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是郭錫良先生發表在《陝西師範大學學報》上的一篇舊文，文中談到的問題對於當今漢語語法化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微刊再次刊發，與諸位學友分享。
為方便手機閱讀，小編將郭先生原文中較長的段落重新作了分段。
近若干年來有關漢語語法化的研究十分興盛，確實出了一些有內容、有價值的好作品；但是又不能不看到，語法化研究中也存在概念混淆不清、濫用語法化和理論偏頗的傾向。下面我們舉例就語法化的個別問題、個別論點（x 標記）談一點個人的看法。
有的論著用「語法化」作理據把許多帶「說」的詞語（「x說」）都論定為詞。這是很難令人苟同的。
作者說：「現代漢語中有一批『x說』正在發生詞彙化，其中的『說』已不再表示具體的言說之義，而是虛化了，可以表示打算、計劃、考慮等心理活動，有些『說』的意義甚至變得很難分析，與其前的x合為一體，成了詞內成分。」接著分成五類，列舉了50多個「x說」：
（1）「x說」構成的動詞：再說 心說
（2）「x說」構成的副詞：再說 照說 不用說 可以說 應該說 難道說 按理說 一般說 依我說 俗話說 老實說 實話說 比方說 譬如說 比如說 好比說 怎麼說 再怎麼說 就是說 不說 正說 本來說 還說 剛說 嚴格地說 具體地說 反過來說 換句話說 總的來說 不管怎麼說 不是我說
（3）「x說」構成的連詞：甭說 別說 漫說 不要說 不用說 縱說 就說 或者說 與其說……不如說 與其說……毋寧說 如果說 所以說 這麼說 那麼說 再者說 雖然說
（4）「x說」構成的話題標記：要說 就說
（5）「x說」構成的話語標記：我說
作者對這些例子大都作了一些分析。不妨引幾條來作些評點：
（1）「心說」
韓有福心說，你又錯打了主意，我老韓為人滑頭點兒。可不至於出賣中國人，這點還能把握住。（鄧友梅《別了，瀨戶內海！》）
「心說」是一個偏正結構，字面的意思是「在心裡說」，實際義為「想」，在句中作謂語。「心說」中「心」和「說」之間不能插入任何副詞性成分，可以看作一個動詞。
評議：
這樣的分析、論證妥當嗎？因為「心說」的「實際義為『想』」，中間「不能插入任何副詞性成分」，就能把一個「偏正結構」定作動詞嗎？按語法化的說法，「說」是行為動詞，到了「心說」中就轉為心理動詞了，意義虛化了。可是「心」還在，偏正結構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變成詞的。
所引例句可以改成「韓有福在心裡說」，是否「在心裡說」也「可以看做一個動詞」呢？應該說，按照作者的推論方式是完全可以的。作為行為動詞的「說」，說的是語言；作為心理動詞的「想」，也是要用語言想的。「心」固然可以「想」，「心」也未嘗不可以「說」，不過是說著無聲的語言。要知道，在這裡鄧友梅用「心說」，還是用「想」或「心想」是有細微差別的。
（2）「按理說」
按理說兩月一次的零用費，可以看一次電影，外加吃一頓『代用食』，或者既不看也不吃，而買一頂代用品戰鬥帽。（鄧友梅《別了，瀨戶內海！》）
他按理說也該到了。
「按理說」作為副詞可以出現在句首，也可以出現在句中。「按理說」表示命題的依據，屬於傳信範疇，同時也表示對於句子所表達的命題意義的主觀評價，意思近於「應該」，具有一定的情態功能。「按理說」往往並不是真正的根據某個客觀的事理，而只是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認識。與『按理說』意思相同的「按說」已收入《現漢》，我們認為「按理說」是「按說」的同義形式，也應作為詞條收入詞典。
評議：
作者說，「『按理說』往往並不是真正的根據某個客觀的事理，而只是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認識。」可見他明確知道例句中的「按理說」是「按道理說」的意思。三個詞的詞義明明白白，並沒有虛化；可是一貼上「近年來頗受關注的一種語法範疇，傳信範疇」後，它就變成了「表示命題的依據」，就「詞彙化」了，就由「偏正結構」神奇地變成了「詞」。我不知道該怎樣給這種分析、推論作個恰當的評語。
作者還提了一條次要理由，《現代漢語詞典》把意思相同的「按說」收進了詞典，那麼同義形式的「按理說」自然也就是詞了。眾所周知，《現代漢語詞典》不只收詞，還收了不少詞組、成語、熟語，這應該是常識。退一步說，就算「按說」可以看做一個詞，也沒有理由把「按理說」論定為一個詞。可是作者卻用這同一個理由「表示命題的依據、表示命題的來源」，把「一般說、依我說、俗話說、老實說、實話說」都論定為一個詞了。這恐怕有點武斷吧。
（3）「要說」
要說這次受災比較嚴重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蘇，這都是咱中華民族人精扎堆兒的地方。（《編輯部的故事》）
要說主意，人主意比咱大。（《編輯部的故事》）
……
「要說」是一個話題標記，對其後所引進的話題有一定強調作用。從詞性上看，與介詞最相近，只是與一般介詞不同的是，它可以用於介詞引進的話題前，而漢語中一般介詞不能用在另一個介詞之前（但在英語中介詞是可以用於介詞之前的）……
評議：
不少研究語法化的文章都喜歡作出「x標記」的判斷，似乎作出了這個判斷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這就是一個例證。作者把「要說」列在「『x說』構成的話題標記」。然後認定：「『要說』是一個話題標記，對其後所引進的話題有一定強調作用。」可是又說「從詞性上看，與介詞最相近」。這樣一來，「話題標記」是說它的功能呢還是詞性，就叫人摸不著頭腦。
其實，這裡的「要說」一點也沒有虛化（語法化），還是偏正結構，它後面的名詞或名詞性詞組是它的賓語，也就是「說」到的事物。現在強把它拉到語法化中來談，變一種說法「話題標記」、「引進一個話題」，試問，是利？是弊？是推進語法研究？還是造成混亂？恐怕是大可研究的。
唉，我說，老劉啊，你怎麼把別人都往壞處想呢？（《編輯部的故事》）
唉，唉，我說，你們找誰啊？（《編輯部的故事》）
我說，我騙您幹嗎呢？（《編輯部的故事》）
「我說」的作用主要是組織話語，提醒聽話人注意，表示自己有意見要發表。或者用於開啟一個新的談話，或者是插入到別人正在進行的談話中，設立新的話題，有時用於引進不同於對方意見的話語，帶有一種分辯的語氣。
「我說」還可以用在疑問得到答案的情況下，在表示話輪轉接（turn taking）的同時，也表示一種恍然大悟的語氣，這時其後經常可以出現語氣詞「呢」。如：
我說呢，你這么半天才回來。（《編輯部的故事》）
可以說，「我說」是一個帶有語氣詞性質的話語標記。
評議：
既然說，「『我說』的作用主要是組織話語，提醒聽話人注意，表示自己有意見要發表。」那麼，「話語標記」就是從「我說」的作用來考慮的；「我說」應該還是一個主謂結構，事實上「我說」確實也沒有虛化（語法化）。
可是作者又說「『我說』是一個帶有語氣詞性質的話語標記」，這就是說作者不是在考慮「我說」的作用，而是在為「我說」定詞性。不少討論語法化的著作也常出現這種情況，連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要說什麼，糊裡糊塗就給一個詞組完成了詞彙化（凝固成詞）的過程。
有篇文章，是專談漢譯佛經中「增譯的話題轉移標記」的。作者通過對《妙法蓮華經》進行梵漢對勘和異譯比較，提出了「爾時」、「今（者/日）」、「複次/次復」、「（復）有」等是漢譯佛經中增譯的話題轉移標記。在分析、論證中，出了不少問題，我們分三方面來談：
（1）作者一方面說：「有時原文中有表話題轉換的小品詞，如『atha khalu』、『punar api』、『tatra』等，或時間詞，相應被譯成『爾時』、『於是』、『複次』等位於句首的時間詞、連詞、副詞等。」
另一方面又說：「蒲立本（1995）認為居於句首話題位置的『今』常常是一個引介性的小品詞，並不涉及特定的時間因素。我十分贊同他的觀點，並由此斷定居於句首話題位置的『時』、『是時』、『爾時』等也具有相同的性質。」
還說：「至於這些前加成分是否已經像現代漢語裡後附於話題的『吧、呢、啊、的話』等錶停頓的語氣詞一樣，語法化為話題的句法標記，還有待討論。」
這就是說，作者對「今、時、是時、爾時」等提出了三種性質：時間詞、引介性的小品詞、話題的句法標記。到底是什麼？作者首鼠兩端，並沒有說清楚。
還有，作者說：「我十分贊同他（按，指蒲立本）的觀點。」其實，作者並沒有真正弄清楚蒲立本的觀點，蒲立本是把虛詞叫做小品詞，「引介性的小品詞」就是一般所謂的連詞；蒲立本在他列舉的眾多話題位置上的時間詞（「今也、昔、昔者、古、古者、初、然後」）中，只提出了「今」「跟英語中的now一樣」，「是一個引介性的小品詞」，並沒有涉及其他的時間詞。作者卻把「時、是時、爾時」拉了進來，這是同蒲立本的觀點相左的，把這些詞歸入連詞內，也是很勉強的。
（2）作者還把「有」字起首的無主句中的「有」定為引進新話題的標記，把「夫、若夫、且夫、唯」等定為「冠於話題前的引介性小品詞」，把「也、哉」定為「附於話題的小品詞」；卻把前面梵漢對勘中經常出現、並且自己提到過的連詞「於是」從「顯性話題標記的使用頻率」表中刪了出去。這叫人難以理解。是不是因為沒有把「於是」從舊名詞「連詞」改成新名詞「引介性小品詞」，它就喪失了作為話題標記的資格呢？
總之，作者好用新名詞，把新舊名詞、術語混用，似乎不懂得不同語法體系絞在一起是容易出毛病的。
這裡更要指出的是，作者把話題標記定了這樣多，既有時間詞「時、是時、爾時」，又有連詞「於是、若夫、且夫」，還有（句首/句尾）語氣詞「夫、唯、也、哉」（採王力主編《古代漢語》意見）、句首副詞「又、次復」、動詞「有」等十多個詞語，那麼，這個所謂的「話題標記」，就大可懷疑了。
因為任何一個實詞或虛詞都有自己的特定詞義或語法意義，這樣多不同類型的詞義和語法意義的語言成分，集中表現一個語法意義「話題標記」，是否太不經濟了？
時間詞「時」的詞義是「當時」，「是時」是「這個時候」，「爾時」是「那個時候」，它們都是名詞。
「於是」是介賓詞組虛化（語法化）成的連詞，連接句子，表示順承關係。
「夫」是由指示代詞語法化而成的句首語氣詞，表示要發議論。
「唯」是用在句首，表示希望、確認的語氣詞。
「若夫」是由連詞「若」和語氣詞「夫」組成的複合連詞（由虛詞詞組凝固而成），連接句與句、段落與段落，表示假設前提下的轉折或遞進，並帶有發議論的成分。
「且夫」是由連詞「且」和語氣詞「夫」組成的複合連詞，連接句子，表示遞進關係，並帶有發議論的成分。
「次復」是由譯經人造的一個近義複合詞。「次」是按順序敘事，擺在前項之後的意思（《尚書·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復」是重複、再次的意思。合成一個詞，表示前面說了，下面再說另一個。
其他詞語「又、也、哉」詞義、語法意義明顯，不必贅說。
上面是幾個詞經過作者一股腦掃進話題標記，它們的所有區別都蒸發了。這是很不妥當的。
比如，作者認定「夫」是「冠於話題前的小品詞」，「用以凸現話題的標記手段」，舉「夫戰，勇氣也」等為例，這就是說，「夫」的作用是引進話題、凸現話題「戰」的。果真是這樣的嗎？《左傳》莊公十年原文是：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按一般的理解，「夫」是冠於句首或段首，表示要發議論，它的作用一直貫穿到「故克之。這應該是更符合原作謀篇布局的分析。再如：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按「話題標記」說分析，「夫」只管話題「天地者」，而「光陰者」、「浮生」、「為歡」則是另外三個無標記的話題。話題換了幾個，都用不著「話題轉移標記」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按一般理解，「夫」是句首語氣詞，表示要發議論，它的作用一直貫穿到「良有以也」。兩種說法的優劣、是非，恐怕不難分辨吧？從漢語的整個系統和歷史發展來看，作者所有列舉的話題標記的例證，都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3）至於從討論話題標記而散開去所作出的一些一般性推論，就更經不起推敲。比如，作者說：「他們（指法護和羅什）的譯作極具普及性和影響力，至少可以如實反映當時佛教漢語的語言面貌。而且兩個譯本相隔一百餘年，可以讓我們比較直觀地看清楚其間語言發展演變的軌跡。」
說什麼「譯作極具普及性」？試問，有多少人讀過他們的譯作？就是在僧侶（包括古今）中也並不多。談到「影響力」，恐怕只限於譯經界。說什麼「佛教漢語」？只聽說過「佛教詞語」「佛教文獻」，忽然冒出來一個「佛教漢語」，是否還要弄出一個「道教漢語」來？創造出這樣的名稱，恐怕難免遭人非議吧？
說什麼「看清楚其間語言發展演變的軌跡」？這也是輕浮地作出了很大的推論。應該知道，譯經是文白夾雜的，口語程度還不如敦煌變文高，並帶有譯文不可避免的生澀味道，怎麼可能「看清楚其間（指六朝100年）語言發展演變的軌跡」呢？
又如，作者說：「總之，譯者有意添加話題標記的傾向對此類帶有明顯翻譯色彩的話題結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的主觀自覺直接作用於譯文，並憑藉譯文的廣宣弘傳深刻影響著漢語全民語的表達習慣和表達方式。」作者在這裡又作出了一個多麼巨大的推論啊！佛教的流傳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很大影響，也給漢語添加了不少佛教詞語，對漢語的影響不小；但是這與佛經「譯文的廣宣弘傳」無關，更談不上「深刻影響著漢語全民語的表達習慣和表達方式」。
其他還有一些有待商榷之處，這裡就不說了。
我以為，在語法化研究中有以下一些重要說法和現象是值得重視的：
（1）有的研究者提出：漢語的句子、名詞和動詞、主語和謂語等範疇都是語法化程度不高的範疇，在本質上都是具體的語用範疇。因此，講漢語語法，「離開了語用制約就沒有辦法講句法」。這實際上又回到了把「語法」這個概念理解為「形態」的老路上去了。
（2）有的研究者試圖用語法化研究涵蓋整個漢語歷史語法研究，把漢語自甲骨文以來的歷史變化解釋為語法化的進程。而事實上，漢語語法系統的歷史演變是新舊要素相互興替的相當複雜的過程；許多變化是無法納人語法化的框架中去的。
（3）還有不少研究，其實是把前人在傳統框架內討論得比較充分的語言事實，用語法化的名詞術語重新包裝一下，對漢語歷史語法演變，既無材料上的新發現，也缺少深入細緻的觀察描寫。我們必須看到，語法化理論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標和研究範圍，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這些大問題需要有專文來進行討論，我沒有涉及。
上面我只從一個側面舉了一兩個例子，來考察最近一些年來爭談語法化成風所出現的具體問題。我看重的不是某些論著中出了這樣那樣的毛病，而是在某些場合形成了一種潛在的意識流，似乎研究古代漢語語法，不談語法化就脫離了本領域的研究主流。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提倡的專書語法研究、斷代語法研究，雖然有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由劉堅先生主持申報了「九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近代漢語專書語法研究」，由董琨先生主持申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古代漢語專書語法研究」；可是實際上多年來這一重大項目卻遭到了某些人的冷落，大有被邊緣化的狀況。
我們認為，有必要重申，「要建立科學的漢語語法史必須以專書語法研究為基礎」。專書語法研究、斷代語法研究仍然是古代漢語語法研究的主體，需要幾代人的認真努力才能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到那時，我們才有條件完成一部詳盡、全面、科學的漢語語法史的撰寫任務。
這裡還想順便提到，我上面舉的用例，是從年輕人的著作中引來的，特別還有正在上學的研究生。我不是有意挑他們的錯，而是因為問題實際上是出在導師和某些大講語法化的權威人士那裡。
上面提到的這篇文章，我是從一個刊物上看到的，覺得問題不少，經過打聽，才知道是一個研究生的開題報告，心裡更不是滋味，因為這篇作品的整個做法恐怕都存在問題。
一是它提出的所有「話題轉移標記」都與梵漢對勘沒有必然聯繫；而且，據季羨林先生的意見，玄奘以前的譯本是否出自梵文都還有待考證。
二是靠梵漢對勘和異釋不可能研究漢語的語法特點和「語言發展演變的軌跡」。我們能靠英漢對勘和異譯來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的特點和鴉片戰爭以來漢語法發展演變的軌跡嗎？還有俄漢、德漢、法漢對勘和異譯都可以做，但是沒有聽說有這樣做的。其實梵漢對勘在這裡不過是一個耀眼的光環罷了。
導師是學術領路人，從上面談到的問題來看，不少方面恐怕都打上了導師的烙印；即使不是如此，學生的開題報告中有問題不指出來，還大加讚揚鼓勵，幫助他出奇迅速地在權威刊物上發表出來。這樣做，暫時確實給年輕人戴上了光環，會得到他們的好感，但是，從長遠來看，只怕難逃誤導的干係。
至於權威刊物，不管出自什麼原因，對這樣的稿件怎麼會看不出問題來？怎麼會這樣迅速把它發表出來？這不得不讓人思索。
我的這些不合時宜的嘮叨，希望能引起某些人的一點反思。因為這種情況對學術的發展，實在太不利了。
文章原載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中國語言學》2009年第2輯轉載。
作者原註：本文是2007年8月14日我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的「第六屬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上的發言稿，《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約稿，又承陸儉明教授、蔣紹愚教授、張猛教授、邵永海副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稍作修改，發表在這裡，希望得到同行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作者：郭錫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