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蔡美兒在《華爾街時報》發文，支持布雷特·卡瓦諾獲得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她還透露了一個信息：自家大女兒蔡思慧（英文名Sophia Chua-Rubenfeld）目前就在卡瓦諾辦公室工作。
很多人在蔡美兒2011年出版《虎媽戰歌》後，對其兇殘的教育方式（完全禁止看電視、約會和在外過夜；彈不好琴就燒了毛絨玩具；不允許任何一門功課學習成績低於「A」；學校戶外活動時間要求孩子練琴）印象深刻，蔡美兒甚至寫道，老大蔡思慧4歲時給媽媽自製了一張生日賀卡，因為嫌它看起來太潦草，她將卡片扔到女兒臉上，要她重做一份。
蔡美兒與丈夫和兩個女兒
很多人因此推測她家的兩個女兒將會受到嚴重心理傷害。但看起來這兩個孩子茁壯成長：蔡思慧2015年從哈佛畢業，獲得哲學和梵文雙學位，2018年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現在在大法官辦公室工作，並計劃成為陸軍檢察官；蔡思聰（英文名Louisa Chua-Rubenfeld）現年23歲，2018年從哈佛以GPA3.9的高分畢業，獲得藝術史學位，目前在紐約某公司任分析師。
更重要的是，兩個孩子始終堅持捍衛父母的教育風格，而且被身邊的朋友們評價為親切、溫暖、獨立的年輕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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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讓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人」
老二蔡思聰清楚地記得，媽媽是在何時開始寫《虎媽戰歌》一書。
小時候的蔡思聰和媽媽
她被要求每天練習6小時小提琴，少女時代的她並不能接受這種安排，「如果我可以選擇在拉幾個小時的小提琴，和跟朋友一起看電視之間做選擇，我當然不會選擇前者。」
在這種高壓之下，她在與家人去俄羅斯旅行的途中狠狠地發洩了情緒。在一家咖啡館裡，她打碎了一隻杯子，吼道：「你為什麼不明白？我討厭小提琴。我討厭我的生活。我恨你，我恨這個家！」
蔡思聰回憶起那次事件的後果。「我覺得我媽媽更震驚，因為對她來說，這感覺像是壓力和鬥爭的頂峰。我想她就是在莫斯科時開始寫這本書的。」她說，自那以後，媽媽對她和姐姐的態度事實上就有所緩和，所以《虎媽戰歌》並不是一本宣揚育兒理念的書籍，更像是蔡美兒的回憶錄，這當中有事實，有自嘲，有反思，也有懺悔。
後來，她繼續練習小提琴，在高中獲得了全A的成績，提前被耶魯和哈佛大學錄取，她最終選擇了哈佛 （理由是爹媽都是耶魯法學院的教授，她不想在耶魯周邊的酒吧碰到家長，否則畫面太尷尬）。
她說，雖然從小到大母親都貼身緊逼，甚至周末要開五六個小時車送她去紐約學小提琴，但自從她一進大學，父母就開始徹底放手，連她選了什麼課都不知道。在第一學期，她對一篇關於康德絕對命令的倫理學論文感到恐慌，寫了幾稿仍然不滿意，躺在浴室裡崩潰大哭時給媽媽打了個電話。
「她對我很嚴厲，」她回憶說。「她說，『振作起來，你知道你能做到。離開浴室，開始寫起來。』」
她的這篇論文最終得了A。
在蔡思聰看來，正是母親的培養令她為大學和成人生活做好了準備。「到了哈佛，我感覺自己不再是最棒的學生——這裡的每個人都是天才——但我從來不會有失落的情況。相反，我比其他人都更有信心，因為我知道我的努力工作一定會帶來回報，這正是我媽媽這麼多年向我灌輸的核心價值。」
在哈佛時，她擔任Sab俱樂部的主席，該俱樂部的前身是Sabliere Society，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只允許女性參加的俱樂部，在她的領導下開始歡迎男生加入。
她說：「人們想當然地認為，虎媽式教育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因為家長不會給孩子那麼多的表揚，但我覺得我比其他人更有信心，因為我的自信是自己贏得的。」
「我一定會成為一個虎媽，」她說。「這不是一件壞事。有時候這只是意味著你真的相信你的孩子。」
「嚴格的教育迫使我更加獨立」
她的姐姐蔡思慧也曾反覆提起，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並未剝奪她的自尊和自信，她曾在自己上傳的視頻中說：「我媽媽讓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對我寄予了厚望，並相信我有能力完成，這讓我更為自信。」
雖然她直言有這麼一位母親並不是什麼輕鬆愉快的事，但正是父母的教導鼓勵她一直追求完美。就比如4歲那年她做的生日卡，「這張卡確實做得很爛，我只花了30秒就塗完了，甚至連鉛筆都沒有削。如果我真的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媽媽不會把它扔到我臉上。」
讀高三的時候，蔡思慧報了一門軍事史選修課，任務之一是採訪一個經歷過戰爭的人。她知道，她如果採訪祖父母，在這門課上一定能獲得好成績，畢竟「他們關於二戰的童年故事我已經聽過一千遍了。」但在蔡美兒得知女兒的小心思後說，「索菲亞，這是一個學習新東西的機會。而你在走捷徑。」最後，蔡思慧選擇採訪了一位以色列傘兵，「他的故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要把那次經歷歸功於我媽媽。」她之後打算進入陸軍，便與這段經歷有關。
蔡思慧說，很多人指責虎媽培養出了不能獨立思考的機器人小孩。她自己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嚴格的教育迫使我更加獨立。」
此外，她也不斷聽到別人批評說，虎媽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狹隘的眼光，但蔡思慧認為，父母是在教她追求知識本身，追求生活的意義。
在父母的啟發下，她發現：
「我想，大部分人都希望過一種充實的生活。什麼是充實？這意味著你知道，你已經把你的身體和思想都推到了自己潛能的極限。當你疾跑的時候，當你練了幾個小時的鋼琴曲終於在你的指尖下彈出來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當你突然想到了一個改變生活的想法，當你獨自做一些你從未想過你能做到的事情時，你會感覺到它。」
權威式的養育更高效？
當虎媽戰歌奏響在美國時，不僅蔡美兒一家人備受非議，連華裔或者亞裔家長也跟著受到牽連。直至今日，亞裔學生都因此被打上了「讀死書」的烙印；亞裔家長就更不在話下，似乎是一群罔顧兒童和青少年福利和尊嚴的惡魔（我去學校開家長會時就曾幾次強調我不是虎媽，孩子在家中非常幸福，也會支持學校各種非學術類遊戲和集體活動）。
有意思的是，在亞馬遜上評論這本書的華裔美國人對這本書的評價遠遠低於其他族群。事實上，有心理學家做了個簡單的分析，發現40.5％的華裔美國人給它打出了一顆星的最低分。許多華裔美國讀者討厭這本書，因為它讓他們想起了自己曾經的童年生活，他們認為這是虐待，也是終生難以擺脫的陰影。他們強調說，正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們並沒有這麼撫養自己的孩子。
然而蔡美兒女兒的回應與發展，似乎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這對虎爸虎媽，一個是第二代華人移民（蔡美兒的父親蔡少棠被譽為「非線性電路理論及細胞式神經網絡」之父，每天工作到凌晨三點），一個是第二代猶太裔移民，二戰時曾經流離失所。
蔡美兒曾明確表示，她害怕「代際衰落」：第一代移民努力立足，第二代（就比如她和丈夫）成為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負責辛辛苦苦賺錢，到了第三代就開始浪費祖上產業。所以她與丈夫的成長過程雖然不同，但都信奉勤勞的美德，並希望將凡事做到極致的價值觀灌輸給下一代（雖然灌輸的過程有時與虐待只有一線之隔）。
在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多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魯大學經濟學家法布裡齊奧·茲利伯蒂(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新書《愛、錢與養育：經濟學如何解釋我們養育孩子的方式》中，他們將父母分為三類：寬容型、專制型和權威型。
寬容的父母重視想像力、獨立和自由；專制的父母重視服從和控制；權威型父母希望通過塑造價值觀並與之進行推理來影響孩子的選擇。
作者發現，宗教人士更有可能成為專制的父母，他們期望服從並相信體罰。
而最有效的父母是「權威型」。他們給予孩子高度的支持，也會相應對孩子提出較高的要求和較多的規則。他們用邏輯推理來說服孩子做有益於他們的事情。他們不是要求嚴格服從，而是強調適應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獨立性。
也就是說，以德服人，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和擺事實、講道理，讓孩子了解行為與後果，接受家長的價值觀和建議，但具體的學業發展、社會實踐，他們鼓勵孩子自己獨立完成。從這點來看，蔡美兒似乎可以勉強歸為這一類，或者遊移在專制和權威型的中間。
權威型父母似乎最能成功地幫助他們的孩子獲得現代育兒的聖杯：大學和研究生學位。作者使用多年來跟隨數千名美國青少年的國家研究數據，發現「權威型」父母的後代更有可能從大學和研究生院畢業。即使排除了父母的教育和收入幹擾，結果也是如此。權威型母親的孩子獲得大學學位的機率達34%，而寬容型母親的孩子大學畢業率為30%，專制型母親的孩子為24%。
好處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在一項英國研究中，由權威型父母撫養的孩子表示自己的健康狀況更好，自尊程度更高。而美國的研究發現，他們不太可能使用毒品、吸菸或濫用酒精；他們發生首次性行為的年齡較大，也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
多普克認為，權威型父母雖然看似事無巨細（要求孩子學習樂器和運動項目，監控其社交圈，對學習成績有嚴格要求），但他們逼迫其孩子的程度不會比他們的前輩更瘋狂——他們只是在回應他們所處的環境。多普克和他的合著者發現，當國家更加不平等時，父母就會變得更有進取心。學歷帶來的更高回報意味著更瘋狂的父母。
眼下的美國肯定處在這種瘋狂時代。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2017年對美國人恐懼心理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擔心「未來沒有足夠的錢」。而恐慌與焦慮，像蔡美兒那樣擔心一代不如一代，會促使父母們陷入一場零和的軍備競賽。
如何適度放手
這似乎提示著：在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家長會採取權威式的教養方式。
但就像蔡美兒的例子一樣，嚴厲過了頭便是專制，蔡家兩個女孩足夠堅韌，所以虎媽有機會培養出虎女，可是萬一孩子天性較為脆弱敏感，父母極高的期望和極其嚴格的管理也許就會壓倒一棵幼苗。
另一方面，關心和保護過了頭，又可能會製造出巨嬰，如同哈拉·馬拉諾(Hara Estroff Marano)在她的著作《懦夫之國：侵入式教育的高昂成本》中所說的那樣，心理學家目前正在治療一類全新的病人，這種病人無法應對正常的挫折，比如失業或者買不起最新的電子產品。更糟的是，這些曾經受到過度保護的成年人有時會表現出自殘和其他暴力和/或反社會行為。
關於這一點，最新鮮的證據便是美國近期披露的一起涉及近50位名人的舞弊案，家長們為了幫孩子考高分、送他們進名校，不惜賄賂數十萬美元。有部分涉案學生表示，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真實的考試成績，真心以為自己在SAT考試中發揮優異——家長對孩子的保護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
為人父母，我們對孩子的牽掛，可能直至死方休。但我們可以少做點，讓他們偶爾摔個跟頭，但同時確保在他們需要幫助時，我們可以及時伸出援手。
那麼，一個慈愛（但不溺愛）、信任（但不盲目樂觀）、溫情（而非動輒打壓），同時又能確保孩子儘可能發揮潛質的教養方式該怎麼做呢？
這裡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你適度放手，培養更為自立的孩子。
少做建議
當你的孩子遇到問題的時候，比如在學校裡有同學表現得不那麼友好，不要衝動地給出建議。花一點時間來體會孩子的感受。當孩子們相信，自己的情緒受到了大人的重視時，他們就有了為自己辯護和解決問題所需的材料。
問問他們想做什麼
在你感同身受之後，問你的孩子，「你想怎麼做？」如果孩子回答「我不知道」，也不用氣餒。
一旦你的孩子至少有了一個想法——「我能告訴老師嗎？」——一起設想在那之後會發生什麼。在這個交流過程中，你可以鼓勵他或她為一個問題想出多種策略和結果。
這是適應力的核心：在面對結果之前先預測，並做出最實際、最有效的選擇。
如果你的孩子什麼都不想做，那又該怎麼辦？這有時候也沒問題，「什麼都不做」也是一種策略。
學會拒絕孩子
當他們尋求幫助時，問問自己：他們有能力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嗎？我的參與是否有助於他/她的學習和成長？我能找出一個他們自己可以採用的小步驟嗎？
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有一天，我發現娃自己負責整理書包時忘了帶一份數學作業，而這份作業恰恰非常重要，是要計入學期成績的，我知道她一定非常希望我能幫忙送下作業，但我也想讓她承擔後果。所以我的做法是掃描了她的作業，發郵件給老師，讓老師對她目前的水平心中有數，但請老師繼續按照作業未能準時上交的標準程序予以處理，這也就意味著她一學期的成績都無法保持在滿分。從那以後，她就給自己做了一份清單，每天按單子檢查自己該帶的文具作業是否都帶齊了。
讓他們成為決策者：培養判斷力
布置孩子做家務時，如果他/她問你自己做的怎麼樣，用另一個問題來回答。比如問：「你覺得怎麼樣？床鋪好了嗎？盤子還滑不滑？明天早上準備穿的衣服是不是全都放在床邊了？」
這個問題培養了決策的判斷力。當你的孩子長大後，她會經常面臨這樣的情況：她必須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並為自己做決定（「這是我能寫的最好的文章嗎？」「這個派對對我安全嗎？」）。儘早練習運用自己的判斷能力，會讓她在以後的重大決策中學會有所權衡。
說來說去，這還是有槽一直以來的觀點：一時一刻的成績不重要，培養自立、自信、心智成熟的人，才是家長的長遠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