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狩獵和採集經濟是原始社會前期人們主要的生存方式(即經濟活動形式)。一個族群的發展，文化的演變，也受其所處的自然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制約。據《舊唐書》、《新唐書》記載，蒙古族的先民蒙兀室韋部居於額爾古納河下遊以東，大興安嶺北端。室韋中的大室韋居住在額爾古納河中下遊地區。這是歷史上關於蒙古名稱及所居住地區的最早的記載。《蒙古秘史》中，也有資料表明，約在公元5世紀以前，蒙古先民生活於大河、森林之畔，這樣的自然環境養育了他們。這時的蒙古人處於原始社會時期。
由於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是森林、河流，《蒙古秘史》上記載，成吉思合罕之根源:其人祖是由李兒帖赤那(蒼色狼)與豁埃馬闌勒(慘白色的鹿)相配①。這個傳說與蒙古族先民的狩獵經濟生活有一定聯繫。據史籍記載，公元5世紀以前的蒙古人先民—即蒙兀室韋及烏洛侯人，已基本上脫離了原始社會早期的謀取生活資料階段而發展到依靠集體勞動，並利用簡單的石制工具採集天然植物和捕捉動物為食的初步的生產經濟的歷史階段。
蒙兀室韋和烏洛侯部在進人生產經濟之前，是以漁獵經濟為主(採集經濟為輔)。在公元5一6世紀以前，他們就開始了從漁獵經濟向畜牧業經濟的過渡。這個過渡是歷史的必然，因為自然環境中氣候、降雨量的多少等會影響漁獵、採集生產的進行，影響到所獲取的生活資料的多少，使生活發生困難。為了謀求生存，他們逐步向畜牧業生產過渡，這是個進步。但這個過渡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直到公元8世紀初，蒙古部落的畜牧業經濟還很不發達①。
約在公元9~11世紀，蒙兀室韋中的一部分逐漸向西遷徙到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的三河之源一帶。從此，蒙古各部陸續遷到西起三河之源，東至興安嶺一帶遼闊的草原上，開始了由漁獵經濟向畜牧業經濟的過渡。
經過漫長的歲月，蒙古人各部落逐漸從森林、大河向著大摸南北廣闊的大草原推進，陸續由不能獲得穩定的生活資料的漁獵經濟向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生活資料的畜牧業經濟過渡。西遷前，蒙古人「無羊少馬」，而從西遷後的9世紀起，一些人已成了「伯顏」(富有者)，有了較多的牲畜。而且畜牧業生產技能提高很快，馬、羊、牛、駝等已分群放牧。對倒換草場、合理放牧、牲畜疫病的防治等知識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對畜產品及皮毛的利用範圍廣了，已有制氈、製革匠人。9一12世紀，蒙古人的手工業已發展起來，有大量鐵、木匠及其他手工業工匠。當畜產品有剩餘後，與中原人民進行「互市」，由畜產品換來絲織品、茶、煙及日用品等②，與鄰近的遼、西夏、金、畏兀兒等都有貿易交往。
由於居住於蒙古高原諸部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經濟發展亦不平衡。按所從事的經濟文化活動的不同可分為「草原遊牧民」和「林木中的狩獵民」、「遊牧部落中的農業民」三種部落類型。「草原遊牧民」部落依次主要居住在東起大興安嶺，西到阿爾泰山的這一片地勢較平緩遼闊的草原地區。「林木中的狩獵民」部落居住在東起貝加爾湖以東，西至額爾齊斯河這片森林地帶。他們主要從事狩獵(也養馴鹿，但不養牛羊)，以捕魚、採集作為補充。他們較之「草原遊牧民」人數較少，經濟文化生活較落後，其社會發展水平低於「草原遊牧民」。這一類型部落的經濟文化構架也隨著發展產生了變化，逐步向遊牧經濟過渡①。
蒙古「遊牧部落中的農業民」的農業經濟始於新石器時期，歷史悠久。在西拉木倫河一帶早已有農業耕作的痕跡。這些原始的農業文化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到11~12世紀末，已發展為有一定規模的農業文化。在靠近漢族地區的汪古部、翁吉刺部的遊牧經濟中有部分農業民存在。但由於這些部落未能徹底完成農業化，仍屬於遊牧農業經濟。這些部落的經濟仍以遊牧經濟為主，兼農業、手工業及交易業等多樣化經濟，社會經濟有一定的發展。
從公元11世紀末至12世紀，蒙古高原各部由於生產方式的演變，生產力的發展，遊牧民中開始有剩餘產品用於交換，氏族公有制逐步被打破。一部分人的私有財產日愈增多，使早在公元9~10世紀時已產生的「伯顏」(富人)與「牙當吉古溫」(窮人)之間貧富懸殊產生很大的差異，氏族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關係逐漸被階級關系所替代。最後導致氏族社會的瓦解，奴隸制社會的形成①。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對於促進蒙古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之後，蒙古汗國數次出徵滅西夏等國，並於西徵後建立四大汗國，連年用兵，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被消耗，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忽必烈汗建立元朝，於公元1279年滅南宋統一全國，結束了中國分裂割據的局面。元時，在雲南置行省、建立土官制度、興修水利、尊孔孟辦儒學、建立屯田制度、推進工礦商業的發展等，對社會經濟、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之後，由於連年對鄰國作戰、政治腐敗、賦斂繁重，引起社會動亂。元末時，國庫空虛、人民起義、皇室內部鬥爭激烈，數種矛盾導致了元朝的滅亡。總之，元朝建立後，社會經濟、生產力水平等經歷了恢復、發展的階段，之後又走向衰落這樣一個起落曲折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