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早年為了宣傳西方民主理論和反清革命思想，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詩歌。在當時政治形勢下，為了隱藏自己真正的身份，以免遭受清政府的迫害，蔡鍔的這些文章和詩歌常採用當時革命志士慣用的方式以筆名發表。由於某種原因，對於這些筆名，蔡鍔本人後來並未提及，但經過一些學者的考證，有的得到了確認，有的卻還存在歧見。擊椎生這個筆名就屬後一種情況。有鑑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就已掌握的一些材料，對蔡鍔的「擊椎生」筆名作一考論，以求教於方家。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蔡鍔早年的筆名，人們最早可能是從蔡鍔的年譜中獲知的。李文漢1943年的《蔡公松坡年譜》中1899年條中說：「時投稿於《以清議報》，署名孟博，奮翮生者是也。」劉達武1943年所編的《蔡松坡先生遺集》中《年譜》1900年條中說：「梁啓超召公入《新民叢報》館襄筆政，公署名奮翮生,一署擊椎生,撰《軍國民篇》以喚醒國人。」根據這些年譜的說法，孟博、奮翮生、擊椎生也就被普遍認為是蔡鍔的筆名。然而，以上兩位作者並未對年譜中所涉及的筆名進行過考證，因此這些筆名也曾招致過一些猜疑。章士釗曾說：「《新民叢報》上有《軍國民篇》一文，署名奮翮生，人知奮翮生即松坡，而松坡輒矢口不認。」1995年，曾業英先生通過詳細的考證，提出孟博、奮翮生確是蔡鍔的筆名。同時，他通過進一步的考證，還認為以前人們並未提及的「（衡南）劫火仙」也是蔡鍔的筆名。因此，2008年在編湖湘文庫之《蔡鍔集》時，曾業英先生在其編於1984年的《蔡松坡集》的基礎上，補入了蔡鍔以孟博、（衡南）劫火仙為筆名發表的文章和譯作。但由於他對「擊椎生」是否為蔡鍔筆名未作考證，因而對以「擊椎生」為名發表的文章均未收入。這說明，曾業英先生對「擊椎生」是蔡鍔筆名的說法是持保留意見的。而有些學者，如毛注青、劉福祥、趙矢元、吳天任、謝本書等，雖沒有進行過具體考證，但接受了劉達武《年譜》關於「擊椎生」為蔡鍔筆名的說法，並在其相關著作中有所反映。謝本書先生還在其《討袁名將——蔡鍔》一書中進一步提出，蔡鍔曾以「擊椎生」為筆名給《清議報》投稿。筆者曾經過一些考證認同「擊椎生」是蔡鍔筆名的觀點，但由於各種原因，只是點到為止，尚未充分展開。
問題並未到此為止。近年來，有學者又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2000年，殷英同志在《雲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增刊上發表的《蔡鍔筆名質疑》一文和2007年出版的《殷承瓛與護國運動》一書中認為，「擊椎生」是蔡鍔的筆名這一說法並不符合史實，「擊椎生」可能系雲南籍留日學生滇南人殷承瓛的筆名。其理由一是通過「擊椎生」在《雲南》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看，「擊椎生身為雲南人，對雲南的政治、經濟狀況，地理環境，礦產資源了如指掌，對滇省有真摯的感情，對英、法的侵略有切膚之痛」；二是「擊椎生」還在《雲南》雜誌上發表了10餘首詩，大部分詩表達了海外學生對家鄉的眷戀及對雲南前途的憂慮。詩中多次提到了雲南的地名和著名風景區，如南滇、翠湖、江城等。「而1907年蔡鍔尚未到過雲南，對雲南地名尚不熟悉，故擊椎生並非蔡鍔筆名，而可能是雲南籍留日學生殷承瓛的筆名」。
由上不難看出，學界對「擊椎生」是否蔡鍔的筆名確實存在較大的分歧。這也說明，這個問題確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二、「擊椎生」不應是殷承瓛的筆名
在筆者看來，殷英同志以1907年蔡鍔尚未到過雲南，對雲南地名和雲南的政治、經濟狀況，地理環境，礦產資源不可能熟悉，就得出「擊椎生並非蔡鍔筆名」的結論並不能成立。
誠然，蔡鍔1907年以前未到過雲南。但沒有去過某地並不等於對那個地方的歷史地理就不了解。事實上，蔡鍔早在1902年就由日文翻譯了6萬餘字的《支那現勢論》一書，其中就涉及了列強對包括雲南、廣西、廣東在內的中國各地入侵的歷史和現狀。而且該書的原作者系法國人，其撰寫此書的目的就是為法國進一步入侵西南提供調查資料，因而有關雲南廣西的歷史狀況、地理環境、經濟情況、礦產資源更是重點。因此通過對《支那現勢論》一書的翻譯，蔡鍔對雲、桂的歷史、地理、經濟、礦產早已瞭然於心。這樣，蔡鍔能在1907年寫出有關雲南、廣西問題的文章也就不足為怪了。況且，通觀「擊椎生」在《雲南》雜誌上發表的詩作，其中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韻》詩中出現了「錢塘」、「西湖」等浙江的地名，在其他詩中也出現了泛指長江中下遊的「荊吳」、泛指湖南的「洞庭」等地名。倘若「擊椎生」是殷承瓛筆名，按照殷英同志的邏輯，殷承瓛就應當去過這些地方。但從殷承瓛的經歷看，事實並非如此。還有，江城泛指臨江之城市、城郭。唐代崔湜的「江城秋氣早，旭旦坐南闈」、元代黃庚的「一雨洗空碧，江城獨倚樓」等詩句中的「江城」就是此意。由此可見，桂林臨近灕江，稱之為江城也未始不可。況且，江城作為地名也並非雲南有，別的城市也有稱江城的。唐朝詩人李白在武漢寫下「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詩句，因此武漢自古又稱「江城」。康熙皇帝東巡吉林時所作的《松花江放船歌》中有「連檣接艦屯江城」之句，故吉林市又有「江城」之稱。總之，以1907年前蔡鍔尚未到過雲南就得出「擊椎生」並非蔡鍔筆名的結論不能令人信服。
此外，對於殷英同志關於「擊椎生」可能系殷承瓛筆名的觀點，筆者也不敢苟同。關鍵的一點是殷承瓛與「擊椎生」的經歷不符。據查，「擊椎生」在1907年7月20日出版的《雲南》雜誌第七號上，發表了題為《回國有感》一詩：「頻年浪跡大江遊，飄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風吹短髮，萬山葉落洞庭秋。十年戎馬歷邊城，欲訴鄉心對短檠。我亦有亭深竹裡，也思歸去聽秋聲。」從此詩可以看出，「擊椎生」應在1907年7月前就回國到邊疆治軍了。那麼，殷承瓛是哪年由日本畢業回國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殷英在其有關論文和著作中前後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殷承瓛於1906年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第二種說法是，1909年畢業於士官學校；第三種說法是，1907年12月殷承瓛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據筆者查證，以上三種說法都不對。殷承瓛應是1907年7月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1908年11月畢業。而且，當時在該校學習的李根源、李書城也都持此說法。因此，1907年7月之時，殷承瓛應當正在日本留學，不可能回國「戎馬歷邊城」，也不可能寫出《回國有感》的詩。同時，1907年前，蔡鍔先後奔波長沙、武漢、上海、日本、江西、廣西等地，這也十分符合擊椎生「頻年浪跡大江遊」的經歷，而殷承瓛1903年從雲南到日本留學、1908年12月回國，顯然無「大江遊」的經歷。
綜合以上考查，我們不難看出，「擊椎生」不應是殷承瓛的筆名。
三、「擊椎生」應是蔡鍔的筆名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試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論證。
首先，「擊椎生」的經歷與蔡鍔的經歷相吻合。據筆者檢索，以「擊椎生」為名發表的文章有6篇，詩有10首（組）：其中《雲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蘇杭甬鐵路與滇川鐵路之比較》、《佛國陸軍之腐敗》、《西江警察權問題》、《日法協約問題》以及詩歌10首（組），均發表在1907年2月至1908年2月的《雲南》雜誌上（《佛國陸軍之腐敗》還改名《法國陸軍之腐敗》在1909年2月南京出版的《南洋兵事雜誌》第29期上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發表在1913年7月的雲南《南針》雜誌第二期上。另據筆者查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兩刊上均無以「擊椎生」為名發表的文章。因此，一些年譜和著作中關於蔡鍔以「擊椎生」為筆名在《新民叢報》或《清議報》發表文章的說法不確。
通過對「擊椎生」以上詩作和文章的分析，我們不難勾勒出其大致經歷：曾在日本學習軍事，1907年7月前回國，回國後「戎馬歷邊城」，1913年7月前在雲南工作。可見，「擊椎生」 回國後基本上是在地處西南邊疆的雲南或廣西從事軍事工作。因此，筆者根據「擊椎生」經歷的這些特點，在當時雲、桂兩省的相關人員中進行了排查,發現有類似經歷的只有楊振鴻、吳元澤、蔣尊簋和蔡鍔四人。其中，楊振鴻於1903年被選送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與殷承瓛是雲南最早去日本學軍事的兩名學生。他1906年振武學校畢業後沒有到士官學校深造，而是被滇督丁振鐸召回雲南訓練新軍，曾到滇西任騰越巡防營第四營管帶，但他在1909年12月就犧牲了。吳元澤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1902年3月回國，任湖北陸軍步隊第41標統帶，光緒34年4月，即1908年5月，才經張鳴岐以桂省新軍人才極為缺乏之由，商湖廣總督趙爾巽同意後，調到廣西任龍州講武堂總辦，不久離桂，任湖北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湖北將弁學堂堂長。蔣尊簋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回國後曾先後任浙江新軍標統、浙江講武學堂總辦，1907年7月因徐錫麟、秋瑾事發被迫辭職後才赴廣西任兵備處會辦，1910年又調任廣東新軍混成協協統。而蔡鍔1899年8月就到日本留學，1904年11月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後回國，1905年6月到廣西從事新軍編練，直到1910年底才離開廣西赴雲南治軍，1911年11月至1913年10月任雲南都督。由此可見，上述四人中，只有蔡鍔與「擊椎生」的經歷相吻合。況且，如前所述，擊椎生「頻年浪跡大江遊」的經歷與蔡鍔也十分相似。此外，「擊椎生」與蔡鍔一樣還有濃鬱的思鄉情緒。「擊椎生」曾在《雲南》第九號（1907年9月28日出版）發表的「感時」詩二首，其二是：「萬疊愁懷萬縷絲，鄉關回首暮雲遲。昏茫大陸悲秦禍，慷慨長吟誦楚辭。報國痴心終不死，還家春夢總無期。故園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遠詩。」字裡行間流露出強烈的思鄉情緒。1905年6月至1908年4月，蔡鍔一直在廣西桂林，同樣有較強烈的思鄉情緒和欲歸不能的感嘆。1907年5月，蔡鍔在致陳紹祖的信中說：「須知弟處廣西，猶之天末片帆，徜徉於大海之中，四顧茫茫，無可商語，其記憶故交之心為尤切也。……赴河南閱操歸桂後，本擬力辭各差，擺脫去桂。適堅帥（指張鳴岐—引者）履新，數四堅留，遂以不果。」。由此可見，此時「擊椎生」和蔡鍔都不僅關注云南的形勢，「滿腔心事繞南滇」，而且也都有濃厚的思鄉情緒。
還需指出的是，「擊椎生」從1907年2月開始在《雲南》雜誌上發表文章和詩歌，到1908年2月（第十二期）以後就則突然中止，以致《雲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一文沒有寫完。這說明「擊椎生」因某種客觀原因不能再繼續寫稿或無法聯繫《雲南》雜誌編輯部。這點也可從蔡鍔當時的情況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據查，1905年6月至1907年12月，蔡鍔一直在廣西桂林。但他雖在桂林，卻與遠在日本的舊友一直有書信聯繫，而且，在這期間，黃興等人先後兩次由日本到桂林，與蔡鍔策動反清起義，就在1906年底，蔡鍔還派雷飆(同盟會員)去過日本為廣西陸軍小學堂招聘測繪教師，加之桂林當時是廣西的省會，交通比較方便，信息比較靈通，蔡鍔此時的工作、生活相對又比較穩定，所有這些都為蔡鍔潛心研究、寫作以及文稿的傳遞提供了有利條件。1907年12月以後，蔡鍔隨張鳴岐巡邊，一去近4個月，回桂林不久，又被任命為廣西新練常備軍第一標統帶，移駐南寧，次年2月又赴龍州任講武堂代理總辦，直到1910年7月才得以重返桂林接辦幹部學堂，不久又發生了「驅蔡風潮」，1911年春又匆匆赴雲南任，這兩三年的行止不定，恐怕是蔡鍔最終中斷為《雲南》雜誌續稿，以致《雲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一文尚未寫完的根本原因。
第二，「擊椎生」關心時政的特點與蔡鍔十分相似。「擊椎生」在《雲南》雜誌發表的文章和詩歌緊扣雲南、廣西及整個西南的時政。1906年至1907年，雲南、廣西發生了一系列震驚全國的大事。1906年2月，孫中山、黃興約運動籍的同盟會會員李根源、楊振鴻、羅佩金、趙伸、呂志伊5人談話，囑以籌辦《雲南》雜誌，並說：「雲南最近有兩個導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貪汙，如丁振鐸、興祿之貪汙行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佔緬甸，法佔越南，皆以運動為其侵略之目標。」接著，1906年7月，留日雲南同鄉會公舉李根源、由宗龍、吳琨為代表，回國到北京，向清政府控告雲貴總督丁振鐸、洋務局總辦興祿罪行，在雲南人民和雲南留日學生的反對下，清政府不得已將丁振鐸調離雲南。1907年6月10日，法國皮遜外相和日本駐法大使慄野慎一郎籤署了《日法協約》，規定兩國尊重中國的獨立、領土完整，承認機會均等主義，日本承認法國對法領印度支那的領土權和在廣東、廣西、雲南的特殊權益，而法國也承認日本在滿洲(福建在秘密文書中另行規定)的特殊利益。1907年11月25日，英國藉口來往於梧州與廣州之間的英國輪船「西南號」在肇慶河面被劫，英國教土麥路德中槍死亡事件說中國沒有緝捕能力，派軍艦和魚雷艇多艘強入西江,喝令中國船隻停船檢查，並擊沉中國拖輪，拘押華輪的護勇和船主。英國水兵還在梧州登岸，荷槍入市尋釁。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激起了兩廣民眾的憤怒。當日，兩廣留日學生在東京集會，通電反對英國奪取西江緝捕權，並派代表回國呼籲反抗。廣州成立「國權挽救會」，各界團體紛紛通電反對英國的海盜行徑。梧州紳商奮起集會聲援，從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英鬥爭。「擊椎生」的《雲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日法協約問題》、《西江警察權問題》等文章就是根據這些重大事件而寫作的。這說明「擊椎生」十分關心時政，輿論宣傳意識很強。
蔡鍔也具有「擊椎生」這樣的特點。受乃師梁啓超、樊錐等人的影響，蔡鍔十分重視輿論的宣傳作用，養成了關心時政的習慣。早在時務學堂，不滿16歲的蔡鍔就在《湘報》上發表了《<後漢書黨錮傳>書後》和《秦始皇功罪論》兩篇借古喻今、針砭時弊的文章。留日期間，他襄助梁啓超編《清議報》，任《瀛海縱談》和《譯書附錄》欄目主筆，先後在該報上發表讀書札記5篇、時論32篇、詩作10首、譯著1部。居桂期間，蔡鍔仍時刻關注國際國內政治形勢，與在日本的朋友常有聯繫，並託他們代訂《太陽報》、《兵事雜誌》、《朝日新聞》等雜誌，代購東京所出新書。因此，蔡鍔雖遠在邊陲，對國際國內的重大事件了如指掌。當時有關雲南、廣西等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引起蔡鍔的關注，並駕輕就熟地撰寫一些時論，以宣傳反帝反清思想，則是極有可能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擊椎生」《日法協約問題》、《西江警察權問題》等時論在《雲南》雜誌上發表的時間，都不是刊登在事件發生的當月或次月的雜誌上，而比其所反映的事件晚了兩到三個月，因此影響了文章的時效性，也不合常理。但這種現象似可說明「擊椎生」距離《雲南》雜誌社較遠，文稿的傳遞至少需要一到兩個月的時間。這也與蔡鍔當時的情況相吻合。
第三，「擊椎生」的學識結構與蔡鍔基本相同。從「擊椎生」發表在《雲南》雜誌上的文章看，作者不僅具有軍事學、政治學、經濟學、國際公法、輿地學等方面知識，而且還有較高造詣。這些都與蔡鍔基本相同。蔡鍔留日期間投筆從戎，先後在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具有較深的軍事知識，同時他還師從梁啓超在東京大同學校比較系統地學習了西方政治，尤其是在此期間，蔡鍔還編譯出版了《國際公法志》和《支那現勢論》二書，前者涉及平時國際公法的方方面面，後者不僅涉及了雲南歷史、地理、經濟、政治情況和西江流域的情況，而且還涉及全國的歷史地理以及列強在各地的入侵情況。而且，蔡鍔重視輿地研究，一到廣西就派人赴各地「察看地勢，預測略圖」，還組織編寫《越南要塞圖說》和《桂邊要塞圖說》。由此可見，依憑蔡鍔的軍事學、政治學、經濟學、國際公法、輿地學等方面知識水平和對雲南、西江情況的深刻了解，是完全能夠寫出《雲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西江警察權問題》、《日法協約問題》等文章的。
此外，「擊椎生」還具有豐富文學、歷史學知識，喜歡在文章中運用歷史典故，以古喻今。例如，在《西江警察權問題》中，就先後提到了秦檜割兩河於金人、王船山經劃南部欲置兩廣行臺於梧州、東漢綠林馬武等中國歷史上的人和事。而在這一點上，蔡鍔與「擊椎生」也十分相似。如前所述,早在時務學堂，蔡鍔就發表了《<後漢書·黨錮傳>書後》和《秦始皇功罪論》兩篇借古喻今的文章。後來蔡鍔發表在《清議報》上的文章中，引經據典更是家常便飯。同時，深入比較兩者的文章，我們還可發現，蔡鍔與「擊椎生」在某些特殊用詞方面似也有相同的習慣和愛好。例如，擊椎生在《雲南》第八號的《感懷》有「滿腔心事繞南滇」的詩句，其中以「南滇」為雲南的別稱。這種指稱極少有人用。而蔡鍔也常以「南滇」代指雲南。他在1912年11月致袁世凱電中就有「鍔忝領南滇」之句。
第四，「擊椎生」的政治觀點與蔡鍔完全一致。從「擊椎生」的文章看，作者關心祖國的命運，堅決反對列強入侵中國，並對清政府流露出強烈不滿情緒，希望民眾奮起抵禦列強的入侵。尤其是1913年7月在《南針》雜誌第二期上發表的《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中，「擊椎生」對王寵惠（字亮疇）堅持主權在民的制憲原則、省長由省議會選舉和限制總統權力的條文不滿，主張主權在國，擴大總統權力，省長由大總統任命。
蔡鍔與「擊椎生」的上述政治觀點完全一致。蔡鍔從小就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強烈反對列強的入侵中國，主張中國人民振作起來，堅決抵禦列強的入侵。這在《<後漢書黨錮傳>書後》和《軍國民篇》等文中尤為突出。而且，留日後，蔡鍔的思想也從維新變法轉向反清革命，居桂期間，他秘密與黃興聯絡，暗中支持同盟會的反清活動。民國成立後，蔡鍔十分重視憲法的制定，並就憲法的問題多次致電袁世凱政府提出：「民權恆視國權為伸縮，必國權鞏固而後民權有發展之期」，主張「民國憲法宜以鞏固國權為主義」，「凡障礙國權發動之制度決不可採」。同時，他還對限制總統權力不滿，主張擴大總統權力，認為「總統當國家行政之中樞，負人民付託之重任，使因少數人之黨見，減削其行使政策之權，恐一事不能為，必致陷國家於不振之地」。此外，對於地方長官，蔡鍔歷來主張由中央委任：「其上級長官由中央委任，次級長官由本省呈請大總統委任，下級官由本省委任後報明中央政府。至關於外交、財政官應由中央遣派。」不難看出，蔡鍔的這些觀點與「擊椎生」的觀點有著驚人的一致。特別是在民國憲法問題上，蔡鍔在給中央各電報中所表達的主張與「擊椎生」的觀點完全相同。只不過蔡鍔的電文較短，僅僅提出觀點而已。這可能是蔡鍔覺得在字數有限的電文中不能充分闡述自己的觀點，因而又以以前用過的」擊椎生」的筆名在《南針》雜誌上再發表一篇長文，以充分闡述自己的觀點及其理由。況且，對於雲南《南針》雜誌，蔡鍔也是熟悉的。1913年6月，時任雲南都督的蔡鍔鑑於當時黨爭激烈，主張毀黨造黨，恰逢同樣持此主張的雲南政見商榷會成立並創辦會刊《南針》雜誌，蔡鍔即為之撰寫一篇祝詞，刊登在該刊第一期上。此文雖為祝詞，但卻是批評當時無序的政黨現象的力作。這說明蔡鍔對這個雜誌是持支持態度的，同時也反映了蔡鍔有利用輿論工具表達自己政見的旨趣。既有這層關係和考慮，蔡鍔再借該刊發表他同樣關注的有關憲法問題的《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以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之為，也就不難理解了。
還要指出的是，1913年2月7日，蔡鍔還曾在其致各省都督電中不僅主張民國憲法宜以鞏固國權為主義，大總統有解散議會權、任命國務員之權，而且特別提出「懇程都督（程德全）轉商王君亮疇兼採此議」。這就說明，蔡鍔對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總長和唐紹儀內閣司法總長的王寵惠正在研究民國憲法一事是早已知情和關注的。這也可能是促使蔡鍔後來以擊椎生為筆名發表對王寵惠《中華民國憲法芻議》的書評，公開提出與之不同觀點的重要原因。
第五，時人對蔡鍔的「擊椎生」筆名應是知情的。據筆者查考，從時間上看，最早明確提出「擊椎生」是蔡鍔筆名的應是惠我春和郭燮熙。惠我春(1877—1948)，字雲岑，宣威榕城人，青年時勤奮好學，為清末曲靖府八屆學考第一名。1904年，與妻赴昆明，執教私塾。1906年考任雲南陸軍小學國文教員，1909年任雲南講武堂國文教員，自編講義，側重時論，宣傳民主主義、愛國主義思想。1911年參加雲南辛亥革命運動。1915年參加護國倒袁，任護國軍政府樞密官、宣傳處處長、官印局局長，並應蔡鍔的要求創辦《義聲報》，任主筆，積極撰文，筆伐袁世凱。《義聲報》創刊時，蔡鍔還題贈「闡揚大義，傳播仁聲」書聯予以策勉。郭燮熙(1868—1943)，字理初，鎮南(今南華)縣龍川鎮西街人，年少學敏，16歲中秀才，20歲鄉試中舉人。辛亥革命爆發後，參加了雲南「重九起義」。1913年，蔡鍔委任郭燮熙為省編纂局編纂官，參加編纂《雲南光復紀要》，負責《援黔篇》、《迤南篇》、《建設篇》三篇的編纂工作，並與趙式銘、劉潤疇合著經蔡鍔親自審定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雲南護國起義後，被派到《義聲報》社，為該報撰寫時評、社說。蔡鍔逝世後，他們兩人為蔡鍔題寫的輓聯是：「少年別號擊椎生，論智勇絕似張良，豈魄褫祖龍，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數功人應第一；末路幾同吞炭者，成勳名卻殊豫讓，奈聲歸仙鶴，俾予輩齊淚傾昆海，心傷國士更無雙。」
由上可知，惠、郭二人與蔡鍔都有較深的交往，尤其是郭燮熙1913年還曾參與《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寫作，通過蔡鍔自己的介紹，對蔡鍔的經歷是比較了解的。因此，這兩個不一般的人，在蔡鍔追悼會這個不一般的場合寫出「少年別號擊椎生」的字句，直接點明「擊椎生」就是蔡鍔，應當是非常慎重的，絕不可能沒有來由。而且，當時以及過後雲南各界那麼多人通過現場或以後的《蔡黃追悼錄》都可能讀到過惠、郭二人的輓聯，也未見有人對此提出過異議，這也說明惠、郭二人所言不虛。
1936年，曾與惠、郭二人共同辦過《義聲報》，後來擔任過唐繼堯秘書的何慧青在《護國之役雲南起義秘史》中說：「蔡在日本留學時，嘗著論發表於《新民叢報》，別號擊椎生。」這句話後一部分可能來自惠、郭二人的輓聯，前一部分可能是他的臆想。劉達武在《年譜》中說蔡鍔用「擊椎生」的筆名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可能是根據何慧青的說法而來的。如前所述，蔡鍔並未用「擊椎生」的筆名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過文章。
讀到這裡，可能有人可能會說，既然郭燮熙了解「擊椎生」是蔡鍔的筆名，那麼他為何在《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沒有提起？筆者以為，這有可能是當時時間緊，加之蔡鍔本人的回憶，郭燮照等人的筆錄，難免記憶有誤，掛一漏萬。再者，該文雖經蔡鍔本人審閱，卻仍存在許多明顯的錯誤。例如，蔡鍔從1900年到1911年之間的經歷不對，《軍國民篇》的發表時間，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入湘、入桂等重要時間節點都遲了一年，還缺1908年（戊申）的情況。而且，文中也未提到蔡鍔的「劫火仙」的筆名。這也說明，趙式銘等人的《蔡松坡先生事略》未必就全面準確。
總之，從「擊椎生」文章和詩歌的寫作時間、內容和所反映出的作者經歷、知識結構、政治觀點以及時人對的「擊椎生」了解情況看，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擊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筆名，應是蔡鍔的筆名。
（原題名：《蔡鍔的擊椎生筆名考論》：原載：《邵陽學院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