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日本東京舉辦了第十八屆奧運會。在10日的開幕式上, 19歲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坂井義則,點燃了奧運火炬。坂井出生於原爆當天的廣島,選擇由他點燃火炬,宣示著一種歷史觀:戰後19年,日本由痛苦地新生,已健美地長成。
19歲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坂井義則點燃1964年奧運會主火炬。經歷了初期的低靡之後,日本經濟從1950年代開始,從廢墟中快速崛起。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出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日本國民生產總值(GDP)實現高速增長。就在奧運會開幕的前10天,世界上第一條商業運營的高速鐵路:東京到大阪間的東海道新幹線正式開通運營。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年均GDP增長率超過9%;1968年,日本超過聯邦德國,1978年更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紀錄一直保持到2010年。
不只是日本,在冷戰期間,從屬於美國陣營的諸多東亞經濟體,都實現了工業化和經濟騰飛。在日本帶動下,東亞「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從1960年代開始也迅速崛起,最高經濟增速達10%。東亞經濟的整體發展又在80年代之後帶動數個東南亞經濟體的快速增長,出現了所謂「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1993年9月,世界銀行發布了名為《東亞的奇蹟》的報告,把這些國家/地區所取得的矚目的經濟成就歸結為
「東亞模式」。這也是第一次,「東亞」與某種經濟增長現象掛鈎,代表了一種「成功」的發展主義觀念。
經濟學家們對東亞模式的內涵提出過不同理解。代表性的觀點,包括政府對產業的大力介入、依託開放的市場施行出口導向型發展、吸納外來資本、產業適時升級(由初期的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技術密集型)、實現比較優勢戰略等等。學者們還把東亞產業的梯次發展,總結成「雁行模式」:日本作為領頭雁,帶動了小龍小虎們的起飛。
眾多關於
「東亞奇蹟」的討論中,還有一種文化主義觀點,引發過很多討論。這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提出的
「亞洲價值」說。這個理論認為,儒家文化崇奉集體主義、尊重權威、選賢任能、重文教、尚節儉,是這個區域能夠在資本主義體系裡獲得成功的關鍵。它針對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市場中心主義,強調製度(特別是國家)和文化的重要性。
怎麼看待「東亞奇蹟」和「亞洲模式」,甚至到底有沒有「亞洲模式」,是個爭議很大的話題。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低速,1997年的金融危機又重創了東亞不少新興經濟體。曾經引領一時風騷的奇蹟說和價值說,在出現後沒多久,就遭遇現實的尷尬。關於它們的討論雖然仍不時見諸報端,但冷卻了許多,「亞洲價值」也少了當年的理直氣壯。對東亞經濟體曾經的輝煌成功,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解。
其實當年的各種爭論,不過是將「亞洲」變成了一個承載不同的社會經濟理念和意識形態的籮筐,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從新威權主義到制度經濟學,各思想流派都用自己信奉的一套價值系統來解釋亞洲。亞洲/東亞再次被相互矛盾的知識、概念系統所塑造,無論其成功與失敗,都成了證明某種超然理念的論據。關於它的討論,可以看成是冷戰到後冷戰時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導理論之間的一場觀念競爭。
本文想強調的是,
對東亞所謂奇蹟的認知,不能僅從經濟發展角度出發,而脫離冷戰的歷史環境。美國為遏制蘇聯和中國,在東亞建立了舊金山和約體制,這是東亞「奇蹟」能夠發生的歷史前提。誠然,這種解釋並不新鮮,也並不是東亞經濟起飛的充分條件:就像許多論者指出,並不是所有受到美國支援的國家都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但它是日本和四小龍崛起的必要條件。它提醒我們不但要歷史地看待東亞經濟體取得的成就,也要歷史地看待同時代中國曲折艱難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
1952年,美國為首的部分同盟國同日本籤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本名義上恢復了主權。和約籤署國中既沒有中國的代表,也沒有朝鮮半島的代表,因此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中日、日韓之間諸多領土爭端,都與這個片面的條約相關。美國在被託管的衝繩駐紮大量軍隊,並且在1972年把衝繩主權移交日本後繼續保留軍事基地。同時,美國還在韓國、臺灣等地駐軍,形成鉗制中國大陸的包圍圈。
韓戰爆發後,美國在日本實施「特殊採購」政策,直接由日本為美軍提供戰爭所需物資和服務。此項政策令日本經濟由低靡迅速走向振興。特殊採購金額由1950年的不到1.5億美元,增長到第二年的5.92億美元,並在1952和1953年達到8.24和8.1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呢?以1953年為例,僅此一項,就佔了當年日本所賺外匯的28.1%。韓戰結束後,特殊採購政策又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美日在經濟上高度合作。為了冷戰,美國必須把日本緊緊維繫在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向日本產品開放市場,實質上是讓日本的經濟深度融合於美國體制。
從1960年代開始,美日又把韓國、臺灣等地納入到這一體系中來。1965年,韓日建交,日本很快向韓國提供5億美元援助,幫助樸正熙政府走出經濟困境。和韓戰對日本經濟的意義類似,美國捲入的越南戰爭,也成為韓國經濟騰飛的起點。越戰中,韓國不但派出了總數僅次於美國的作戰部隊,而且也得到美國支付的總計超過10億美元的特需費。韓國企業趁機紛紛進軍越南,從越南流回韓國的資金,極大刺激了國內經濟建設,成為「漢江奇蹟」的重要催化劑。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NP)從1964年的103美元,一躍而至1974年的541美元。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韓國經濟總量才超過了朝鮮。
在東亞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殖民現代性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日裔美籍學者酒井直樹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封鎖政策成功與否,關鍵在於能否將作為資本主義模範生的日本維繫在自由主義陣營中……如何在中日之間打入楔子、
在日本國內釀成對中國的反感,是美國遠東政策的核心所在。」他引用外交史專家弗雷德裡克•丹的觀點,認為舊金山和約的起草人、後擔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其基本對日戰略就是「利用日本人抱有的對中國、朝鮮、俄國人的社會優越感,強調成為自由主義陣營世界成員……的高度優越性,即可說服日本人留在自由主義陣營中。」
這種殖民性的種族優越感也體現在參加越戰的韓國軍隊身上。韓國派出的青龍、白虎、白馬等兵團,參與了對越南平民的屠殺和強姦。據統計,韓軍虐殺的平民人數不低於9000,給越南留下深刻的創痛。
由於無法擺脫新殖民主義的桎梏,冷戰環境下長成的所謂「東亞奇蹟」,很快就暴露出虛弱的一面。1979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發表《日本第一》一書,盛讚日本經濟取得的成就。沉浸在讚譽中的日本財閥,此時開始大規模登陸美國,收購了眾多企業、地產。索尼公司創辦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志得意滿,在1989年出版《日本可以說不》,高調批評美國的種族優越感,宣揚日本要在經濟、外交等各領域擺脫控制,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
彼時,冷戰已近尾聲,隨著中美在東亞攜手,蘇聯威脅消退,日本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下降。日本資金的大舉湧入,讓感到威脅的美國轉而「敲打日本」,美國媒體開始不斷宣傳「日本威脅論」。1985年,美、英、法、西德與日本籤署《廣場協議》,幹預日元匯率,迫日元急速升值。陷入泡沫化的日本經濟從此再未能恢復元氣,步入一個接一個的「失去的十年」。
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主權,何來的底氣說不呢?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論者們以「東亞奇蹟」對比同時代中國「落後」的經濟狀況,把日本和四小龍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榜樣。但是,討論經濟發展從來不能脫離於其時代環境。我們要看到,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國家建設、經濟發展,是在怎樣的安全形勢下進行的。當日本、韓國等的防務基本由美國代管時,中國必須把大部分力量用來確保主權領土不受侵犯;在時刻準備戰爭的條件下,國家不可能把全部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上。當上述地區可以依靠外國的資本技術注入、依靠外部市場實現發展,中國卻在多時間被兩個超級大國遏制,既得不到外部資金,也得不到外部市場。
一窮二白的底子,加上只能自力更生的形勢,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就是在這種局面下展開的。新中國前三十年中曾犯下嚴重的錯誤、走過彎路,教訓慘痛,但就經濟社會整體發展而言,其巨大成就仍應肯定。1950到1980年的30年間,中國的總人口增加了1.6倍,人均壽命預期也提高了1.6倍,哪怕1980年出生的人只是維持1950年代的平均溫飽水平,其實際增長就是驚人的。
更不要說,在嚴峻的壓力下,中國建成了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才有的自主、完整的工業體系(儘管當時整體水平還不高、輕重工業比重也不合理)。莫裡斯•邁斯納指出,從1952至1977年,中國的工業生產以年均11.3%的速度增長,是世界現代史中任何一個國家在相似的時間段內達到過的最高增速。以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在不依靠殖民掠奪、外部援助也很少的情況下,完成了初級工業化,歷史上鮮有先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全民維持低收入水平、「勒緊褲腰帶」實現的。雖然它也反映出建國初期經濟政策在績效、資源分配上的諸多弊病,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體制下,社會整體公平程度顯著改善,尤其是醫療和教育較此前大為普及。這不但保證了國家大體穩定,也為後來的市場化改革,培養了大批身體和文化素質很高的勞動者,奠定了改革開放後經濟起飛的社會基礎。
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宣傳畫。1964年10月16日,在坂井義則點燃東京奧運會火炬後的第七天,中國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安全形勢極大改觀。之後中美相互接近,終於在1978年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領導人也因此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戰略判斷,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抓經濟增長、提高效率上。在引入市場機制初期,美日的支持雖不可否認,但發揮更大作用的,則是過去數百年來形成的、覆蓋東亞和東南亞的華商網絡。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經濟起飛不是轉而依靠殖民現代性,更像是回歸到從早期全球化時代就已發端的歷史脈絡。
在重重壓力下不斷修正錯誤,不依附於帝國,也不靠某種超驗的「價值」:或許中國起起伏伏的崛起之路,才是更值得學者們探討的「東亞奇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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