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青春就是用來憂傷的，但對於全球千禧一代（生於1985-2000年間）來說，他們的憂傷可能更為真實而深刻。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落差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秩序重構，將他們的青春乃至整個生命歷程重構。他們的經濟參與和政治參與程度、他們對家庭、國家和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哪些改變？又將如何影響他們的未來？我們試圖通過一系列看似碎片化的故事，拼湊出一幅全球千禧一代的心靈地圖，並將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和改變。大震蕩時代，沒有人能夠逃離；大變革時代，一切故事皆有緣由。
特約撰稿人 | 張文倩
編輯 | 王磬 崔宇
今年秋天，當世界各地的大學正忙著迎接新生的時候，匈牙利卻有一所大學——像運送難民一般——將幾百名師生從布達佩斯運往維也納。
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以下簡稱CEU），這所由匈牙利裔美國金融家喬治·索羅斯於1991年創立的學校，正在遭遇母國的驅逐。過去30年中，它曾被視為東歐民主轉型的產物；近兩年，它卻成為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右翼政權下最受世界矚目的受害者。
2017-2019年期間，我在CEU攻讀比較歷史學的碩士，正好見證了這所學校命運多舛的兩年：2017年4月，歐爾班政府通過一項教育法修訂案取消了CEU在匈牙利的辦學資格。CEU校董會被迫尋找新校區，最終決定在2019年秋天搬往維也納，布達佩斯校區也將於2020年起停止招生。
CEU離開了，但它的許多學生還沒走，我的學弟、匈牙利青年卡爾便是其中一個。作為過渡期，布達佩斯校區還有一些課程在運作，直到2018屆學生畢業。
「我還挺後悔沒去維也納的。」卡爾以一貫的俏皮語氣告訴我，「想想看，在去藝術史博物館的路上，我還可以吃一頓正宗的Wiener Frühstück（維也納式早餐）——如果奧匈帝國的存在有意義，這是唯一的證明。」真是典型的匈牙利人作風，一提到維也納就忍不住要黑奧匈帝國幾句。不過，卡爾的朋友們都清楚，他選擇留下，還有更複雜的原因。
作為一名「90後」，卡爾是民主轉型後的第一代匈牙利青年。比父輩們幸運，他生來就從未有一堵牆阻擋他去探索世界，整個歐陸都在向他敞開大門。然而，正值花樣年華的他卻如同被困在陰雨綿綿的寒秋，舉步維艱。
國際社會對「歐爾班驅逐索羅斯大學」的關注點，大多都集中在了「學術自由」、「多元文化」、「移民/難民」等問題。但從卡爾和他的同齡人故事中，我看到聚光燈背後，東歐轉型後出生的一代年輕人正面臨著更深遠的困境。
被祖國誤解的年輕人卡爾跟其他匈牙利學生一樣，看起來拘謹、內斂、行色匆匆，不太容易親近。直到有一天，他發來一條讓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有機會可以邀請你一起喝咖啡嗎？我想向你請教些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問題，尤其是魯迅、茅盾、丁玲的作品。」
原來，這也是個誤入歷史系的文學青年。隨著交流的加深，我發現，我讀過的匈牙利文學大多以冷戰歷史為題材，並不足以幫助我理解當今匈牙利社會所承受的民主轉型幻滅後的「精神分裂」。
有一次，我們同時逃離歷史系期末派對。我解釋說各國人扎堆社交，感覺我自己的存在很邊緣。他回應道：「我理解，我在這裡也是個少數派（I am also the minority here）」。
當時我就被逗樂了，難道是CEU的國際學生太多，以致一個匈牙利人都感覺自己是「弱勢群體」？他解釋說，這句話是歷史系主任在開學典禮上說的，意指在民粹主義時代，一個知識分子在自己的祖國也會成為邊緣人。
「作為本地人，在CEU裡沒什麼身份特殊性，如果有的話，也不是在校園內，反倒是在校園外。」卡爾告訴我，因為就讀於CEU，他是自己匈牙利同胞眼中的異類，「索羅斯大學」是他的首要身份標籤。很多人會戲稱他為「索羅斯的間諜」，這讓他哭笑不得。他的親戚甚至問過他：「你怎麼能讓自己被洗腦呢？」
1991年，索羅斯創立CEU的初衷，是在前共產主義的廢墟上，創造一個以西方教學模式為基礎、又具有獨特中東歐視野的科研機構，重新團結歐洲東部這片多民族、多衝突之地的知識分子，為世界培養信仰開放社會、具有批判能力的精英。CEU每年從全球50多個國家地區招收學生，背景各異、文化多元的學生，猶如一個個活的史料庫，又有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熱情，讓這裡的學術氛圍異常活潑自由。
但在本地人眼中，30年過去，CEU仍是異類。在卡爾看來，主要是由於CEU的辦學宗旨在於培養精英，與當地社會的實際聯結有限。比如，官網以英語為主，卻缺乏匈牙利語的內容，加深了與普通人的隔閡。
不過，即使在匈牙利學術圈，CEU也顯得格格不入。卡爾指出，CEU儘管身在匈牙利，本質上卻仍是一所「美國大學」。CEU的OSA檔案館（The Open Society Archives）是中歐冷戰研究的重要史料庫，吸引了許多國內外研究者，為它贏得了學術影響力。但是，「美式教育與歐洲有很大差異。以哲學係為例，CEU的強項是英美哲學，而匈牙利的主流是大陸哲學。」卡爾坦誠地表示。
處於漩渦中心的CEU（中歐大學）。來源：Vörös Anna兩三年之前，卡爾並沒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就讀這所備受爭議的「外國學校」。他原本是匈牙利第一學府羅蘭大學（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的文學院尖子生，由於一篇關於蘇聯小說的論文，他被學校組織的某個學術會議拒之門外。做出這一決定的負責人並不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方面的專家，這讓卡爾費解，他堅稱，這篇論文裡沒有任何「革命」言論。爭執、舉報均無解後，他放棄了在這座匈牙利人文學科最高學府繼續讀碩士的機會。
做了一年「毫無意義的」全職工作後，他想回歸校園，人文社科在世界排名前列的CEU便成為羅蘭大學之外的第二選擇。CEU的美國背景，也有利於這些想要繼續深造的學子在將來申請歐美的博士項目。除此之外，對卡爾這樣經濟不寬裕的學生來說，索羅斯基金會豐厚的獎學金也擁有極大的吸引力。
柏林圍牆倒塌30年後，匈牙利的經濟發展並沒有讓卡爾這樣出身普通的大學生享受「歐洲式」的體面生活。卡爾的父母都出身農村，在布達佩斯成家並育有四個孩子。他還記得，自己的第一個家是幢宿舍樓，一個家庭只有一個房間，裡面再用帘子分出隔間來，廁所和浴室則是幾個家庭共用。直到父親在一家通訊技術公司謀得職位並分得住房，他們才搬走。
從2013年讀大學開始，卡爾的家庭便不再有能力給他經濟支持，匈牙利高校的助學金體系也不能覆蓋布達佩斯的所有開銷。「在羅蘭大學，我拿的是優秀學生所能獲得的最高額度助學金，大約每月200歐（約1500元人民幣），相當於全職工作月薪的一半，這已經是很多學生的夢想了，但仍不夠支付我的房租和生活費。」卡爾表示。
半工半讀是大部分匈牙利大學生不得已的選擇。從卡爾的親身經歷和他對周圍朋友的觀察來看，學生兼職的方式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打黑工，沒有法律文件的允許或保障，從當家教到做翻譯，甚至從論文代筆到做性工作者，都很普遍。另一種是有合同的工作，一般需要經由學生團體介紹到各企業。卡爾還記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時薪僅為375福林（約9元人民幣）。
從2014年起，卡爾每周至少做20小時的課餘兼職，他在國家海關稅務部門打過工，為布達佩斯大學的學生修改過博士論文，到歌劇愛好者的天堂——埃克爾劇院（Erkel Theatre）做過檢票員，還給國家科學院翻譯過德文書信。目前，他在一家旅遊網站做編輯，為國內外遊客推送巴拉頓湖的文娛活動指南。卡爾不諱言，「做這些純粹是為了賺錢」、「看不到其中有任何意義」。
在2019年，CEU的撤離還不是最讓卡爾煩惱的事。
這個夏天，他忽然發現自己租不起布達佩斯城內的公寓了。2019年9月，布達佩斯公寓的平均租金約為160,000福林（約3800元人民幣），比去年增加了7%。半年前，卡爾曾自豪地告訴我，在某個黃金地段，他意外租到了一個40,000福林/月（約950元人民幣）的房間。但如今，他不得不搬到鄉下和父親一起住。由於交通很不便，他周一至周五每天出門都隨身攜帶洗漱用品和換洗衣服，輪流到不同的朋友家裡借宿，直到周末才回家。
當我給卡爾發採訪邀請時，他正在參加一個名為「這座城市屬於所有人」（A Város Mindenkié）的團體組織的集會，要求政府重視收入跟不上房租上漲的問題。
在歐爾班時代反思歷史與現實卡爾很少和家人聊政治。在他看來，家人多是歐爾班的支持者，是經歷過壓抑的冷戰時期，又飽受對新自由主義幻滅感的一代人。
共產主義時期，卡爾的父母都曾赴蘇聯，接受難得的大學教育。他們在拉脫維亞的裡加相遇，當時他父親的專業是無線電技術，母親則學習俄羅斯語文學。
30年前，歐爾班在反共產主義運動中作為青年領袖登上政治舞臺，卡爾的母親是「波羅的海之路」歷史時刻的參與者，還教他唱過拉脫維亞當時流傳的歌（編者註：「波羅的海之路」是發生在1989年的一場大規模和平示威，波羅的海三國要求獨立、脫離蘇聯）。後來，歐爾班成了國家總理，他領導的青民盟政黨在對抗歐盟經濟和移民政策時，沿用了反對蘇聯經濟文化壓迫的那套話語。
現在，母親則是家人之中為數不多對歐爾班不再有好感的人。她參與了反對黨的抗議遊行，閱讀自由主義雜誌《Élet és Irodalom》（生活與文學）上對政府的批評文章。不過卡爾說，她沒有參政的興趣，最多算個低聲呢喃的自由主義者。
相比之下，出身中下層天主教家庭的卡爾父親更能代表匈牙利普通大眾。這一群體正是歐爾班拉攏的主要目標。從2010年開始，歐爾班就一直強調塑造一個「基督徒的中產階級」對於匈牙利的重要性。
卡爾十分理解，父親這一輩人為什麼會成為歐爾班的擁護者。從2001年起，父親貸款蓋房，卻在2009年遇上金融危機，分期還款額飛漲。這時歐爾班做了一些重振經濟、改善民生的成功決策，例如降低公用事業成本。現在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缺失，歐爾班又推出「家庭住房補貼政策」（Családi Otthonteremtési Kedvezmény），為生了三四個孩子的家庭緩解經濟壓力和改善住房問題，而多生多育恰恰符合傳統宗教觀念。
1989年後的匈牙利，經歷了民主化轉型卻未能與西歐強國平起平坐，又開始面對新自由主義世界的重重陷阱。對此，歐爾班及其支持者的回應是：回歸匈牙利自身、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保護本國的利益，反對移民。而與之相對的另一種社會反應，則是重新思考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歷史。
生於1990年代的卡爾還記得，歷史課本對前共產主義政權持否定態度——這也是1989年之後的長期共識。對那段歷史，卡爾的同代人並沒有多少概念，只有些啼笑皆非的家族軼聞流傳下來：「我的一個曾祖父是共產黨的地方領導，在1956年事件中，他差點被吊死。他未來的女婿卻因為參加了這場反對共產黨的革命，逃到奧地利躲了幾個月。」（編者註：「1956事件」是發生在1956年10-11月的一場學生運動，起因是匈牙利民眾對匈牙利政府表達不滿，最終導致蘇聯入侵）
近些年，歐爾班政府動作頻頻，有意要把這段從未經過嚴肅討論的共產主義歷史抹去：匈牙利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格奧爾格·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在布達佩斯的檔案館被關閉，其手稿資料均被沒收；1956事件後犧牲的匈牙利前總理伊姆雷·納吉（Imre Nagy）那座凝視著國會大廈的紀念雕像也被悄悄遷走（編者註：伊姆雷·納吉在1956事件後被蘇聯秘密處決，至今仍被匈牙利人視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
與此同時，對共產主義時期的懷舊情緒卻在老一代人中蔓延，左翼思潮也在年輕一代中重新發展起來，雖然還遠遠不具備政治潛力。
回望歷史，卡爾也會懷念匈牙利共產主義社會初期的民主氛圍。「大多數人，尤其我們這一代人，從不把這一時期與之前的年代做比較，意識不到匈牙利從社會主義體制中獲益至今。不要忘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匈牙利被稱為『三百萬乞丐的國家』。」
不過，卡爾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思想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非政治意義上的」。他不忠於任何黨派，只給提出合理政策的候選人投票。他對社會主義歷史感興趣，主要是因為蘇聯的社會現實主義理論曾為匈牙利文學帶來革命性影響。
集會遊行，是卡爾這一代年輕人對現狀不滿的主要表達方式。但卡爾從未組織過抗議活動，他更喜歡做思想工作，例如為盧卡奇檔案館做志願服務，組織共產主義歷史講座沙龍。由於歐爾班政府的「紀念政策」，一些像盧卡奇這樣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即將被公眾遺忘，卡爾便為他們寫文章，推動著作出版。甚至在經濟最拮据的失業階段，他也曾試圖籌款為某個無人問津的匈牙利村莊建設一個文人的紀念館和雕像。
他告訴我，這些經歷給他帶來的精神啟發，可以用兩位匈牙利社會主義作家的名言來概括。
一位是拉約什·納吉（Lajos Nagy），社會主義諷刺小說大師，「他曾說，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職責是表達不滿（to be dissatisfied），以寫作來推動改變。我認為不光是作家，每一個有理想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懷有這樣的信念。」
另一位是安多·嘉博（Andor Gábor），1919年匈牙利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時期的傑出作家，「他在該政權垮臺後流亡維也納，在給妻子的一封信裡說，他時常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需要，即做『一個共同體中的人』（a man of community），這標誌著他從布爾喬亞文學家向嚴肅的政治思想家的轉變。」
對卡爾來說，是它們支撐著他去面對這個逆全球化時代分裂的世界。
轉型幻滅後的匈牙利人文困境從卡爾的故事中，我驚訝地發現，即使加入歐盟，匈牙利的主流社會也未能真正融入「歐洲文化圈」。而出於經濟或文化的原因，很多人選擇離開匈牙利湧向西歐。根據經合組織2018年勞動力統計報告，2010年後，匈牙利流失的人口約有50萬人，這是民主化轉型時沒有料到的後果。
像許多匈牙利知識分子一樣，卡爾一邊關心著自己祖國的未來，一邊也要考慮自己的前途。
「我現在對生活唯一能感到樂觀的，是至少我不在快餐店工作——因為社會上存在一種對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偏見：『他們最終會淪落到麥當勞上班』。」卡爾告訴我，在匈牙利語中，人文學科畢業生被稱為「bölcsész」，成為這類人意味著不但無法決定收入水平，更無法確定未來在哪裡工作。
1989年後，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文化網絡遭遇到系統性的破壞，而國內又無法提供足夠的相關崗位，即使在圖書館、博物館和各類文化機構，也只能從事行政類而不是文化類工作。同時，社會上有一種新自由主義論調鼓勵人們申請人文學院，認為它提供了某種通用知識，使畢業生能從事任何領域的工作，這就造成了現在的尷尬局面。
原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文化網絡是怎樣的呢？卡爾給我舉了個例子：最早塑造他文學興趣的不是某個知識分子，而是他那位農民出身、虔誠信仰天主教的奶奶。由於連年戰爭，她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給她創造了大量閱讀外國古典文學的平等條件，她的書房裡有400到500本書，其中就有一本匈語版《紅樓夢》，屬於「世界文學經典」叢書。這套叢書的出版計劃持續了長達30多年，共出版300多卷。在民主化轉型後，這種國家對文化不遺餘力的投入不復存在了，許多聞名歐洲的作品，如薩特的《自由之路》，至今還沒匈語譯文，更不用說歐洲以外的作品了。
Bölcsész們在匈牙利的工作環境得不到解決，便湧向國外，造成人才流失。歐爾班政府試圖增加就業的措施，更是雪上加霜，威脅著匈牙利人文教育的未來。目前匈牙利勞動力最短缺的行業是建築業、服務業、醫療業和旅遊業，歐爾班政府開始鼓勵小學生上職業學校（szakközépiskola），畢業後他們可獲得特定工作的資格證書。於是，服務於基礎教育的語法學校（gimnázium）面臨大量生源的流失，而這類學校正是人文主義知識傳播的陣地，學生在這裡得以選擇第二外語，為大學作準備。
「這才是過去十年匈牙利中學教育出問題的原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政府一直強調匈牙利需要體力勞動者和專家，但實際上，因為人才的流失，現在更缺乏的人才是合格的中小學教師和醫生。」卡爾表示。
匈牙利的另一個社會困境，是外語基礎教育條件的不足。據匈牙利媒體今年報導，匈牙利教育辦（Oktatási Hivatal）連續四年對中小學生進行外語水平測試，發現作為第一外語的英語水平整體下降了。更糟的是，歐爾班政府的政策忽視了匈牙利的實際情況和需求，不但沒有努力改善外語基礎教育條件，還將大學入學要求的外語門檻提高了。
卡爾告訴我，目前中學教育只要求學生在畢業前至少有一門外語水平達到A2，但今年6月剛剛通過的修正案規定，自2020年起，達到B2水平才有大學入學資格（B等級更高）。矛盾的是，以目前匈牙利公立教育條件只能提供B1水平的課程，而大部分家庭是承擔不起私人語言課費用的。 反對者認為，這一政策將導致高等教育註冊人數下降20%，並對農村地區的大學造成嚴重影響。
這一變化讓卡爾細思恐極：「我不敢想像，以我大學前的英文水平，如果晚生幾年，現在會是什麼樣，可能連CEU都進不了。」可見，CEU的「敗退」，並非僅僅因為政治理念的格格不入。
卡爾的成長環境，使他比國際社會更能理解匈牙利民間文化的封閉性。普通匈牙利人由於語言和經濟能力的不足，無法像中產精英階層那樣跨國流動，因此成了國際社會不了解的「沉默的大多數」。
對匈語文化的首次深刻反思，是他參加伊拉斯謨計劃到布拉格交換後發生的。在適應新的語言學習環境時，卡爾突然發現自己並不了解自己的祖國。
「這不是某種浪漫主義式的民族主義轉折，而是突然間意識到，對匈牙利人來說，正如在本國使用匈語更有優勢，在國外學習外語時，匈語思維也會成為獲得新知的障礙。」匈牙利語在歐洲語言中的獨特性，塑造了它頑強的民族文化生命力，卻也形成了一種封閉的話語空間。
此後，這一發現推動他學習多門外語，並主動結交國際友人。卡爾與世界文化的交流渴望，反映了匈牙利知識分子的某種精神困境。一方面，強調匈語寫作的知識分子更注重啟蒙國內受眾而不是國際影響力，因此在海外知名度不高。國際高度認可的匈牙利思想家、作家大多旅居海外或以外語寫作，與歐洲乃至世界的聯結，是他們求知之路和思想創作不可或缺的一環，但這又一定程度上導致與國內語境的脫節。
「匈牙利語的特性不適於思辨，很少誕生偉大哲學家和史詩性文學成就。不要忘了，盧卡奇的作品大多是用德語寫作的。」卡爾告訴我，今年夏天，盧卡奇的學生，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Ágnes Heller）在巴拉頓湖意外溺亡，她也是歐爾班政權最有影響力的批評者之一。在學術自由遭到侵蝕後，她的離世對匈牙利思想界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圖3：卡爾（左三）與匈牙利知名馬哲學者阿格妮絲·赫勒（左二）。來源：受訪者供圖在堅守與離開之間徘徊流動在歐洲大陸上的匈牙利人，似乎早已適應了分別。
這個夏天，卡爾和他大學時代相識的戀人漢娜分手了，因為她考慮去德國找工作，而他打算申請到法國讀博。在搬出合租的房子前，他們組織了一個「卡爾和漢娜的生活博物館」告別派對，邀請眾多朋友一同來送別那個充滿回憶的樂園。
這個消息讓我非常難過，因為每當這一對年輕人手挽手，出現在布達佩斯陰雨綿綿的天空下時，就像在秋天出生的花朵卻懷抱著春天的希望那樣顯眼。
卡爾和漢娜是我理想中的歐洲情侶，一個學文學，一個學音樂。初次在音樂會後見面時，卡爾就指給我看漢娜下巴一側有一塊被小提琴磨出的繭，他譽之為「戰場上留下的光榮傷疤」。
出身音樂世家的漢娜成長經歷或許沒有卡爾那樣艱辛，她出生於慕尼黑，5歲跟隨父母遷回布達佩斯，住在布達。漢娜的父母都是鋼琴家，母親在一所音樂學校當校長，彈奏一種我只在博物館見過的古典鋼琴。由於經常和官僚機構打交道，她母親對匈牙利教育制度的弊端感受最深。1989年，他們在國內親歷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像上百萬匈牙利人一樣，對歐爾班的青民盟報以熱忱的期望，如今卻不得不承認，他們錯看了他。
雖然出生於德國，漢娜接受的是匈牙利的音樂教育。她告訴我，相比德國，匈牙利的音樂學習環境更好。一方面國家的支持力度很大，音樂的基礎教育甚至深入到普通的小學和中學；另一方面，學費也比德國便宜，學生每學期只須付大約40到50歐，學校還有充足的樂器供學生租用。
現在，她在安德拉什大學讀書，這是唯一一所全德語教學卻設立在非德語國家的大學。她深愛布達佩斯的文化個性，這裡有無窮無盡的音樂文化活動，有充滿藝術想像力的藝術場館。但由於匈牙利無法提供足夠的事業機會，加上正在惡化的政策環境，她正在留下還是離開之間艱難選擇。
「我的身份認同不是民族意義上的，而是歐洲文化上的。」漢娜不認同民族主義話語下的身份政治，她堅信，歐洲國家在文化上相通之處更多。「如果必須做出選擇，我會認為我首先是個匈牙利人，因為我的家人都是匈牙利人，我的學校也在匈牙利。儘管如此，我也沒有將德國視為異國他鄉。」
對於漢娜，「匈牙利還是歐盟/歐洲」這樣的選擇題是沒有意義的。和許多人一樣，漢娜反對歐爾班，是因為他的政策威脅到了那些對她的生活至關重要的領域，如文化、媒體、教育等等。在德國期間，漢娜認識一些當地的匈牙利社群，根據她的觀察，他們選擇離開多是出於對匈牙利政治環境的不滿。
更讓她感到煩惱的，是外國人對匈牙利的誤解。「有的人認為匈牙利是個貧窮落後的東歐國家，以致那裡沒人知道Nutella（一個歐洲常見的可可醬品牌）。有的人一提到匈牙利，就只能想到goulash湯（得名於卡達爾時期的「古拉什社會主義」或「肉湯社會主義」）。還有一種普遍存在的錯誤印象。那些不喜歡歐爾班的人，認為匈牙利人人在言行上都像歐爾班。」這些從共產主義時期延續至今的刻板印象，並沒有因為歐爾班的經濟政策而得到改善。相反，與歐盟的不合，嚴重損害了匈牙利的國際形象。
對此，她認為匈牙利人也負有很大責任，很多人不關心政治，不參與投票，而那些投了贊成票的人沒有看清他們選舉出來的官員系統，是教育、醫療等領域無法正常運作的罪魁禍首。與民粹主義對抗，需要的是政治意識的覺醒。
在10月的布達佩斯市長選舉中，由於儘可能動員團結了反對歐爾班的社會力量，反對黨贏了，這是歐爾班當政以來經歷的一次重大失敗。然而，這一喜訊並未改變卡爾對未來的悲觀看法。他認為這還只是一個象徵意義上的勝利，展示了反對黨合作的巨大潛力，讓很多人終於從金融危機十年來蔓延全社會的政治冷感中走了出來。但要撼動歐爾班的執政基礎還遠遠不夠，保守黨依然牢牢控制著全國各地的經濟大權，反對黨仍任重道遠。
CEU撤離了，索羅斯的精英教育仍在延續，而它資助過的匈牙利學生還在自己的祖國徘徊，思考出路。
身為東歐轉型後出生的第一代，卡爾本該生活在春天裡，在歐洲共同體的文化滋養中做著一個文學青年該做的夢，但世事瞬息萬變，還沒嘗到盛夏的果實，他就遭遇了經濟政治環境的寒秋，只能苦苦保護著內心那個春天的夢，堅忍前行。
回顧艱難的2019年，卡爾沒有太多抱怨，而把種種遭遇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在採訪的最後，他以一句拉丁語與我共勉：
「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
（作者張文倩，現從事文化傳媒工作，本科畢業於北大中文系，2017-2019年在匈牙利中歐大學攻讀比較歷史學碩士。本文中的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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