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劉洋，山東大學（威海）副教授，長期關注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史。本文節選自他的論文《休謨的保守主義理性觀》（詳見《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二期），已取得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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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激進主義是現代性政治某些方面的畸變的話，那麼藉助於更具前現代色彩的神學資源來與之對抗，便成為某些理論家的適宜之選。故而，我們能夠看到，在現代西方思想史上，保守主義往往與宗教背景、宗教意識有著種種不解之緣。從胡克對清教革命的批判到當代政治哲學大家施特勞斯、沃格林對現代性政治的反思無不遵循此種思路。
宗教保守主義從神學，更確切地說從基督教的教義出發，論證人類的道德和智識永遠是不完滿的，從而對激進主義所表現出的衝動、自負，試圖在人間建立美好天堂的衝動形成某種超驗的遏制之維。
休謨的保守主義顯然不是這種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休謨不僅沒有藉助神人對照來凸顯人的渺小，沒有引述原罪論來論證人在倫理上的缺憾，反而對宗教本身報以一種懷疑主義的立場。休謨的保守主義是建立在世俗性的基礎上，是通過對作為激進主義思想淵藪的啟蒙理性的理論反思來構造其保守主義基礎的。
通過經驗主義的方法論，休謨認識到理性的地位、邊界與局限，為人們揭示出一個不同於啟蒙理性的理性形象。正是在此意義上，哈耶克將休謨歸為「反理性主義」的傳統，並自認為是其在現代的傳人。如果說啟蒙理性所內含的自足、抽象與規範性與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具有某種內在關聯的話，那麼休謨所認識到的具有條件性的、漸進的、工具性的理性則直接構成其在政治上主張中庸、審慎的哲學基礎。休謨的保守主義很難說是拋棄理性的，他並不是如尼採、伯格森、弗洛伊德般的全然反理性主義者。然而，休謨所認同的理性，又是具有特殊內涵的，與啟蒙理性迥然不同的理性。啟蒙理性往往導致某種人們對改造社會的無限嚮往，而休謨的理性則更多地指向人的無能與有限。在這個意義上，休謨可以被視為現代世俗保守主義的肇始。
休謨將理性內嵌與習慣之中，為理性賦予時間感，為尊重歷史與傳統提供系統辯護。啟蒙理性是儘可能將自身與外部加以隔絕的理性，是儘可能擺脫條件限制和時空差異性的普遍理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啟蒙理性是非歷史、非時間性的理性。秉承這種理性的行動者，往往標榜為「白手起家」的創業者，總是試圖擺脫既往的羈絆與束縛，從而能夠在全然不受汙染的白紙上勾勒美好的藍圖。保守主義往往針鋒相對，崇尚傳統，維護歷史延續性。然而，保守主義對傳統的維護往往是反應性或者是應對性的，常常缺乏對其理論基礎做出必要的澄清和系統的論證。這事實上對保守主義政治主張的接受性和解釋力造成了某種傷害。
而休謨則恰恰是一個為高度系統性、邏輯思維異常嚴密的思想家。休謨從哲學心理學的角度徹底顛覆了啟蒙理性存在的基礎。休謨認為所有理性都要建立在習慣的基礎之上。而習慣無非是事務恆常結合在心理形成的一種自然傾向。時間是習慣形成的必要條件，時間意識成為休謨思考理性問題不可迴避的一個重要前提，而這正是啟蒙理性中所欠缺的。通過對時間維度的關注，休謨將理性放置於前後相繼的歷史脈絡之中。
在休謨的思想體系之中，時間的演進與流變對理性認識過程和認識結果具有莫大影響。而時間對理性的這種影響並非直接的，而是通過傳統、習俗、偏見這些中介因素髮揮作用的。故而，理性的思考過程不僅不是清除歷史、傳統、偏見的過程，而是一個必然要在沉積和積澱之上展開的活動。理性的運作是在歷史的維度中展開，理性不僅不是歷史與習俗的敵人，反而需要歷史與條件的支撐。休謨指出我們每一代人「幾乎沿著父輩們的道路，踩著父輩為他們規劃的腳步」。我們能夠看到，與啟蒙哲人動輒改天換地、告別傳統的「豪邁」氣勢不同，休謨總是對習俗與傳統保留這溫情與敬意，休謨總是珍視歷史的遺產，休謨總是對破壞歷史延續性的行為表現出譴責與批判。
休謨在對理性觀重構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解政治的視角從「應然」到「實然」的轉變，這成為後來保守主義的重要特徵。休謨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自然法盛行的時代。人們相信通過理性能夠把握外在於人類的，由上帝或者自然所締造的永恆法則，進而根據這些法則規範人類行為。這一邏輯在最終結果上包含著一個從「應然」把握「實然」的內涵。故而，我們能夠看到從霍布斯到洛克，從伏爾泰到盧梭，人們儘管對於自然法的內涵理解多有分歧，然而，從應然視角審視現實政治的內在邏輯是高度一致的。現實政治作為被批判、被審視的對象，而這種批判、審視的基礎是由自然法所引伸出的抽象原則。
然而，休謨通過瓦解啟蒙理性的基本假設，從中攔腰將這種「應然」視角斬斷。有限的理性是否能夠勝任這種發現「道德律令」的重任是十分可疑的。退一步而言，即使我們能夠發現這些永恆的道德法則，這些法則是否應該被人們所尊奉也是值得探討的。因為人類行為並非理性的結果，而是激情的產物。
在對道德問題的探討中，休謨明確表明「認識德是一回事，使意志符合於德又是一回事」。這也是休謨所宣稱的不能從「是」推出「應該」的本意。而休謨對理性的探討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還原人類行為的實然基礎，從應該如何行為的考慮轉換為「能夠如何」行為的思考。當然，這並非意味著休謨在倫理價值上是虛無主義的，而是說休謨認為「可欲」的行為必然是建立在人類「可能」行為的基礎之上。人們事實上如何思考，如何判斷佔據了休謨政治研究的中心位置。因此，我們不難理解，休謨會認為「一條在思辨中可能看來對社會最有力的規則，在實踐中可能發現是完全有害的和毀滅性的」。
惟其如此，休謨對他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政治保持了距離，對黨派政治抱以容忍，在政治服從上面引入心理機制的解釋，在判斷政治價值的準則更多是出於效用的考量而非與原則的符合，能夠發現對偏離理念教條的現實政治予以同情和維護。從歷史來看，休謨所開拓的從實然審視政治的視角，成為後來保守主義批判理性主義與激進主義的一貫立場。這種保守主義被認為具有某種社會學（sociological）思維，總是試圖「將政治實踐位列於政治理論之上」。休謨審視政治的視角轉變在柏克對自然權利的駁斥、託克維爾對文人政治的批判和奧克肖特對意識形態政治的反思中得到持續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