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孤獨的老翻譯家一生痴迷翻譯，可出版業的「盤剝」，讓他感覺「人格上很受傷」。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他的座右銘是「我的詩，甘願讓一個讀者讀一千遍，而不願讓一千個讀者只讀一遍」——
終於有出版社要為84歲的翻譯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卻發現，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說。
只有站在他那間幾無容身之地的書房中，才明白為什麼會找不到。層層疊疊的衣服、舊家電和雜物堵住了書櫃，連打開櫃門都困難，無數經典之作的譯稿就堆積在書櫃深處，有的寫在糊牆的報紙上，有的寫在煙盒上，還有的寫在衛生紙上。不少由於用原子筆雙面書寫，字跡已經模糊，經年累月，連他自己都辨認不清了。
手稿找不到，但他卻能全文背誦400多個十四行詩節的《葉甫蓋尼·奧涅金》。這部他最負盛名的翻譯作品，一翻就是32年。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慕尼黑參加世界比較文學大會，王智量旁邊坐著一位法國巴黎的大學教授。當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奧涅金》的中文譯者，立刻站起來，開始用俄文大聲背誦《奧涅金》。王智量被感染，站起來同她一起背誦，背到最後，兩人激動萬分，緊緊擁抱在一起。
「文學是無國界的，人類的感情是無國界的。詩把人類社會上一切東西都過濾掉了，只剩下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感情。」王智量說。
他譯詩的方式也很獨特。每次他都必須先一遍遍大聲朗讀、背誦，體會到詩歌的音韻美，「通過形式進入內容」。在他看來，好的翻譯不僅要反映出內容，還有形式，即韻律、節奏，也就是嚴復所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中的「雅」，是最難達到的。「要讓中國人看到西方詩歌的節奏和韻律美，我們有責任把這些美的東西找回來。」
1958年，《奧涅金》剛翻譯到第二章，他被劃為「右派」，單位裡長期貼著一張大字報：他躺在棺材內，棺蓋上還壓了一本《奧涅金》。
上世紀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一邊雙腳交替地踩著田壟，一邊和著腳下的節奏，默念四音步的詩行。「在心裡把它譯成中文，跟著節奏，均勻、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來。」夜晚，再將白天想好的詩行寫在手頭能找到的紙片上，比如糊牆的報紙、衛生紙、煙盒。1960年，他戴著「右派」帽子來到上海，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書和一包碎紙片。
由於翻譯入迷，他與警察打過多次交道。上世紀60年代回上海勞動，在黃浦江邊，他邊扛木頭邊背單詞，口中念念有詞，引得警察跟蹤；上世紀80年代，大年初一在火車上譯詩，警察不知他在幹什麼勾當，一路監視到終點。
「不是好東西，我才不翻。」他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全憑個人的喜好。「對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譯。《奧涅金》的抒情插筆，翻起來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歡俄國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譯其在中國最著名的《父與子》，覺得「政治意味太濃」，而只翻譯自己最愛的《貴族之家》和《前夜》。「從小說的韻味上說，當然是這兩篇更好。」他連著用了幾個形容詞和副詞，「非常有勁」、「我喜歡得很」、「太美了」。
不少難度高的、別人不願翻譯的作品，他卻欣然接受。上世紀70年代末，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沒人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達旦，一周就譯完了。
「我喜歡詩，但我自己不會寫，所以才喜歡翻譯，用別人的靈感來抒發感情。翻譯的時候，就覺得它在替我說話。」王智量說。
他熱愛的是翻譯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無跡可尋，上世紀80年代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奧涅金》，之後重印數次，至今，他手裡竟一本都沒留下。
他也不記得自己每本書都拿了多少稿費，稿費全部交給妻子掌管。「我最好養了，把我餵飽就行了。」在這間有著近40年歷史的狹小公寓裡，最寶貴的財產就是書和畫。他卻對來到家裡的每個人都說，你想要什麼都拿走，願意要就要，不願意要就丟掉。
當然，普希金的油畫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
在詩歌的世界之外，王智量是個單純得過分的老頭，說起誰都是「很好很好」。
他被騙過多次，比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電視購物，花500元買過假iPad，還買過3個假手機。在校園的亭子裡坐著，有人過來向他借10元，他毫不猶豫地借了50元。「他是我尊敬的長輩，但有的時候，實在是太傻了。」他的忘年交、《上海文學》編輯甫躍輝說。
和1984年出生的甫躍輝散步時，84歲的王智量竟抱怨：「你們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這麼複雜？」
對於現在的世界，有很多事情他都不能理解。年輕的時候，他在大庭廣眾下讀詩到激動時，就扔下書本大聲朗讀，也不會有人投來奇怪的目光。「現在怎麼沒人這樣了？」王智量搖搖頭。
他更不懂當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譯了無數的作品，寫了無數的文章，卻不知該如何投，還數次被出版社「欺負」。
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詩的稿費本應按行數計算，上世紀90年代，一個出版社編輯卻只肯按字數給他千字20元的稿費，不到4萬字的書，王智量總共才拿了600元稿費。合同到期續籤時，他對那位編輯說，能不能每千字給我加1元，以示尊重，結果編輯立馬毀約，另找了兩個人「改寫」了一下他的譯稿，就重新出版了。提起這事，他有點傷心，「我不是想要錢，只是覺得人格上受了損傷。」
他翻譯的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是目前唯一的中譯本。今年的倫敦書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送給英方的就是這個譯本。但自上世紀90年代合同過期後，至今未續版權。
家裡牆上掛著的屠格涅夫畫像，旁邊有其散文詩中的兩句話：「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用俄語飽含深情地念完這兩句話後，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給我的稿費，譯這一句話，我只能得兩角錢！
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住院時，他得知醫院護工的工資是一天120元，計算道，我一天能翻譯20行就不錯了，才70元，還沒有護工阿姨的工資多呢。
他辛苦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詩集也無緣出版。《收穫》雜誌編輯葉開得知，幫他發微博呼籲，這才有出版社前來接洽。其實，有關詩集的出版，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談過，但對方覺得詩並不是帕氏的代表作。他很不高興：「人人皆知《日瓦戈醫生》，以為帕斯捷爾納克是個小說家。其實他是個詩人！」
比起受出版社的「盤剝」來，他更生氣的是，自己的作品沒有受到認真對待。
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我的詩，甘願讓一個讀者讀一千遍，而不願讓一千個讀者只讀一遍。」法國詩人瓦列裡的這句話，是他的座右銘。
因此，他手裡拿著每一本書，都反覆表達著對編輯的不滿：「這本書脫印了這麼多頁，太荒唐了。」「這裡面還有好幾個錯字。」送人的書，他用筆將錯別字一個個改正過來。對於編輯擅自加的小標題，他特意在目錄旁註明：「這些小標題我沒有看過，都是編輯加的！」
幾年前，在出版社做編輯的陳蕾收到一篇投稿，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讀者推薦來的。一看內容，竟然是王智量的自傳體小說，她大為驚訝，因為20年前在華東師大讀書時，就久聞王智量老師的大名。王老師的學生中不乏富有的、身居高位之人，為什麼不隨便找一個說得上話的學生投稿？
「麻煩別人，我心不安。」王智量說。
在旁人看來，王智量節儉得「可怕」，絕不浪費食物，在外面吃飯，一盤炸豬排就算剩下半塊，也要堅持帶走；一碗麵沒吃完，非要拿罐子裝回去。「這能吃兩天呢！糧食絕對不能浪費，這是救命的東西。人家笑話我，也不在乎。」王智量指指根據自身經歷寫的小說《飢餓的山村》，「記憶太深刻了，我只寫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
84歲的王智量，一點都不覺得自己老。「一個人就怕自己覺得自己老了，沒用了。」
50歲回到華東師大工作，他恨不能更充實一些，「想補上荒廢的20多年光陰，如果沒有落下，也許我能走得更遠。」那時，他忙得都沒空記下翻譯的內容，就先讀出來，用錄音機錄下，再讓妻子幫他抄。
70多歲時，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決定回國，「我明明還能做事，為什麼不回來做事？」
儘管他不願承認，可歲月不饒人，每年他都要有四五個月在醫院度過。醫生告誡他三件事：少寫、少翻譯、少做事情。老頭不幹，說，不翻譯我就畫畫。
「你們覺得不行了，我就自己走到太平間去。」他憤憤地說。
近三四年，他開始自學中國畫，和華東師大另兩位老教授一起被稱為「雕蟲三老」。今年，三老舉辦了一場書畫展，在開幕式上，代表發言的王智量說，「為什麼讓我發言，因為我最年輕，是『80後』，他們兩個都是『70後』！」
把桌上堆積如山的書挪開，他才能騰出一片空間來畫畫。他自創在一次性紙餐盤上畫畫，並自嘲自己的畫沒有任何技藝、基礎、章法，只值一毛錢，就是餐盤的價錢。「終日塗抹趣味濃，總是幾隻小蝦蟲。下筆心在天地外，光陰紙上去無蹤。」他一邊畫，一邊搖頭晃腦地念叨。
在畫展現場，他喃喃地說，那麼漂亮的地方，我的畫放在那裡，不稱！
「我一直是個自由主義者。」這也是他喜歡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這種精神對我的影響就特別大。」
他愛模仿徐悲鴻的畫作，再自己題字發揮。幾個柿子旁邊題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仙鶴圖上書：孤獨。
「這就是我。」他指著仙鶴，一直滔滔不絕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來，「我很孤獨。」（實習生 陳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