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日本中部大學副校長辻本雅史（Tsujimoto Masashi）應邀在上海大學人文學院做了一場演講，辻本雅史教授專治日本教育史、思想史，此次講座題為「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與教育——關於知識傳播媒體的構想」，本文系講座的整理稿，限於篇幅，內容有刪節。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辻本雅史人人學認字：江戶時代的文化新氣象江戶時期，日本有幾位比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山崎闇齋（1618-1682）是確立了日本朱子學傳統的一位學者，但他從未出版過自己的專著，僅用口述的方式向自己的弟子傳道。現在有很多人都是通過山崎闇齋流傳下來的演講記錄來研究他的思想。山崎之後的一代學者名叫伊藤仁齋（1627-1705），是一位徹底批判朱子學的學者。他雖然撰寫了許多著作，但大都沒有拿去出版。雖然他的著作未能拿去出版，但他一生都在為其著作進行修訂。之後要介紹的是我的「朋友」貝原益軒（1630-1714），他以通俗易懂的日語來撰寫著作並且其著作得以大量的出版。雖然我研究的是貝原益軒，但要把他全部的著作都讀完還是相當費勁的。而石田梅巖（1685-1744）則是一名未接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普通老百姓，雖然他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但他卻認為自己擁有與孔子不相上下的思想覺悟，他相信自己說的話等同於聖人之言。他也是通過口述的方式傳播自己的思想。我更關注他們傳播思想所用的方式。山崎闇齋很明顯是在用「聲音」作為他思想傳播的媒體，而伊藤仁齋雖然撰寫了許多著作，但大多用漢文寫成。貝原益軒在撰寫時所用的是通俗易懂的日語。石田梅巖則是用淺顯易懂的話語來進行講解。每個人所使用的傳播媒體是不同的。在這樣的差異之下，呈現出的是知識的位相、社會脈絡以及歷史意義的不同。由於伊藤仁齋的著作沒有出版，所以在當時只有他身邊懂漢文的人才有可能讀到。而貝原益軒的著作則廣受歡迎，其留下的著作直至今日仍在出版供人閱讀。石田梅巖則以其淺顯易懂的講授方式在不識字的普通老百姓間得以傳播，可以說他的思想是一種面向民眾的思想，講究演講的技巧。所以說當我們關注思想的傳播媒體時就能夠感受到他們所呈現出的不同的社會意義。
最近我一直在主張的一個觀點——「媒體革命」。我認為在17世紀日本的江戶時期確實發生了一場「媒體革命」。簡單來說，17世紀的「媒體革命」的內容在於「文字與出版」的出現，很多民眾開始變得識字了。而隨著識字的人數增加，社會便進入到了「文字社會」當中。這在之前的日本社會從未出現過這種情況，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麼，為什麼日本會進入到「文字社會」？簡單來說，與當時日本社會的兩大政策有著緊密聯繫，其中一個是兵農分離，另一個則是石高制。
當時的地方政府會發布的一些文書，它們被裝訂成冊，所有政策、法令、規章制度都記錄在上面。就這樣，統治階級通過文字將規則制定成文，換句話說，那時候已經形成了靠文字來推動行政的這樣一種情況。如果不識字的話很容易就會觸犯法律，因此大家不得不都去識字。當時在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教小孩子識字的學習機構，現今的日本人都把當時的這類機構叫做「寺子屋」，但是我更喜歡「手習所」這個稱呼。隨著它的出現，日本終於首次誕生了專門教授孩童文字書寫的機構。與此同時，專業的教師以及教書的場所也得以出現。為了教小孩子寫字，還制定了統一的書寫規範。正是書寫規範的統一，使得生活在日本東北地區的人與生活在日本西南九州地區的人通過筆談交流毫無障礙，但要是見面交談的話還是會有很大差異的。這在中國想必也是一樣的，比如北京人與廣東人用方言交流也是很困難的，但用文字交流便完全沒問題。從結論上來說，在江戶時期終於形成了一個均質的、共通的文字文化。
帶你讀經典：大眾讀物的出版熱潮「媒體革命」的另外一個組成部分為出版的興起。江戶時期，日本有一個總體的物品流動趨向，用米作為稅金上交，再將收集上來的米在大阪換成錢，這使得大量的貨運船隻頻繁穿梭環繞於日本列島的各條航線上。因為江戶時期還有「參覲交代」這樣一個制度，所以陸地交通也很發達。日本列島全境人與貨物的流動進而也帶來了貨幣、信息的流動，因此這是一個頻繁流動著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文字社會的誕生推動了出版業的發展。在日本，出版早在8世紀的時候就已經小規模出現，但是當時的出版並不是商業出版。商業出版正式出現在17世紀30年代左右的京都，50年後在大阪普及，再之後的50年才在江戶普及。從這樣一個情況就可以反映出出版文化真正紮根於日本社會的一個經過。社會也在這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知識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轉變，知識景象煥然一新。因為進行的是商業出版，所以書籍刊物可以大量的流通至市場作為商品進行出售。換句話說，知識、信息都變為了商品。比如在當時學習儒學的文書大多是從中國傳入的漢文典籍，雖然江戶時期奉行鎖國政策，但大量的書籍還是通過長崎傳入了日本。這是因為當時亞洲的知識中心地就在中國，中國當時最新的知識都藉由承載知識的媒體——「書本」傳入日本國內。但由於傳入的數量很少，價格很高，當時能花高價購買這些少量的書做學問的人也寥寥無幾。但當日本開始進行商業出版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出現了在日本本土印刷出版的書籍，我們稱之為「和刻本」。而之前那種從中國傳入的書籍被稱為「舶來書」。例如《四書大全》就是在17世紀30年代出版的，《朱子語類》則是在1668年出版的。由於是在本土進行出版印刷，價格上就要比舶來書便宜許多。這樣一來，能夠接觸到書籍的人就不僅限於原來那些擁有特權的知識分子了，普通老百姓也一樣可以讀到。所以說出版的盛行使得日本學術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以朱熹集注的《論語》為例，日本不僅有朱熹的版本，還有中村惕齋的《四書示蒙句解》以及毛利貞齋的《四書集注俚諺鈔》這樣用通俗易懂的日語為入門者所編寫的書籍。這也就意味著文化進入了一個大眾化的時期，舉例來說，像是《浮世草子》這類的戀愛小說便在這一時期得以問世。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故事雜談，比如說《平家物語》、《太平記》等。這些著作在江戶時期出版之前並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流傳的，而是通過聲音與表演代代相傳下來的。它們都是到了江戶時期隨著書本的出版才變得廣為人知。因此，到了江戶時期，原本通過聲音承載著的知識開始使用文字作為傳播媒體。而像《徒然草》、《伊勢物語》、《源氏物語》、《萬葉集》等從平安時代流傳下來的日本古典作品在最初都不是通過文字出版流傳的，特別是作為日本文學的驕傲為世界所知的《源氏物語》是在1000年左右寫成的，但在那個時代由於出版尚未普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作。雖然我們不清楚當時有多少人閱讀過原作，但現今我們能看到的文本都是手抄本，並沒有大量出版的痕跡。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當時真正讀過這幾部作品的人只有極少的一部分。但到了江戶時期，這些作品均得到了出版，以書籍的形式與大家見面。當時對於像朱熹的《論語集注》這樣難以理解的書有很多註解的版本，不同學術背景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去進行註解，比如有佛教的註解版本，儒學的註解版本，甚至還有喜好和歌的文人所註解的版本。所以古典作品真正大規模地被民眾閱讀還是發生在江戶時期，我們可以說日本古典文學的成立起源於江戶時期。正是因為出版的出現，日本的這些古典文學作品才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了日本的古典。
我認為文字與出版在江戶時期成了承載知識的兩大媒體。我想這在歐洲也是一樣的，但歐洲走在了日本的前面。現在的新媒體革命可以說是繼17世紀江戶時期之後的第二次媒體革命。承載著這些媒體的近代學校教育可能在接下來會面臨許多危機。這個危機具體表現在現在很多日本的年輕人基本上不會去讀書，即便看也只限於漫畫、動畫之類。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出版業也有走下坡路的傾向。日本負責出版學術著作的出版社中最有名的便是巖波書店，但如今連巖波書店的業績也大不如前。
名家的成才之路：如何理解聖人之學江戶時期，傳播知識的文章都是用漢文寫成的。如果不是用漢文寫成的文章就不會被認為是有學識的文章。而在江戶時代中後期，西歐的學術知識也傳到了日本，當時有許多用荷蘭語書寫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在中國被翻譯成漢文後才傳入日本，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文構成了日本當時知識的迴路。那麼，江戶時期的知識分子是通過怎樣的手段來掌握漢文的呢？答案是他們會讓孩子自小通過「素讀」的方式來習得。讓還不怎麼會識字的7、8歲的孩子跟著老師誦讀《大學》、《中庸》等漢文古籍，由老師一對一地指導學生讀音。雖然都是漢文，但誦讀時採用的是日語的讀法。一般十分鐘教一位學生。據說貝原益軒在小時候一天可以學會一百個字。即便頭腦再不靈敏的人，在反覆誦讀中也會記住這些文字。比如說在十分鐘教一個人讀一百個字，這個人即使在課後也要反覆練習誦讀，因為老師會在之後一個人一個人地進行檢查，如果你讀不出昨天學習過的內容，學習將會重複到你可以讀出為止。這種訓練方式就叫做「素讀」。如《四書》共計有52800字，若按一天一百字來算的話，大約需要花費500多天才可以掌握。當然加上中間還要有的休息時間的話，大概需要花費一年半的時間才能讀完。所以，當經過這樣身體化的訓練後，學生們似乎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當一個人說出書中某段的上半句時，下一個人便可以流暢地接出下一句的內容。可以說通過「素讀」這種訓練方式，書的內容已經完全印刻在人的身體當中。我把這種過程稱為「文本的身體化」。一旦完成素讀這個訓練，基本上任何漢文都可以通讀下來了。雖然閱讀時所用的是日語的讀法，但它也與當時日本日常交流所用的日語不同。這是因為這種讀法是為了方便背誦而誕生的。大家都知道《論語》記錄的是孔子所說的話，通過素讀，《論語》中的內容就會化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所以也就可以說孔子的話與自己說的話能夠融為一體。而當一個人讀完中國所有的古籍時，他便可以脫口而出中國古代聖人所說的話語。大家平時肯定是用中文在思考的吧。我們在思考時也是需要運用到語言，思考活動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活動。而儒學家就是通過這樣的訓練來鍛鍊出運用中國古代聖人的話語進行思考的能力的。這些儒學家不僅可以用漢文進行自由寫作，還可以用漢文去思考，所以他們養成了以漢文為前提的思考模式。孩子們經歷完素讀之後，還會經歷一系列的學習過程。其中一項被稱為「會業」，大致類似於現在的研討會，由不到20歲的學生們聚在一起分成不同小組進行討論。因此學習的方法實際上是與思考方式密切相關的。
我剛才也提到，不同的思想家所用的是不同的知識傳播媒體。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山崎闇齋及其學派。江戶時期的朱子學者都是通過閱讀明代的注釋書來理解朱子學的。因為當時鎖國政策下日本人無法留學至中國，而明朝也很少會派人到日本，那怎樣去學習儒學呢？在當時從中國傳來了大量由高中科舉之人撰寫的關於四書五經的注釋書，而江戶時期的學者便是通過這些書學習朱子學。而山崎闇齋則對這種學習朱子學的方式抱有很大疑問。朱子學主要表現的是「理」的思想，理學思想是非常縝密複雜的，這些注釋書對於理學思想做出了很多種解釋。但朱熹本人則是自己體會到了這種思想，想要理解理的話不能僅通過文字來解釋，而需要切身體會，山崎闇齋也正是注意到了這點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此外不可忽視的是，山崎闇齋的思想也受到了佛教中開悟的影響。所以山崎闇齋學習朱子學的方法便是直接閱讀朱子本人撰寫的作品，而不去參考後人的註解版本。他認為通過這種「體認自得」的方式，可以領悟到從文本中表現不出來的朱子的真正思想，而他所說的話語可以等同於朱子的話語。因此，他的門徒對他的話深信不疑，記錄下了他的每一句話。闇齋的話語具有很強的特權色彩，他在講述朱子學理論時採用的是一種非常形象、具體、通俗並且帶有感官色彩的方式。時而表現激烈，時而嚴肅，時而沉靜，他是在調動全身細胞來向學生演繹授課的。因此他的學生在記錄老師的學術理論時也一併記錄了他的肢體動作。即便在闇齋去世很多年之後，由他的學生整理出來的講義筆記也一直流傳了下來。山崎闇齋之所以給自己取名為「闇齋」，經常穿紅色的衣服，用紅色做書的封面，都是受到了朱子學的影響。
荻生徂徠則非常討厭山崎闇齋。徂徠做學問的方式是直接閱讀古籍原典，在否定朱子學的前提下創建出了一個獨特的知識體系。他認為朱子學理論中有一些說法是錯誤的，朱子在一味地創建理學體系中對部分內容做出了錯誤的解釋。而我們需要回歸到孔子的思想當中去學習儒學，因此我們要去閱讀孔子讀過的書籍。而孔子讀的不是《四書》而是《六經》。即便我們同孔子所使用的語言不同，但在閱讀時所看到的內容是一樣的，因此如果可以的話用中文誦讀會更好，而如果直接用日語去誦讀的話則可能會出現錯誤的解釋。荻生徂徠認真學習了中文，但當他與偶爾來到日本的中國人交流時，發現語言完全不通。這是因為徂徠當時學習中文的老師大都是從揚州、寧波來到長崎的中國商人。我相信肯定是因為方言的原因導致徂徠沒有學好中文。當然對於很多學者來說學習中文並不現實，便退而求其次先利用素讀的方式進行學習，之後將文中的句點去掉後進行默讀。只要不出聲用日語讀文本，單用眼睛讀書的方式是與中國古代人讀書的方式一致的，就能夠確保讀到正宗的原版。所以他把這種讀法稱為「看書」。
由此，在讀書的問題上，有聲音和文字兩大形式在進行對抗。山崎闇齋代表的是聲音這一派，而荻生徂徠則是文字這一派。所以山崎闇齋與荻生徂徠的對立不僅僅體現在思想體系上，實際上他們所用的知識傳播媒體也是不同的。荻生徂徠正是通過「心志身體」的方式達成了知識身體的內在化，建立了徂徠學。日本江戶時期的思想在當時很少能夠傳至國外，而徂徠學是一個特例，它以其獨特的思想逆輸出至中國及朝鮮，對中國清朝的學者也有一定的影響，對當時朝鮮半島的儒學發展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朝鮮有名的儒者丁若鏞就受到了徂徠學的影響。
江戶時期的儒者不出聲閱讀的速度非常快，他們每天可以花兩小時讀完漢字100頁，字數大約在2萬字左右的漢籍。若是發出聲音去讀的話是絕對達不到這個速度的，但當時年輕的儒者在日記中記錄下了這種閱讀方式。我把這種閱讀方式稱為「掃描式閱讀」，而江戶時期的儒者都是這樣用眼睛一行行掃過去來進行閱讀的。
接下來我想介紹一下貝原益軒。貝原益軒一生寫了非常多的書，但是從學術研究這個層面來看他的建樹並不是很多。他除了少量的學術類書籍外，大部分都是一些隨筆，絕對算不上是經典的古典研究。但他寫了很多實用類的書籍，比如他寫的《大和本草》便是日本本草學的一個經典。李時珍撰寫的《本草綱目》對於中國醫學來說是一本經典之作，日本的很多醫生也有參考此書進行學習。但是《本草綱目》中記載的都是中國的藥草，有些在日本是採集不到的，所以貝原編寫了日本版的《本草綱目》，也就是《大和本草》。他甚至在《大和本草》中提到由於日本人身體比較弱，有些藥草的使用量需要減為中國人的一半。貝原在70歲之後特別愛寫一些面向大眾的，稱為「訓」的書籍，比如他寫的《和俗童子訓》就是一部關於育兒的書籍，主要針對的是幼兒、兒童到青年期不同階段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大和俗訓》則是教導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的一部書籍。《養生訓》則顧名思義，是一部教人如何長壽的書籍。除此之外貝原還寫了很多相關的書籍，這些書直到今天還有人在閱讀。所以貝原書籍的受眾群體是普通的老百姓，他的書不針對有志於學術的群體，而針對於那些對知識有些許興趣的一般大眾。我們在對江戶時期大眾的藏書進行調查時發現，很多人在家中都會收藏有貝原益軒的書。可以說貝原搭上了出版普及時代的順風車，出版了大量面向大眾的讀物。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幾乎沒有人從思想家的角度高度評價貝原益軒的，因為他沒有寫出任何一本能夠媲美荻生徂徠的著作，也沒有用漢文出版過書籍。但是他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則是非常巨大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貝原益軒在當時是真正對社會做出了貢獻。如果我的這位好友貝原益軒泉下有知的話，一定會感謝我幫他做了這麼多的宣傳。他最終活了80多歲，是一位非常認真卻有些不太好相處的人。
接下來我想介紹的是石田梅巖。他出身於貧農家庭，年輕時前往京都做一些底層勞動者所幹的活。但他有一顆熱衷於學習的心，當時在京都有很多儒學者在講學，他便時而前往旁聽。也就是說他不是通過讀書而是單用耳朵去聽來掌握知識的。他在常年勞動的過程中思考問題並結合旁聽到的知識終於令他開悟，這個開悟過程經歷過兩次。他認為開悟之後的自己能夠與身處2500年前的孔子心靈相通。他認為孔子是聖人，孔子的心定與天地相通，而一般人只要努力都可以達到與天地互通心靈。他認定自己就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真正掌握了真理。當時一些主流儒學家都是通過閱讀漢文古籍來學習儒學的，雖然石田無法讀懂這些經典，但他一直認為自己的心是與聖人之心相通的，而文字理論只能傳達出聖賢真正內心的一部分，即便不去閱讀文字也可以成功理解聖人之心。雖然人們崇拜能閱讀經典的學者，但在石田看來他們只是在掉書袋而已，他們並沒有做到言傳身教。石田認為真正的方法在於將知識通過口述的方式傳給大眾， 所以他便在家門口擺放講桌免費進行授課，然而並沒有很多人來聽。雖然最初沒有多少聽眾，但由於他一直堅持講學，慢慢還是收到了一些被他的熱忱所打動的弟子。石田的弟子當中有一位名叫手島堵庵（1718-1786）的商人十分有名。他認為即便老師已經去世，他的思想仍應傳承下去。而又因為他們的受眾群體是不識字的一般民眾，所以應該採取講述的方式進行傳播。他在講述的過程中插入大量的故事段子來吸引聽眾，收穫了眾多粉絲。雖然他講述的內容並不高深，但很是有趣。手島在講述中還吸收了「落語」的表演形式，發明了「道話」這種演講方式。通過弟子手島「心學道話」的發明，石田梅巖的思想很快傳遍了整個日本。通過知識傳播媒體的轉換，在導入演說的方式下，思想得到了最大規模的傳播。雖然山崎闇齋運用的也是講述的方式，但他的受眾群體僅限於自己的學生，所講的內容也是高深的朱子學理論。而「道話」則採用通俗的語言進行講述，即便不識字的一般民眾也可以聽懂，因此它的發展規模越來越大，輻射到全國各地，甚至一直持續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江戶幕府感受到了手島堵庵的影響力和這種方法的有效性，曾請他的弟子前來為官員講學。不僅是幕府，連地方的大名也先後請手島的弟子為民眾進行演講。為政者總是在考慮怎樣才能治理好百姓，而他們發現 「心學道話」可以部分解決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的思想史研究中，有很多學者都認為石田梅巖的「道話」所講之物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它意味著思想的墮落，水平也越來越低。但是如果我們從知識傳播媒體的角度來看的話，就可以看到他的特殊之處及其帶來的貢獻。
辻本雅史與上海大學歷史系師生媒體革命與近代教育近代學校是靠文字和出版來傳播知識的。日本近代學校制度在最初是參考法國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在建成之後僅花費了50年左右的時間就趕上了西歐當時的學校水平，可以說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蹟。但從媒體的視角來看，無論是文字還是出版都早在江戶時代已經出現。如果只看內容的話，出版印刷的書籍從豎著書寫的漢文變成了橫著書寫的文字，所以大家都認為明治時代相較於江戶時代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時代。但從媒體的視角來看便可以看出其中是具有一貫性、連續性的。當時日本的就學率甚至達到了90%，從媒體的一貫性來看，達成這樣的成就並不奇怪。而在近代知識的制度化下就誕生了大學，大學被稱為近代知識的一個頂點，而圖書館以及書籍印刷則成了知識的一個象徵。而現在，處於第二次「媒體革命」當中的我們可以發現支撐著近代知識的媒體已經開始發生轉變。我認為這是近代知識結構的一個危機，也是大學的危機，從江戶時代延續了400多年的文字社會或許即將迎來解體。作為一名大學人，面對在「媒體革命」開展的當下呈現出的危機，我不禁開始思考我們知識與思想的未來將何去何從。我想，這個問題可能將要交給年輕一代來解決了。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