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告別了她漫長的一生，享年101歲。這位經歷過蘇聯十月革命、「肅反」時期和中國「文革」的世紀老人，傳奇的人生讓人唏噓不已。本期蘭臺君為讀者朋友們帶來的這篇文章是李莎對中共高層人物的回憶以及與李立三的自身遭遇，邀請大家一起閱讀其傳奇人生。
李立三與李莎
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告別了她漫長的一生，享年101歲。這位經歷過蘇聯十月革命、「肅反」時期和中國「文革」的世紀老人，傳奇的人生讓人唏噓不已。
李莎，原名葉麗薩維塔·基什金娜（ELIZAVETA KISHKINA），1914年3月20日生於俄羅斯薩拉託夫州的一個貴族家庭，1931年在莫斯科印刷技術學校畢業後，自願赴蘇聯遠東工作，在海參崴加入蘇聯共青團。1936年與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李立三結婚。同年考入莫斯科外語師範學院法語系，1941年畢業，在蘇聯外文出版社工作。1938年蘇聯肅反擴大化期間，李立三受冤入獄，李莎努力營救。1946年李莎隨李立三來中國定居。來華後，李莎一直從事教學工作，先後在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執教。1964年她加入中國國籍。「文革」中，李立三被迫害致死，李莎也受到株連，後被平反昭雪。
晚年的李莎平靜地生活在北京。2010年3月28日，在李英男的陪同下，我來到了李莎家中。當時，96歲的李莎與女兒李雅蘭生活在一起，她依然閱讀俄文報刊，更願意說俄語。
李莎是李立三的第四任夫人，陪伴李立三度過了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一生。在李莎與李立三的後代看來，李莎是「為了愛情的遠行」，雖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終身無悔。「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開始，你會改變什麼？假如有這樣一種按鈕，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對這樣的問題，李莎的回答是：「我不會按這個按鈕，也不願改變什麼，這是肯定的。這是命運，命運就是這樣安排的。在我走過的人生路上，我沒有邁錯步，沒有做過任何虧心事，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在1986年7月，李莎寫給胡耀邦的信中，李莎說：「我知道中國有『結草銜環』之說，這是表示一個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懷著同樣的感情，將於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獻給立三同志的祖國（也是我的第二故鄉）。」
雖然李莎參加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俄語版審訂、《周恩來選集》俄語版審訂，但是與中共高層的交往並不密切，李立三因為「立三路線」早已淡出了核心權力圈，而中蘇交惡又讓蘇聯人李莎處境尷尬。
不過，這並不影響李莎對中共高層人物的觀察，尤其她在文化背景上的差異，讓這種觀察更耐人尋味。作家王蒙曾講述過李莎的一個小故事，「李莎說立三與她在文化上的差異。立三自己搶先上了公共汽車，李莎氣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來，令人失笑。」
毛澤東的舞步
中共高層在遷居中南海之後，李立三經常去開會或者看望老朋友，李莎陪同看望了朱德、劉少奇、林伯渠、李富春、蔡暢等人。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為高級幹部舉辦舞會，護士和文工團的女演員前來伴舞。中共領導幹部跳交際舞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延安窯洞時期。在1930年代末，美籍醫生馬海德的夫人帶來第一部留聲機，開始在自己的窯洞內組織小型舞會，並教會了毛澤東跳舞。
李莎說，毛澤東的舞步獨特，腰杆筆直，表情嚴肅，聚精會神地帶著舞伴伴隨著音樂節奏慢悠悠地走動著，始終保持著立正的姿勢，一隻手還在上下擺動，仿佛在指揮樂隊。朱德也有軍人風度，嚴肅認真，不過是原地前後踏步。周恩來在舞廳中則顯得十分嫻熟，移步換形，遊刃有餘，想和他結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長隊。「在蘇聯，一般都是男性請女性跳舞，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性如此主動地邀請男士跳舞，覺得有些不習慣。首長們坐在沙發上，不慌不忙地交談著，而那些姑娘則成群結隊地在周圍轉悠，形成一個包圍圈，一有機會就湊到跟前，笑眯眯地拉著首長跳舞。」
1950年代初，中南海懷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禮堂，經常為中央領導辦文藝晚會，上演最多的是京劇演出，因為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劇種。
臨近開場，禮堂側門悄悄傳進話來：「主席來了，不要鼓掌！」於是，禮堂裡觀眾席低頭耳語相互轉告。毛澤東邁著大步走向前排就坐，全場一片寂靜。「這的確讓我暗暗吃了一驚。在蘇聯，人們總是習慣以雷鳴般地歡呼聲和掌聲來迎接領袖的出現。」
有一次，毛澤東走進大廳，坐在李立三夫婦的前一排。休息時，劇場燈亮，看見李莎的大女兒李英男，說：「啊，小外國人也來了！」。後來，毛澤東看到上一二年級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書籍，說同齡的中國學生難以掌握如此多的漢字，他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上以此為例說「文字改革勢在必行」。
江青從輕柔到僵硬
相比偉大領袖毛澤東，李莎對江青則沒有好印象。
文革結束後不久，全國聲討「四人幫」，有知情人說：「江青與李立三關係密切，經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到1950年，李莎的確與江青有過一段交往，「我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陳述歷史，決不能因為江青後來成為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成員，就任意醜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說成是窮兇極惡的妖婆。」李莎說。
學俄語是中共建政初期是時尚。經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薦，李莎去擔任江青的俄語老師。李莎解釋說：
「我之所以被選中，一是俄語是我的母語，又有一定的教學經驗。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許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輛勝利牌轎車接李莎前往中南海豐澤園，前往菊香書屋給「第一夫人」上課。李莎回憶說：初見江青，她給我留下了一個有教養、善於交際的良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動作像貓一樣輕盈，有一種誘人的魅力。她講話的聲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對方。應該說，江青這個學生還是比較聰明的，有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門口時，總是用剛剛學會的詞語與我道別。沒有多久，我們的課程就結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實際的原因是她對俄語的興趣已盡。我教江青完全是義務的，江青後來託林利向我轉送了一套貼花臺布作為酬勞。
1966年夏，李莎在電視上再次看到江青時，「她的嬌柔、輕盈已全然不見，目光冷酷，聲音僵硬，有時簡直是在歇斯底裡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潑婦相。」 李莎說最不能原諒的是江青對孫維世的迫害：江青將孫維世列入「仇人」名單，給她戴上了「蘇修特務」的帽子，由於報私仇，把孫維世定為「關死對象」，而最大的「證據」就是她經常和我們一家來往，並替我們搞一些話劇演出的門票。
葉群能說，林彪很悶
1946年春，李立三重返闊別15年的祖國，便馬上到延安向中央匯報，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向他們講述了他在蘇聯的遭遇。中央安排李立三去哈爾濱參加東北局的工作。
據李莎回憶——
在哈爾濱，我們住在中東鐵路職工小區。我們這一幢只有五間房的住宅，除我們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衛和秘書也住在這裡，同我一道從莫斯科回來的林利和孫維世也暫住在我家，他們二人合住一個單間。沒有多久，她們倆便奉命去延安了。林利見到父親林伯渠，非常高興，希望留在他身邊，但一心想回哈爾濱參加話劇團工作的孫維世說服了她一起返回東北。
按原計劃，她倆應取道北平重回哈爾濱。但幾個月過去了，卻只見林利一人獨自返回，我問她：「孫維世呢？為什麼她沒回來？」林利不高興地說：「你還問我！還不是立三不讓她回來，把孫維世給氣壞了。」這種回答真叫我驚愕，忙問來龍去脈。
原來，林利和孫維世在北平逗留期間收到了時任東北解放軍對外聯絡部李立三所籤署的一份電報，稱孫維世絕對不得再回哈爾濱。「什麼樣的電報？」立三聽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從來沒有籤署過這樣的電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預料的一樣，這封電報完全出自林彪夫人葉群之手。林彪在蘇聯期間曾追求過孫維世，葉群對孫維世一直懷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這種手段。
林彪、葉群也住在鐵路職工小區，和我們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個人住時沒有專門的廚師，林彪便吩咐家裡的廚師為他做飯，並派人送過去。我到達哈爾濱的第二天，葉群就帶著小女兒來看望，此後就經常來我家串門，我有時也禮節性地回訪。葉群殷勤地與我交往的目的不過是想找我練練俄語，提高一下口語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學過一些俄語，到了哈爾濱就更加感到俄語的重要。應該承認，葉群是比較聰明的人，學習外語的悟性也不錯。為了學習俄語，她還託我給她介紹了一個俄僑女傭，但林彪不喜歡這樣做，這名俄僑女傭很快便被辭掉了。
在我記憶中，葉群家裡總是亂糟糟的，他們有很多勤務兵，家裡卻到處是厚厚的塵土，似乎無人打掃。房子本身的建築質量雖不差，但走進去總覺得很不舒適，仿佛是身處一座久無人居的宅子，完全沒有家庭的溫馨。葉群進城後，換房上了癮，光是在哈爾濱的短短幾年時間內就搬過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裡面的氣氛始終未變，一直保留著兵營式的樣子。在家裡，葉群儼然是最高司令，頤指氣使地對服務人員發號施令：「遞過來，快點！」「把東西拿過來，我不是跟你說了嗎！」我聽著覺得很不舒服。
有時葉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氣氛也是比較沉悶的。葉群一個人在聊天，林彪則緊鎖雙眉，不苟言笑，很難聽到他說話。每次見到他總覺得他有一種惶惑不安的感覺，好像他內心有什麼不高興或不滿意的事情。這種情緒是否是衝著我來的呢？這種猜測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後來才聽說林彪本來就是這種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隨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開國大典，我也應邀在禮賓臺目睹了這一盛事。那天，天安門周圍很安靜，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慶典開始。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有幾十萬人，一片肅靜，突然不知從哪兒竄出一隻小狗從王府井那一側跑出來，穿過整個廣場。大家都喊了起來，快抓住它，這是蔣介石在逃竄，大家一叫，小狗嚇得跑得更快了，後來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把這件事寫進了他的報導中。
康生文雅，曹軼歐寡言
1959年廬山會議上，康生宣布郭紹唐是蘇修特務，認為當年郭紹唐來華是有任務的，要求斷絕同郭紹唐的來往。除此之外，康生還放出風聲說，李立三的老婆是蘇聯籍，有裡通外國的嫌疑。
李莎回憶說——
我們和康生在柳克斯公寓是近鄰。我和立三住在81號，他和老婆曹軼歐住在84號。從外表看，這對夫妻很不般配。康生身材細瘦，高高的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裝束講究，舉止文雅，完全是一副西化的知識分子派頭。他不僅熟悉中國傳統文化，對歐洲藝術也十分感興趣。在他個人的收藏中，包括了俄羅斯特列嘉柯夫畫廊、法國羅浮宮等一大批世界級博物館所珍藏的名畫畫冊，十分豐富而珍貴。他的老婆曹軼歐是個其貌不揚、少言寡語的婦人。我一直納悶，究竟是什麼紐帶把這兩個人扯到了一起？
在莫斯科，康生身居中共代表團第二把手要職，僅次於王明。平時，只見康生鞍前馬後地追著王明[1]轉個不停，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儘管王明地位顯赫，被不少人捧為「領袖人物」，但立三心中有數，從不對他唯唯諾諾。中共代表團有什麼事，也是康生出面找立三，王明是不肯輕易露面的。從表面上看，康生對立三的態度還算客氣、溫和。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達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訴，「她同我結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終和我一致，沒有過任何不好的表現。到中國來也已經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進步，逐步認識我們黨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偉大，對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事業是非常熱愛的。」
周恩來親自找李立三談話，提出建議：如果李莎不願離婚，就一定要轉人中國籍。「我想開了以後就去辦理加入中國國籍的手續，這個事情從1962年到1964年用了兩年時間辦成了。」
國籍問題的解決只是一時緩解了我們這個國際家庭在當時的處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鬥，是機關內部的一次小範圍內的批鬥會。這次，華北局的「造反派」聽從戚本禹「對李莎不要客氣」的指示，把李莎和立三一起揪到「批鬥會」上。
從此，北京城流傳著李立三、李莎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針對李立三的批鬥也從小範圍的內部檢討，逐步擴大規模。於是，他給毛澤東寫信，進行最後的申訴。
李立三對《批鬥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聯絡站公告》進行了回應：「這些捏造的罪狀決不是群眾的意見······有人說，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開始是不相信的，現在想如果沒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麼能成立這麼大的聯絡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這個公告而批准了的話，這真是抹煞歷史，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給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加以莫須有滔天罪行，這真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我雖然犯過一些錯誤，沒有做出什麼成績，但總是儘自己的力量，為黨的事業多少做一點工作。我絕沒有什麼陰謀把戲來反對什麼人；我從來沒有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我從來沒同任何反黨集團有過任何關係，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絕沒有幹過裡通外國的罪惡行為。因此，我認為這種對我的鬥爭，和聯絡站的公告是一點也不公正的，一點······」
「信寫到這裡，就突然中斷了，這封沒有寫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離開人世以後，我搜查遺物時才發現了它。」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裡謝世。據說,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死在送往北京醫院的路上……多年後，李莎才看到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遺書:：
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去辯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請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坎坷之後，難得平安。」 李莎最後說。
來源：鳳凰網歷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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