起步階段，對西方科技知識非常需要借鑑。隨著洋務事業在上海的開創和發展，洋務教育和科技文化事業也隨之而起。近代工業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需求，是以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為開端，而逐漸擴及於算學、化學、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學領域。上海的近代教育從廣方言館開始，是當時中國人接觸西學的主要途徑，接著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是一項重要工程，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翻譯出版了大批近代科技書籍。這些書籍對傳播近代生產技術知識、推動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到了19世紀末，中國掀起興辦民用工業高潮之際，這批譯書對近代企業的發展仍有著指導和促進的作用。
改革教育、建立新式學堂的目的在於「師夷長技」，這一系列措施符合時代潮流，為促成和發展中國近代意義上新式學校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對中國課堂教育在辦學方法、課程設置、管理機制、思維模式等方面具有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正是由於這些新式學堂的建立，中國教育才在知識的系統性方面開始引入西方自然科學的內容，才使中國人真正廣泛地接觸到世界意義上的「科學」和「技術」。
李鴻章創辦或參與的種種教育文化活動，部分地引進了西方文化，培養了中國第一批科技人才。不僅把傳統的教育制度打開了一個缺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開端，而且把陳腐的觀念和思想打破了一個缺口，這種發展的深化最終引發了其後的政治改革。同時，李鴻章等人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身體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態度，在國內社會、尤其是處通商前沿的上海，形成了一股學習西方科技的潮流。
在李鴻章統治或遙控上海的時代，新式文化事業成批產生，從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同文書局到商務印書館，從廣方言館、格致書院到南洋公學。西學全面輸入，從世界史地、聲光化電到天賦人權、物競天擇，上海由此成為西學在中國傳播的中心，同時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也不無裨益，經世性成為晚清上海文化的一大特點。各地文化人才源源湧來，上海的文化人結構由本地人為主變成流寓者為主，並開始為世界所矚目。在全國廢科舉、興學校之前，上海已率先開辦新式學校，學制、教材均仿效歐美；上海成為文化中心之一，無論是文化事業的眾多性、文化輻射的廣袤性、文化鑑賞的權威性，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進入民國後，上海更是成為全國最大的文化中心。
2014.11.11
轉載自：東方早報 徐鋒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