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澤東（右一）在杭州與胡繩（右三）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料圖）
全文共7718字，閱讀大約需要17分鐘。
「清河編譯組」和「北京編譯社」這兩個機構當年翻譯的不少譯著一直都在重印。雖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如今都已經故去，但是他們為新中國的翻譯出版和文化教育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不應該被遺忘。
本文首發於南方周末
為方便閱讀，文章刪掉了部分徵引文獻出處的注釋信息，有需要的讀者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完整文章。
但凡對1950-1960年代的外國學術、文學和政治類圖書的翻譯與出版情況有過關注的人，一定都會對「清河編譯組」和「北京編譯社」這兩個機構多少有些印象。事實上，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這兩個機構當年翻譯的不少譯著一直都在重印，以前積壓的舊稿也陸續有新刊；更不用說，其部分劫後餘生的成員在新時期中國的翻譯界、出版界、學術界、教育界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如今都已經故去，但是他們為新中國的翻譯出版和文化教育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不應該被遺忘。
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此前國內一直缺乏關於「清河翻譯組」和「北京編譯社」的系統介紹和權威說明，甚至就連《中國翻譯詞典》這樣的大型專業工具書都沒有專門設詞條。近些年來，得益於黃鴻森先生的努力，「北京編譯社」的一些基本情況得以披露。然而，對於「清河翻譯組」，至今未見任何總體性介紹。
筆者不揣淺陋，試圖把目前關於「清河翻譯組」的非常零散、模糊的回憶和記述做一些補綴和貫通，大致描繪出它的來龍去脈。文中揣測、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唯請當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補充，俾使半個世紀前的這一陳跡往事不致完全湮滅。
1
翻譯組的成立
所謂「清河翻譯組」指的是1950-1960年代，北京市監獄（俗稱北京市第一監獄、半步橋監獄，原址在北京市宣武區自新路21號，1993年9月拆遷）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以及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為相關機構（以出版社為主，也有其他企事業單位）提供外語翻譯服務以及完成上級交辦的其他翻譯任務而設立的生產小組。
新中國對在押犯人實行思想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改造方針，所有服刑人員在監獄中都需要進行強制性勞動。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北京市監獄使用「北京市清河聯合工廠」的名稱，旗下有襪廠、塑料廠、印刷廠、毛巾廠等，另有工程隊、翻譯組等生產單位。
北京市監獄系統的勞改、勞教單位多以「清河」「新都」「新生」命名，「清河」的名稱沿襲自北京勞改農場的前身「清河訓練大隊」，寓意是「昭示他們通過清清的河水，洗滌前非，重新做人」。因此，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清河翻譯組」的「清河」理解為北京市海澱區的清河鎮（街道），也不能把它理解為隸屬於北京市監獄系統的、新中國第一個勞改農場清河農場（俗稱茶澱農場，北京市在天津寧河境內的一塊「飛地」），雖然清河農場也曾存在過相關的業務。
「清河翻譯組」是何人發起、何時啟動、何時結束，其運作方式如何，以及曾經有哪些人士在其中服務過？
出版界老前輩陳鋒、汪守本回憶說，1954年8月出版家郭敬調任時代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對時代出版社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和清河勞改農場聯繫，利用在清河監獄中服刑的、精通外語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知識，為時代出版社翻譯某些書籍或給某些稿件作初步加工。……這個建議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門的贊同與配合」。
這個說法從道理上是完全講得通的，但我們檢索發現，時代出版社譯者署名為「清河」的譯作從1954年6月開始即有出版，並且主要集中在1954、1955兩年。「清河」譯的出版物共計有80種左右，時代之外的大約8家出版社出版了30種左右，特別是中華書局、五十年代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譯著，都早於時代出版社。黃鴻森也推測說，「北京市監獄曾在1953年左右抽調通曉外語的犯人成立翻譯組，稱清河翻譯組」。可見，獄中翻譯組動議於郭敬一說不能成立，它的成立時間應早於1953年6月。
不過，說清河翻譯組最初主要為時代出版社譯書，因而與郭敬有很大關係，卻是完全可能的。時代出版社在1953年移交中國政府，主要出版蘇聯作品。翻譯組「最初只有俄文一個文種，後來增加了英、德、日、法等文種。最初只為時代出版社譯書，……後來譯書範圍擴大了，為多家出版社譯書，筆名甚多」。在數量上，署名「清河」的譯著大多數由時代出版社出版；雖然最早署名「清河譯」的著作由中華書局出版，但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使用獄中翻譯組的做法由時代首倡，隨後其他出版社介入，並且因為某種原因其他出版社的選題先於時代出版。正是基於這種關係，在1958年時代出版社改制合併入商務印書館之後，翻譯組的相關業務也轉到了商務。
如果我們的推測大致不謬，那麼，從1953年設立到1966年解散（這是它最有可能的解散時間），清河翻譯組存續的時間超過了十年。
2
翻譯組的運作
關於清河翻譯組的具體運作情況，我們按照大致的時間順序整理一下現有的回憶材料。
1951年初被判刑的朱良澐（1927-，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改革開放後任中學英語教師。本文提到相關人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獲罪名或法院判決，絕大多數在改革開放後都得到了平反，判決被撤銷，限於篇幅，不一一說明）回憶說，「女犯紡線織襪子，我有文化，被擱在清河印刷廠翻譯組搞翻譯。翻譯組二十來個犯人，個個懂外語，有的還精通好幾個國家的語言」。她提到的翻譯組成員有沈立中、張文華等。朱服刑八年，1958年9月刑滿釋放。
按照黃鴻森（1921-，退休前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的回憶，他在1954年被判刑後，先是在北京監獄織布廠勞動改造，1955年初調入獄中翻譯組，1959年9月獲釋。「獄中翻譯組是調集一些通曉外語的犯人組成的。我進去時有十多人，我離開時約30人」。除了一位名叫方思讓的「滿腹經綸的獄友」之外，他沒有提到翻譯組的其他成員。
從時間上看，朱良澐和黃鴻森應該有交集，但他們的說法互有出入。由於我們完全不清楚他們服刑的具體情況（他們都關押在北京市監獄），所以也就無從確定，這些出入是因為個人記憶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們所在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個翻譯組。筆者傾向於前者；不過，依據同時期出版的出自翻譯組之手的譯著的工作量來看，無論是二十多人，還是三十多人，規模似乎都小了點。可以作為佐證的是，1959年9月被關押進北京市監獄的鮑若望回憶說，那裡有一個由140名專家組成的翻譯大隊，「翻譯大隊的定額是每人每天4000字。人們分組工作，一人翻譯，一人校對。隔一天一換工作。他們是一個傑出的、多才多藝的集體。中譯外、外譯中都幹」。
如果說鮑若望關於翻譯組運作方式的描述只是傳聞的話，那麼1958年夏到1964年底服刑的何宗智（1925-，退休前任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副秘書長）的回憶則是其親身經歷了：「我記得當時的翻譯組分工非常細緻，包括各種語言。我因為當時的英語還好，就被分配到了英文組。其間我翻譯了《西班牙共產黨史》十餘萬字；此外還翻譯了有關電器、機械、養蜂、天文、地理、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各種著作、論文大約二十餘萬字。除此以外，還有德文組、日文組、俄文組等七八個組，都是按照語言來分類。」
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信息，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位之外，參加過清河翻譯組的還有：燕庚奇（1900-？，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朱亞英（？-1982，德國高級警官學校畢業，曾任胡宗南部少將參謀）、徐璋本（1911-1988，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鄭衡（1916-1989，民主黨派人士）、董果良（1922-？，中國人民大學翻譯）、羅自梅（1925-？，民盟中央機關人員）、陳煥章（1925-2012，天主教神父）、周光淦（1927-？，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人員）、江氏堂兄弟江澤垓（高等教育出版社編輯）和江澤墉（外文出版社編輯）、賀永增（1929-？，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奚瑞森（1929-，新華社翻譯）、江楓（1929-，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徐式谷（1935-2017，北京大學西語系資料員）、陳奉孝（1936-，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董果良、奚瑞森、江楓、徐式谷後來都成為著名的翻譯家，他們以及前文提到的黃鴻森在《中國翻譯家辭典》和《中國翻譯大詞典》有專門的條目記載其履歷和成就，但他們的履歷都沒有提及翻譯組這一片段。
3
與編譯社的關係
事實上，清河翻譯組和北京編譯社有著密切而複雜的關係，它們是無法切割的，但也不能混為一談。
北京編譯社成立於1956年7月，由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馮基平提議，經中共北京市委報請黨中央批准；社長由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副秘書長李續綱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長先後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副處級幹部李蘊生、王建斌擔任。編譯社的主要任務是為出版社翻譯正規出版物，以及為相關機構翻譯文獻資料，也為外單位借用臨時擔任口譯工作。1958年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後，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翰伯兼任編譯社總編輯，並由商務印書館派出黃子祥擔任編譯社總編室主任管理業務。
由此可見，北京編譯社實際上接受雙重領導：業務上，由出版部門兼管；政治上和人事上，則由公安部門監管。一旦了解這一背景，便不難看出，北京編譯社與清河翻譯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脈相承的，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一種拓展與延伸。它們在業務和人事上的聯繫也得到了關鍵性的揭示：「編譯社成立，該組（清河翻譯組）的翻譯業務遂歸編譯社代管，由總編室陳崇來負責此項業務的聯繫。從1956年至1965年，清河翻譯組翻譯能手刑滿釋放後進入編譯社工作的共有9人」。這9人中就包括黃鴻森、賀永增、徐式谷和江楓。
至此，二者的關係似乎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澄清；然而，編譯社成立後，翻譯組還繼續存在，並且在業務上接受編譯社的代管，特別是翻譯組不便處理的一些事務還要以編譯社的名義代理，所以，二者往往會被混為一談。比如，資深出版家沈昌文在回憶1960年代初他在人民出版社（以副牌三聯書店的名義）組譯「灰皮書」時提到：「當年還有一個翻譯機構，叫『北京編譯社』。這大概只是一個名義，實際上譯者都是監獄裡的犯人，因此我也從沒見過。但見過譯稿，大概譯日文的最在行，因為那裡有不少偽滿時期的戰犯。他們的譯稿，都用筆名：何清新（何清，清河勞改農場的反稱；『新』指『自新』）」
沈先生的這段話有三處錯誤：首先，雖然北京編譯社與清河翻譯組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人事上有少量交叉，業務上有密切合作，前者還代理後者的一些事務，但二者畢竟不是一回事，尤其不能說北京編譯社「大概只是一個名義」，更不能說其譯員都是「監獄裡的犯人」；其次，北京編譯社人員翻譯的作品通常署機構名或者譯者的本名，只有個別作品署過「貝金」的筆名，一般不使用化名，而「何清新」則是清河翻譯組最有名的化名之一，但他又誤以為「何清」是清河農場的反稱——前面已經指出，清河翻譯組設在北京市監獄，而非清河農場；再次，無論是清河翻譯組，還是北京編譯社，其人員構成遠不限於偽滿戰犯和附日知識精英，其翻譯也談不上「譯日文的最在行」，署名「何清新譯」的著作甚至沒有一本譯自日文。類似的錯誤也見之於前述陳鋒、汪守本的回憶文章，「這些犯人翻譯的東西，在時代出版社時署名『清河』，在商務印書館時改組為『北京編譯社』」。
4
翻譯組的譯品
從現有的回憶來看，清河翻譯組以及北京編譯社承接的業務範圍非常廣泛，其中大量翻譯過來的文獻資料——政治、軍事和科技文獻、設備說明書等實用技術資料——是不會公開出版的，而且肯定還有不少後來因為各種原因並未出版的譯著。因此，下面關於翻譯組譯品和署名的探求追索，僅限於公開出版的教育、科技、文學、學術和政治類圖書。
1956年北京編譯社成立後，與清河翻譯組在業務上展開了密切的合作。根據黃鴻森的記述，我們可以確定它們至少在以下兩種書的翻譯中存在合作。第一種是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該書的版權頁稱：「本版由北京編譯社依據原譯本改譯，由編譯局及其他有關單位校訂。」此書「任務很急，我清楚地記得是連夜趕譯的」，其時黃鴻森尚在獄中，所以他是作為翻譯組成員參與翻譯的；他推定，「北京編譯社的翻譯人員也參加了此書的改譯工作，集體之作，故以『北京編譯社』署名」。從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起碼翻譯組的董果良、編譯社的傅中午也參與了此書的翻譯。
另外一種是蘇聯科學院編《世界通史》（三聯書店，1959年開始出版）。全套《世界通史》的翻譯和出版過程非常複雜，第一卷多人署名，北京編譯社署在第三位；第二卷至第八卷北京編譯社是唯一署名譯者。但是，清河翻譯組顯然也參與了翻譯工作。黃鴻森說，「筆者在獄中就參加了《世界通史》的翻譯，譯了第一卷的古埃及史，第二卷的古希臘史。我到北京編譯社後就承擔起《世界通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定稿任務」。檢索相關信息可知，參與此書翻譯的人員至少還有：羅自梅、傅中午、張曼真、林蔭成、廖洪林。其中，羅自梅在履歷中稱自己在北京編譯社做過翻譯（但我們懷疑他是在獄中作為清河翻譯組成員從事翻譯工作），其他人都是編譯社譯員。
有跡象表明，清河翻譯組和北京編譯社還合作翻譯了另外一本書，即戴高樂《戰爭回憶錄》（第1-3卷，北京編譯社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1964年）。根據我們掌握的信息，參與此書翻譯和校訂的人至少有：董果良、羅自梅、陳煥章（以上為清河翻譯組成員）；陳少衡、丁鍾華、黃邦傑、羅式剛（以上為北京編譯社成員）等。
我們發現，北京編譯社署名的譯著總數在100種以上，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署名為「北京編譯社譯」的著作卻尤其之少，只有十來種；在雙方業務往來頻繁的前提下，這就說明，除了少數集體署名外，許多編譯社成員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著都署了本名或固定筆名。就在這十來種著作中，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74-1975年）、米涅的《法國革命史》（1977年）、戚美爾曼的《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1982年）還是「文革」後期以及新時期從舊稿「水庫」中打撈出來的。
《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在商務印書館1963年編訂的《十年規劃》中註明「已約北京編譯社譯」，但直到新時期才由著名德語翻譯家李逵六等人校訂後出版。李先生在自傳中說，「出版說明稱這本書最初是由北京編譯社翻譯的。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編譯社原來是一些在押的國民黨的將軍」，一個叫朱漢生的人告訴他，其父朱亞英「在獄中翻譯了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戚美爾曼的《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
《戰爭論》在1964-1965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出版局正式出版，署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但其出版「說明」指出，「在本書譯校工作中，承中央宣傳部、外交部、新華社和北京編譯社等單位大力協助」；資深軍事翻譯家鮑世修在回顧此書的翻譯過程時也指出，「這項工作首先得到北京編譯社的支持」，此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由於朱亞英曾任胡宗南參謀，身份特殊，無論是商務印書館內部的「出版規劃」、兩家出版機構的「出版說明」，還是事後正式的回憶，都不便透露他是在獄中作業的，所以，就都用北京編譯社這一公開機構來代指保密的清河翻譯組。甚至還有一些後來出版時署名為「北京編譯社譯」的著作實際上也是由清河翻譯組翻譯的，《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肯定不是孤例，但其具體情形如何已經杳然無從查證。北京編譯社畢竟是正式在編的公辦機構，其成員的署名權一般不會受到影響；相比之下，清河翻譯組的成員，身在獄中，絕無可能署自己的本名或專有筆名。在編譯社代管、代理翻譯組的情況下，有些時候直接用「北京編譯社」代署譯者名，倒也順理成章。
5
翻譯組的筆名
清河翻譯組到底使用過哪些筆名呢？一開始當然是「清河」，但署名「清河」的譯品僅限於1950年代，全部為蘇聯作品，大多數由時代出版社出版。這個化名後來被棄之不用，又變換出許多其他的筆名。
「『何寧』也是清河翻譯組的常用筆名」，這個署名最早出現在1955年：早期以時代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為主，幾乎都是蘇聯作品；1958年以後逐漸以商務印書館為主，並以英語作品居多。署此名的譯著包括：漢默頓《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自然科學部分》、《歷史學部分》；參與此書翻譯的人包括黃鴻森、羅自梅等）；馬爾薩斯《價值的尺度》（此書出現在了徐式谷的譯著目錄中，《英漢翻譯與雙語類辭書編纂論集》，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491頁）等。
「何青」這個署名最早出現在1957年，署名作品中《笛福文選》《魏克拉馬沁格短篇小說集》出現在徐式谷的譯著目錄中，並且《笛福文選》後來收入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再版時，譯者署名改為徐式谷。黃鴻森提到，「我在獄中還參加翻譯《簡明經濟學辭典》」，查此書也是譯者署名「何青」。
「何清新」的署名從1958年開始出現，作品數量超過30種，僅次於「清河」；不少作品譯自法文，有些品種後來收入「漢譯名著」（包括葛德文《論財產》，梅葉《遺書》第2卷、《馬布利選集》，署名皆未改動）。董果良在履歷中提到「筆名何清新」，其中列舉的譯著（含合譯）有此署名的有：摩萊裡《自然法典》《馬布利選集》《哲學史》第3卷，《巴黎公社會議記錄》《聖西門選集》（兩卷本舊版署名為「何清新」，擴充為三卷本後恢復了主要譯者董果良的署名）。
「何新」的署名譯著也不少，以商務印書館出版居多。其中，洛克《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49-1960）》，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三種出現在徐式谷的譯著目錄中，並且洛克那本書在收入「漢譯名著」時，譯者署名改為徐式谷；培根《新大西島》、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論文五篇》、哈林頓《大洋國》和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在重印或收入「漢譯名著」時仍然署名「何新」。
能夠從蛛絲馬跡中猜測是清河翻譯組化名的還有：「何清」「何倩」「何欽」「何易」「何慕李」「何璧人」「何新舜」「何式谷」「何瑞英」「何澤施」「何光來」「何光萊」「何瑞豐」（奚瑞森在其履歷中稱這是其筆名之一，《中國翻譯詞典》，第757頁）等。萬變不離其宗，譯者都姓「何」。甚至可以說，在1950-196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著中，幾乎所有署名為何姓的譯者中，大概只有何兆武（著名翻譯家）、何渝生（該館編輯）是本名了。
在林林總總的「何氏家族」之外，清河翻譯組使用的另外一個化名也比較有名，那就是「秦水」（與「清水」音近，仍然離不開「河」）。署此名的譯著大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張福生記述，他在一次聚會中向綠原（「胡風分子」，1962年從秦城監獄獲釋後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代曾任副總編輯）求教「秦水的筆名是怎麼回事，都是哪些人，他們是怎麼翻譯的」，在座的都明白，「我社有些譯稿的譯者署名秦水，實際是一些秦城監獄的服刑人員，當然是些懂外語的知識分子。綠原先生說他也不清楚，更沒有看見有人在秦城監獄裡搞翻譯」。由這段記述可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們零星知道一點關於監獄翻譯組的往事，但由於事涉機密，即便是綠原這樣的老編輯也一無所知。張福生「循名責實」，以為「秦水」與秦城有關，其實不然，「秦水」「清河」都發源於北京市監獄；雖然秦城監獄一度也曾設有翻譯組，但那已是綠原出獄之後的事情了。
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猜測，在「何氏家族」之外，還有一個規模小得多的「秦氏家族」也是清河翻譯組的筆名，它們包括：「秦衡允」「秦士醒」「秦士勉」「秦果顯」「秦光允」「秦文允」以及「秦柯」。另有「柯新」「柯青」（與「河清」形近）、「青珂」（與「清河」形近）想來也是其化名。
以上筆名是目前能夠推斷或猜想出來的，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清河翻譯組使用過的化名肯定不止這些，只是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進一步追索下去了。
餘緒
除了北京市監獄的「清河翻譯組」之外，北京市其他的勞改、勞教機構也曾設立過翻譯組。比如，北苑農場翻譯組的存在因為著名作家梅娘（1920-2013）的一些回憶而得到確認；而留美歸國科學家嚴忠鐸（1915-1972）的經歷表明，清河農場、團河農場也存在著一些特定的翻譯活動，只是其詳情不得而知。另外，在1950-1960年代，翻譯組作為一種獨特的勞動改造經驗還在其他省市的監獄系統（筆者目前所知的有上海、天津和新疆）乃至秦城監獄推廣。其中，秦城監獄翻譯組由公安部在1963年初從全國各地監獄調集24人組成，「文革」期間中斷，但其餘緒「京安翻譯公司」甚至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