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的一顆歪脖子樹上自縊身死，明亡，死前，京師的國庫裡「止銀二千三百餘兩，又錢作八百，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經濟的奔潰早就註定了這個王朝的末日，而導火索則是白銀流入的驟減。
美國學者魏斐德在《洪業——清朝開國史》中即證實了這一點：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中國儘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大大減少了。
在一般人眼裡，古代中國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怎麼可能因白銀的進口驟減而受到重大打擊？
自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之後，中國事實上採取了白銀本位制，田賦、徭役都換算為白銀，雖然政府沒有規定白銀作為貨幣的法律地位，但在經濟交往活動中白銀作為本位貨幣的地位卻被承認了。可怕的是，中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卻不是白銀的主產地，嚴重依賴進口！
萬曆可謂中國歷史上對開採金銀最為熱衷的皇帝，竟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鬧得「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但萬曆及其礦監如此努力，最後開採了多少白銀呢？
據載:「自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鐺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平均每年二十多萬兩, 即使算上宦官數倍貪汙中飽之數,其開採量也完全不能同進口的白銀相比。
美國學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寫道：在17 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 5 萬公斤。美國學者艾維四長期從事明清之際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的研究。他認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銀的年輸出平均數在33750一48750公斤之間，大多數最後還是到了中國。
從南美洲運來的白銀也相當多，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南美洲白銀達到57500一86250公斤之間。而且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銀進入中國的唯一門戶，還有一部分從澳門、臺灣、東南亞進人中國。
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143噸，僅1597年一年就有345噸 。明朝到底進口了多少白銀，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可能得到很精確的數據.但從以上學者研究的數據上看，明朝的白銀完全不能自給自足，嚴重依賴進口。
一個不富藏銀的國家, 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貴金屬白銀作為自己的貨幣, 將金融命脈交於他國，在今天看來, 這確實荒唐至極。
那白銀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
明末人葉夢珠《閱世篇》卷七《食貨一》中記載崇禎壬申(1632年)「白米每鬥一百二十文,直銀一錢,民間已嫌其貴」,十一、二年(1638 - 1639 年)「鬥米三百文,計銀一錢七、八分,識者憂之」,十五年(1642 年) 春「時錢值日落,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文銀五兩,計錢一十二千有奇」。
順治三年(1646 年)「鬥米幾至千文」,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文銀三兩。」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二兩,珠米每石九錢,白米每石價一兩耳。」也即是說,如以銅錢計,崇禎時十年間米價上漲了十倍,銀價上漲了五倍。
鑑於糧價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即便加上戰爭及災荒因素,也較同時歐洲物價上漲的「三到四倍」更為嚴重。尤其是白銀和銅錢比值的變化。白銀和銅錢比值在短短幾年內出現如此大的波動，不可能與當時進口白銀驟然下降無關。
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寫道: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這裡的通貨膨脹是針對銅錢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
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極大災難。在1635 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以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
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大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 年到1640 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乾旱和洪澇接踵而至。
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 年到1634 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40 %。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捲入了17 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三吳向為出口貿易區的中心地帶,亦為國賦之重點此刻已因外貿受阻及災荒頻仍而無暇自顧,因白銀流入而獲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來國家財賦「取諸東南,用之西北」的傳統做法也受到挑戰,蓋「東牆」既已窮絀,何以補綴「西牆」? 所以崇禎困坐深宮,成天為餉銀髮愁。
可以看出白銀進口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經濟的重大打擊，而且嚴重影響到了明朝的財政，使明朝的財政進一步惡化。但是白銀進口的驟然減少只是明朝經濟崩潰的導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明朝的財政，並打擊明朝的經濟重地，但這一切不能使明朝這一偌大的帝國崩潰。畢竟推翻明朝的農民起義是在帝國的西北爆發的而不是東南。
那麼西北的農民起義爆發與白銀有何關係呢?
西北的農民起義的爆發的原因很多如天災，官逼民反，生態環境。但往往忽視了白銀對西北的嚴重傷害。
明朝時白銀的主體從南方流人京師，從京師流人東北邊防，又從東北回流南方（當然，一路上不斷沉澱，成為達官貴的窖藏）。處於市場邊緣的西北、山東半島等地成了白銀所灌溉不到的蠻荒地帶。
作為傳統的粟麥作物區，這些地方的資源已被長期的歷史重負所耗盡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絲，而中國正是用絲綢和瓷器去換國外的白銀。這樣西北成了一個白銀灌溉不到的地方。
而一條鞭法實施後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徵收 。這使農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動局面，即使豐收之年也難免兇厄:「為納糧不得不以谷易銀。
而開徵太早，預向客(商)借，謂之揭谷，谷二十擔始得銀一兩;倘期滿不償，則各臺遠控，拖累無休。瀏陽之民折屋棄產，常妻賣子，殆無虛日失」 「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濱海之人，多言谷殘。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娜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何以故?則有谷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 顧炎武.亭林文集）
豐年都得賣妻子，稍遇災荒便難以活命了。這樣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在西北就絕非偶然了。
白銀還導致明末那空前的糧食危機。明末的糧食危機很多人歸咎於天災，但白銀在其中起的作用沒有引起關注。對於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 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 跨區域的方向發展, 特別是在江南地區, 比如松江地區, 隨著國內外對於棉布的需求, 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和棉布貿易。
這應該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這對國家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有著「蘇杭熟，天下足」美稱的江南糧食生產成了問題了。在17世紀40年代, 即使在豐收的年份,南直隸（指安徽和江蘇地區, 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 一條鞭法實施之後, 還要用銀兩來繳納賦稅和地租, 償還貸款。
這些當年曾經是自給自足的地區, 現在突然發現它的糧食供應必須依賴跨地區的貿易。而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 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可能造成糧食危機。
這樣一來有天災造成的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糧食的市場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被證明無法抵禦糧食危機, 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 在糧價騰貴的災荒時期, 你有錢也買不到糧食, 其中以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
根據黃仁宇提供的資料,1640 年代, 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 大批的人餓死, 許多豪宅低價出售而無人問津。
因為白銀大量的流入中國，使明朝東南地區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同時也使得原來作為天下糧倉的地方要靠跨省調糧。
這使明朝始終面臨糧食危機的風險。而崇禎年間的天災使糧食危機成了現實。而於此同時，白銀進口驟然減少，使東南地區的經濟遭受重大打擊。
而帝國的西北因長時間沒有白銀的灌溉，而卻需要用白銀繳稅，這導致西北的農民的負擔大大增加，最後由天災為導火索，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帝國的東南和西北同時出現了極為嚴峻的問題，再加上東北後金（清）的軍事壓力，大明帝國最終走向了崩潰。大量的白銀流入給明朝帶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也給明朝帶來了挑戰。而明朝面對白銀提出的挑戰只是消極被動的接受，忽視了貨幣安全和糧食安全，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好好發展起來，最後帝國反而走向了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