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默默出版了。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元照英美法詞典》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有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
周枏，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
這份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當時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唯一系統講授英美法的學院，1949年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這所學校。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現場
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從1957年到1966年，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枏先生（1908—2004），被中國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商務印書館曾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
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如此一位法學大家，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枏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臺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裡的地方，周枏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他只得回到上海。
後來，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1909—2000）先生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學評論》每期都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扣子，竟然都不一樣。
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1933—）先生，或許是晚景最為悽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裡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裡。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1900—1997），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1921—），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參與1946-1948東京審判（遠東國際大審判）的親歷者。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
俞偉奕（1922—2004），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裡，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1923—），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1916—1999），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裡，《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1921—2019）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1997年7月29日在上海的部分《元照英美法詞典》審訂學者合影，左起分別為潘漢典、周枏、盧繩祖、許之森、蔡晉、徐開墅、高文彬、浦增元、郭念祖諸位先生。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美國史丹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徵燠（1906—2003）說，「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大英國協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
潘漢典教授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護權，這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後到1982年，錯譯均沒有被發現。這一錯誤直到1985年，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係。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彙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裡？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徵，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
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東吳大學法學院舊影
很多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範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注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枏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裡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藉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臺，每次看稿，都必須往幾公裡外的女兒家裡跑一趟。
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後事」。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幹。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
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於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裡，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
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裡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讚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悽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乾乾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