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事隨筆】
□書評人 雷淑容
朱純深譯《自深深處》和孫宜學譯《獄中記》。
一百多年來歐風東漸,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學名著總是跟某個翻譯家聯繫在一起,遠一點的,如翻《尤利西斯》的蕭乾,譯《堂吉訶德》的楊絳,翻莎士比亞的梁實秋,近的,如翻瑪格麗特·杜拉斯的王道乾,譯博爾赫斯的王永年……但有的作家和作品就沒這麼幸運,雖然譯者多如過江之鯽,但稱得上經典的卻少之又少。比如米蘭·昆德拉和卡爾維諾的小說,學者譯過,小說家譯過,可難服眾口;再比如王爾德,百多年來不知驚動多少才子大家,譯禿多少生花妙筆,到頭來翻譯界卻一派寥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唯美主義風光不再,恐怕還是筆力不逮。王爾德曾經說:「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是由一位詩人執筆,否則沒有哪個譯文可以說能充分地傳達出我作品的色彩與節奏。」
可詩人也未必有這種自信。華語世界「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的余光中先生,文筆何其旖旎酣暢,當年譯《不可兒戲》卻誠惶誠恐,說途中「五步一關,十步一寨」,「身為譯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絕處逢生。」因此,他也只染指了王爾德的兩齣喜劇:《理想丈夫》與《不可兒戲》。另一個曾經翻譯王爾德作品的詩人兼劇作家田漢,他翻的《莎樂美》,雖曾名噪一時,但也很快被時代淘汰。
王爾德的這句話出自他在監獄中寫給同性戀人波西的一封長信。波西也是詩人,他曾經試圖把法文原版的《莎樂美》翻譯成英文,卻被王爾德指出犯了不少小學生般的錯誤,結果兩人大吵了一架。王爾德在信中提及這件傷心事,是為了向波西說明自己的用心良苦。這封信寫於1897年,被視為王爾德在戲劇、詩歌、小說之外的唯一一部寫實的散文作品,但它被整體地翻譯成中文,卻比其他作品晚了七八十年———其中原因,只為他那「在本世紀不敢說出名字的愛」———幾乎在這封信誕生一百年後,也就是王爾德逝世百年之際,才由內地學者孫宜學先生譯成了《獄中記》。我讀到的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版本,十年間,這個版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幾乎就在同時,另一個譯者朱純深也在著手翻譯此信,他將標題擬作《自深深處》。
孫宜學版的《獄中記》,雖也可稱為全本,但書名並非譯自原文《De Profundis》,而且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擅自將全文分成了17個小節,又給每節增加了一個小標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這樣隨意的肢解,整體的節奏和風貌便不得不走了樣。王爾德的文風,一向是節奏分明的,五步一亭,十步一閣,處處灑落著修辭的珍珠。余光中說,王爾德構思遣詞的目的主要在表達意念,而不在情感和感性。而這封長信卻恰恰相反。翻開英文版的原信,王爾德式的華美文風撲面而來,依然是錦心繡口,依然是才思閃電,妙想奔泉,但這次,他一方面哀怨沉痛,一方面深情纏綿,一方面心如止水,一方面又心旌搖蕩,一方面雞零狗碎,一方面則高屋建瓴,一方面苦口婆心,一方面又顧盼自得,王爾德可謂披肝瀝膽,盡情盡興。換句話來說,王爾德的情感表達決定了文章的私密性和親暱性,而王爾德驅遣文字的能力又決定了它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如何用中文之美還原英文的文字節奏和情感色彩,種種曼妙幽微,須如余光中所說———縱使才高八鬥,也要精益求精,才能修成正果。
孫宜學與朱純深都不是詩人,而是學者,一個是同濟大學教授,一個為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將兩個版本與原文對照起來看,很有意思。朱純深的講究和謹慎隨處可見,比如他在序言中談到對標題的翻譯,如何從拉丁文,從《聖經》,從歐陽修《蝶戀花》,從當代流行歌詞,以及從音律和情感等因素考量,最終把書名定為「自深深處」;再比如原文開頭,對於單詞「myself」的翻譯,最終放棄「我親自」而譯作「我自己」,最細微的語素變化,精確地表達了王爾德的小心翼翼,使情人之間的語調更加妥貼,真實可信。
綜觀全信,說的都是戀人間雞毛蒜皮的小事,表達的又多是怨氣,王爾德的措辭非常口語化,所用詞語信手拈來,既簡潔又講究,既悽愴又深情,詞與詞之間有小幅度的跳蕩頓挫,韻律十足。這種語感,孫宜學和朱純深譯來卻大不相同。
比如:As I sit here in this dark cell in convict clothes,a disgraced and ruined man, I blame myself.
孫譯:當我這個恥辱的被摧毀的人,穿著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裡,我譴責我自己。
朱譯:坐在這黑牢裡,囚衣蔽體,身敗名裂,我怪我自己。
又如:when suddenly, unbidden, unwelcome,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fatal to my happiness you returned.
孫譯:但就在這對我的幸福來說至關重要的情況下你又回來了,突然地,事先一點招呼也沒打,就不受歡迎地回來了。
朱譯:而這時,突然之間,不召自來,不請自到,在我的幸福生死攸關的情形下,你回來了。
相比之下,孫譯偏重口語化,但有些繞口;朱譯則追求語詞的文學性和語感的跳躍性,同時簡明、緊湊、勁道。凡此差別,貫穿全書。王爾德式語言的特點,最顯著的是以簡馭繁的功力、化腐為奇的智力以及片言斷案的魄力,處處機鋒犀利,警句逼人。每每會心處,讓人稱奇。
記得七八年前看《獄中記》,既吃驚於王爾德的蝕骨深情,又感動於他的無情剖白,孫宜學先生的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自己常常迷醉於他那種火一般的激情,和對自己痛苦靈魂的赤裸袒露,並會時時慚愧自己的譯筆無法完美地表達出王爾德真實的內心……」他還說,「原信就像是優美絕倫的散文,若讀不出這點味道,那是因為譯者才力不逮。」而今讀到《自深深處》,再次震驚和感動之餘,覺得朱純深先生的那句話說得特別好:翻譯永遠讓人處在心智的發展中———這就是翻譯的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