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作家對談女性寫作：在平等與差異之間
在不同國家，女性有著怎樣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女性寫作者是否面臨著相同的生存環境？女性文學發展是新芽蓬勃還是艱難求生？女作家在面對自己的內心與文本時，呈現出什麼樣的思考與書寫姿態？關乎性別問題的寫作，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裡，有不同的訴求與表現。12月8日，由中國作協、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共同主辦的中波作家線上對話會舉行。中國作家魯敏，崔曼莉，笛安與波蘭作家西爾維婭·胡特妮可(Sylwia Chutnik)，馬努艾拉·格萊特科夫斯卡(Manuela Gretkowska) ，格拉萊納·普雷巴奈克(Grayna Plebanek)通過網絡視頻的方式，圍繞「女性寫作：在平等與差異之間」的話題展開探討。交流會由北師大文學院教授、批評家張莉主持。
1
在成長中，重新審視女性寫作
十幾年前，魯敏特別介意別人將她稱為「女作家」，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婦女節，媒體做女性專題採訪，把女作家、女書法家、女學者邀請到一起，魯敏會婉拒，說換個時間採訪吧。與此對應的，她會在寫作中刻意淡化和削弱女性感，甚至樂於用男性的性別身份和立場展開敘述，如果有讀者或批評界反饋，說她寫得像男作家，魯敏會感到挺得意，好像獲得了某種對性別定位的超脫。她喜歡的女作家是法國的尤瑟納爾、美國的安妮·普魯，魯敏說，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她們的寫作「不那麼像」女的。
魯敏一直在自我分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呢？表面原因很簡單，也很正面，就是她認為，作家應當被分為寫得好的作家與寫得不好的作家，而不是男作家與女作家，「我不太願意將性別意義上的所謂成功或不同作為宣傳點。」
但當魯敏回看並思索這一心理時，發現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來自意識深處的一種自我性別矮化，是因為在男性主權話語語境之下所形成的參照意識，從而對自我性別身份產生了一種對抗的心態。「這可能是一個不自知的形成過程，性別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是人的問題。一個人，不管男性女性，自我意識或者說性別觀，與文化、教育、地域、社會階層、城鄉差別、原生家庭等諸多因素有關，是一個漫長的自我養成史與覺醒進程，是對自我意義的發現與確立過程。」
與魯敏不同的是，對西爾維婭來說，創作背景下的身份問題至關重要。「當我面對大眾對我該以何種方式生活和寫作的期待時，為此付出了代價。」
寫作和創作一直都是她的「解壓閥」，西爾維婭認為，實際上作家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以陷入沉思，可以不支付電費，可以撒謊，可以內斂含蓄。「但是有時候提到女作家，情況則略有不同，尤其是需要照顧家人或著其他人的女作家。」在波蘭，這樣的女作家必須去遛狗、教育孩子，問他們在學校怎麼樣。寫完小說以後，也無法做到待在家裡一個星期不出門。家人，鄰居甚至讀者都可能對她進行評價， 「女作家始終處於外界的監督和審視之中。」
西爾維婭介紹，在波蘭，女性所寫的現代散文充滿了對我們如何生活和我們想怎樣生活的反思。對性別問題、個體生命和寫作，西爾維婭時刻有著自己的思考：作為一名作家，一個永恆的「怪人」，我一直在讓步和鬥爭：我應該是為所有人而寫作的麼，還是只是為了那些和我一樣必須為自己而戰的人而寫作？寫作應該是為了振奮人之心靈，還是只寫下我所看到的東西？無論答案是什麼，對西爾維婭來說，創作是她日復一日、永不疲憊的選擇，她也會在文本中深入探索關於女性身份定位和女性寫作的話題。
魯敏對女性寫作身份的重新審視，隨著寫作經歷的推移和年紀成熟而產生，也與外部世界的變化有關。她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奔月》，一個對自我身份、社會角色、人際定位等感到極為厭倦、想要「換一個我」的女人，突然與所有人不告而別、徹底失蹤式地逃離到陌生地域、打破自我的重建故事。作品出版後魯敏發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讀者反饋，女性讀者會更理解、甚至讚賞女主人公的出走。
「這麼一個虛擬人物的出走，似乎有一種心理上的代償作用，讓她們以文學的方式來探討、追問自我的存在與價值。男性讀者也理解，但在心理上有點敬而遠之，覺得生活中不願意碰上這樣的女性做他的女友或愛人。」這個因為性別認知、家庭角色與社會性認識不同而導致的反饋，雖在意料之中，但是讓魯敏對文學在受眾性別不同而產生的接受差異，有了很強烈的感性認識。
2
性別身份並不是阻礙的屏障
成為小說家的十幾年間，笛安會有一些時候不得不解釋自己。「因為所有的故事都是隱喻，而人們解讀這些隱喻的時候會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偏見。」
比如，她在寫作的時候，幾乎不會想到自己是一個「女作家」，寫男主角的時候並不會刻意地問自己這是不是我作為女性在描述一個「他者」，寫女主角的時候也沒有認為自己正在塑造一個具有女性視角意義的象徵。對於這套語言體系，笛安一直運用得非常不熟練。所以她經常會反問一些記者或者讀者：「當你問我關於女性寫作問題的時候，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對於您來說，女性寫作這個詞意味著什麼？」得到的答案千差萬別，笛安覺得很有意思。
後來她意識到，其實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提問的時候並不關心答案是什麼，而是希望聽到笛安說出他們想要的答案。「就像總會有人問我，作為一個女性作家，你的作品有多少是在寫你自己的故事？——也可能我的感覺不準確，但是在我這些年的經驗裡，我發現人們總會問一個女作家，你是不是在寫你自己的隱私、你自己人生裡的痛苦、你自己的…… 而男性作家被問到這類問題的概率，不是說沒有，但是相對少一些。」
笛安說，自己其實也很好奇，為什麼人們會認為，一個寫作的女人必然是在挖掘自己的隱秘內心或者個體情感，是不是人們認為——一個選擇了寫作的女人必然是有故事的？或者說，一個選擇了寫作的女人是不是必然要以一個敏感、陰性、帶著創傷印象的姿態存在？「我並不確定，但我認為，這其中必然存在著某些偏見。」
更進一步，笛安發現，人們對於所謂的「女性寫作」的作品，都會有一個模糊的，但是屬於他們理想中的模版。有的人認為「女性寫作」的理想作品必須描寫某些特定條件下女性意識的覺醒；有的人認為「女性寫作」必須帶有某種強烈的批判意識（至於如何定義批判意識就更加千差萬別），各種各樣「理想的模版」不一而足，但是總結下來，確實有非常多的人，一打開一個女作家的書，就在尋求那個「女性作家」的完美模版的對應——從行文風格，到敘事方法，再到問題意識的展現，再到對於核心問題的追尋或解答過程…… 每一步，似乎都有一個「好的女性作家應該是什麼樣」的預設。「我當然不是說讀者不應該對作家有自己的期待，但是我想說，對作家（無論男性還是女性）， 期待或者說理想不應該有固化的範式或者模板，因為文學本身的力量，恰恰就在於它不可預設；文學的美好，恰恰就在於它時刻給人驚喜。」
「這是文學的力量，開拓我們眼中的世界，開拓我們的意識。」馬努艾拉認為，女性文學是一種官方語言之外的言說，講述女性經驗，並與男性世界對話，通過女性文學解釋我們無法抵達的現實。
十九年前，馬努艾拉發表了《波蘭女人》。波蘭女人Polka既是一個人的名字，也是她的民族的名字。在這本書裡，馬努艾拉描寫了女人從懷孕第一天到生產過程中的心理感受。她的丈夫鼓勵她寫這本書，他說，你應該寫出來，因為還沒有人用這種方式發聲。他說對了。當女兒Polka出生後，馬努艾拉發表了這部日記體小說，收到了很多男性讀者的來信。「他們說這本書讓他們更加理解懷孕的女性並能夠給與她們更好的陪伴。而Polka這個名字成了我女兒Polka這代人很常用的一個名字。」
馬努艾拉談到，自己所寫作的文字與生活的變遷緊密相連，它揭示了我們不認識的男女共同面對的一些問題，性別是一種自然選擇的結果，卻並不是阻礙我們理解彼此的屏障。
對此笛安也表示，「性別身份」或許是繞不過去的，因為它深刻影響著我們觀察與思考世界的方式，可是至少，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能讓「性別身份」成為自己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笛安說，性別是標籤，是藩籬，是窠臼。在我眼裡，在大多數時候有能力超越這樣的標籤，是成為優秀作家的基本條件。
3
找尋答案，每一步都至關重要
格拉萊納曾問過外婆很多次，為什麼家裡選擇了外婆的弟弟，而不是優秀聰慧的她繼續學業。外婆回答，一名工程師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夠維持自己甚至整個家庭的生計。那個時候，工程師都是男人，女工程師還是鳳毛麟角。即便真的有女性當上了工程師，也不能保證能在這個行業中找到一份工作。
在屏幕另一端，格拉萊納說，「性別——女孩，而非男孩。差異攔住了平等的去路。」
格拉萊納談到自己的媽媽。她天生就應當成為一名心理學家，這也是媽媽的願望。媽媽參加了兩次考試，最終都沒能考上大學。「因為她出生在華沙。」那時為了保證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會優先錄取來自農村，而非城市的考生。「出身——城市，而非農村。差異攔住了平等的去路。」
格拉萊納在華沙出生，是她和母親、外婆三個人之中第一個讀完大學的，也是第一個從事了自己理想職業的人。大家可能會覺得，在21世紀，性別不再會是擋在平等道路上的差異。但當格拉萊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小說時，女記者和男記者們卻問她是否在創作「女性文學」。「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沒有性別——這是我的回答。」格拉萊納說，從沒有人問男作家們是否在創作「男性文學」。「他們的創作在一開始就會被認為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在我的創作前面卻需要加上一個修飾性別的形容詞。」
寫過很多作品，大多都是關於女性，格拉萊納將自己視為女性文學作家嗎？並不盡然。
她的第一部小說講的是做母親的經歷。第二部講的是女人之間牢固的友誼，這種友誼幫助她們熬過了學校、教會和傳統的壓迫。第三部是關於啟程的故事。第五部講的是在路上、旅行和認識世界。第六部講述的是暴力——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帶來的暴力。小說的女主人公是剛果人，她生活在白人主導的西歐社會中。
只有一本書——長篇小說《非法關係》——以「迷戀」為主題。這本書的主角不是女人，而是一個在情愛上糾纏於三角關係的男人。他在生活中掙扎，就像託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
格拉萊納思考，在寫作生涯中，這本書是否應當被冠上「女性文學」的稱號呢？然而這本書的讀者主要是那些與男主角產生共鳴的男性，或許這是在創作「男性文學」？
在一本書中，格拉萊納曾提到一個塞爾維亞語單詞「lutalica」，它是指把東西放進抽屜分門別類，隱喻給人類和他們的所作所為貼上標籤，描述人類，定義人類，這樣就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和空間。因此，她不同意給女作家貼上「女性」這個形容詞的標籤。
「我寫女人，也寫男人。寫友誼，也寫暴力。我寫性，也寫性別歧視。寫母性，也寫種族歧視。今天，在從事了多年創作之後，當我在採訪中被問到是否在進行女性文學創作時，我都會想到我的外婆和母親。想到差異與平等。想到在第三代人裡，差異不能再攔住平等的去路。差異，無論是生理性別還是出生地，城市還是農村，都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結構。這樣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個抽屜，抽屜上貼有女性文學的標籤——這樣的定義不夠嚴肅，過於籠統。我仍然相信，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女性文學，只有文學。」
對差異，尤其是性別差異的深刻體察，也發生在崔曼莉的成長當中。她出生在中國江蘇的古城南京，那裡地處長江以南。因為地理與歷史特性，中國各個地區的文化差異巨大。崔曼莉說，南京是一個非常尊重女性、疼愛女性的城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那裡度過了童年時代。而她自己的家庭深受這一地方文化的影響，不僅尊重女性，應該說偏愛女性，幾乎所有的教育資源都向家中的女孩們傾斜，男人在家中分擔各種家務勞動，時刻把尊重女性放在生活中心。女性的情緒與各種問題都會得到足夠理解與溝通。這樣的成長環境在很長一段時間給了她一個錯覺，認為男女是平等的，甚至認為女人在社會與家庭中是佔據了絕對優勢的。
崔曼莉向波蘭作家們介紹，《紅樓夢》中有一批性格各異、容貌美好的女性生活在大觀園中。自己第一次讀完《紅樓夢》是在12歲，初一暑假。「後來我想，我很早讀完了《紅樓夢》並不代表我文學早熟，而是因為《紅樓夢》中的生活與文化，與我的故鄉是不謀而合的。我雖然是在讀古典文學名著，我也在讀故鄉的日常生活。」
這個美好的錯覺延續到她讀完大學，參加工作來到北京生活，又去了中國很多地方之後，崔曼莉才意識到，如果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一個小世界，自己家鄉對於女性的態度也屬於小眾的。
她曾經在某地過春節，整整一個長假，每頓飯的飯桌上只坐著男人。因為遠道而來，而且是個作家，她成了唯一坐在飯桌上的女人。其他女人們會站在廚房裡吃飯，或者和孩子們在小飯桌吃飯，或者等男人們吃完了，再盛一碗飯坐上桌，把剩菜一併吃完。
每當這時，崔曼莉在飯桌上的感情非常複雜，「我知道我個人受到了尊重，出於禮貌，我甚至不能指責當地人們說，你們不尊重女性。那種情況下人們的情緒是非常微妙的，不僅男人們要習慣飯桌上多出了一個女人，甚至女人們也要習慣，有一個外來的女人坐上了男人們的飯桌。我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習以為常的傳統，所在大家把我當成一個異類，一個僅僅是因為假期偶爾出現的異類。」
在當地，崔曼莉也聽男人們討論過其他地區對女性的態度給他們造成的困擾，她注意到他們並沒有提出批評，也沒有提出贊同，而是指出「如果我們在當地也這麼辦的話，那麼我在這個地方將再也抬不起頭來，沒法做一個男人了」。
當崔曼莉坐上飯桌吃飯的時候，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尊重與平等？「我想，我只是走了一個平等的形式。實際上，反觀我的家鄉，那樣的平等是否又真的是一種平等？把女性當成美麗的花朵，用來欣賞與養護，並以此標榜自己作為男人的優秀與成就，這其中的不平等恐怕都難以察覺。」
崔曼莉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作為首都，北京聚焦了全國各地的人們，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人們。她深深感到，關於男女的平等與差異，情況更為複雜與微妙。因為觀念不同、認識不同，每一對男女的相處也帶來了不同。「我在北京很少聽到過相同的意見，不僅男性們呈現出豐富的不同，女性本身對這個問題有著更為複雜的態度與觀點。不僅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的地區，成長在不同的家庭，也和後來的個人際遇與年齡、或者朋友圈都有關係。」
談到對平等/差異的界定，崔曼莉認為很多概念很難由一句話定義，「比如什麼是平等？這個概念無法準確定義，就意味著差異性會變得極為複雜，並容易被前後顛覆。要使它深入人心、自發而成，只有通過文學與藝術作品的影響力。」
作為女人，應該如何度過她的一生；為何應該被這樣對待，而不是被那樣對待……崔曼莉提出，在廣闊土地上，在不同區域的價值觀相互衝突的情況下，在中國傳統與世界全球化的矛盾中，最堅實有力的一個空間或場域就是文學，就是今天在座或不在座的作家們的筆下。「我這裡指的作家不僅僅是女作家，也包括男作家們。」
崔曼莉提出，對於平等的探索，對於差異性的探討，不僅僅女性需要，男性同樣需要。因為社會與家庭就是由兩性組成，矛盾並不會帶來更好的生活，而儘可能的互相尊重與互相理解才是堅實的基礎。
「我想在文學上，這個問題的討論將會一直是一個偉大的文學母題。推動女性進步、推動平等、縮小差異，最大可能去推動討論並達成共識的一定是女性。在這個問題上，女作家們的文學創造，關係全球女性的希望與未來，也是人類生活的希望與未來。」
平等不是身處亭臺樓閣，更不是簡單的坐上飯桌吃飯。差異也不是有的人身處亭臺樓閣，有的人不可以坐在飯桌吃飯。崔曼莉在交流中談到，文學不是社會的工具，文學首先是一個作家的自我創作。文學也不是誰的老師，負責解答困惑。「但是我想，偉大的文學作品永遠會將作家們身處的時代問題變成一個全社會關注的問題，變成一個全世界的深思與探討。」
正如崔曼莉說的那樣，答案不是立即帶來的，而是逐漸影響深入：一部小說、一個人物、一個故事。每一步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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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