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是指遭受到同齡人各種形式的攻擊，區別於來自父母或其他成人、兄弟姐妹或社區成員的侵害。[1]青少年同伴侵害現象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世界性問題。2017年1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全球校園欺凌的報告顯示，全球每年有2.4億青少年因為各種原因遭受校園欺凌。國內學者對我國學校欺負行為的研究表明，16.5%的小學和初中階段的青少年經常受到同伴的欺負。[2]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22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9.4%的受訪者都經歷或目睹過校園欺凌事件。
同伴侵害對青少年有多方面的消極影響和危害，包括情緒與心理—社會性適應、學校與學業適應、網絡成癮問題，甚至是健康問題等。受到欺負的青少年可能會有更高水平的身心症狀及內化症狀，如抑鬱和自殺意念；還更可能表現出外化問題行為，如多動症、違法犯罪和身體攻擊等。可以說，對那些備受欺凌的青少年來說，學校就像戰場，他們常常經受著恐懼的折磨。正因如此，同伴侵害的預防與應對問題日益受到研究者和教育者的重視。
同伴侵害與青少年心理適應性
20世紀70年代，Olweus最先讓大眾看到發生在青少年之間的攻擊現象的嚴重後果。隨著研究領域逐漸從攻擊實施者轉移到攻擊受害者，大量研究開始關注同伴侵害經歷對於個體帶來的心理適應性問題，包括焦慮、攻擊等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等，這些問題嚴重損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甚至導致少數受害者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一）同伴侵害與青少年內化問題
內化問題主要是指青少年經歷的一些不愉快或消極的情緒，包括抑鬱、焦慮和退縮等。許多研究者調查了同伴侵害與內化問題之間的關係。大量研究結果發現，受侵害者比一般青少年有更多的消極情緒、更嚴重的抑鬱症狀[3]，他們通常感到孤獨和焦慮[4]，甚至在小學時期就有自殺的念頭。Hanish和Guerra以及Snyder等人以低社會經濟地位的高危青少年群體為被試的研究發現，同伴侵害對內化問題具有長期預測作用。國內學者紀林芹和陳亮的研究表明，11歲青少年的同伴侵害（主要為關係侵害）能預測內化問題等適應結果。[5]而新近一項從青少年到成年的追蹤研究同樣發現，同伴侵害的增加會預測內化問題的增加。[6]
（二）同伴侵害與青少年外化問題
外化問題主要是指違反道德和社會行為規範的行為，包括攻擊、反抗、盜竊、逃學和藥物濫用等。[7]由於受侵害經歷使青少年的社會認知能力、人際交往受到影響，對同伴產生敵意性認識和歸因，因此受侵害青少年也會使用攻擊行為來保護他們自己，對抗同伴的欺負。大量研究驗證了同伴侵害會導致青少年的外化問題及其他問題行為的結果，如受身體侵害和關係侵害的經歷能夠預測青少年的身體攻擊、關係攻擊以及行為不良。[8]一些縱向研究顯示，先前的同伴侵害經歷能夠預測青少年日後的反社會行為或外化問題。[9]國內學者紀林芹與陳亮的研究表明，9歲的同伴侵害（主要為身體侵害）能預測外化問題等適應結果模式。[10]
（三）同伴侵害與青少年病理性網路遊戲使用問題
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普及，尤其是智慧型手機的廣泛使用，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當前青少年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和娛樂的工具，同時對網絡過度和不合理使用，即病理性網絡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也成為青少年群體日益嚴峻的另一心理適應性問題。PIU是指在沒有明顯成癮物質情況下的上網行為衝動失控，表現為由於過度上網，導致個體明顯的社會和心理行為功能的損害。[11]其中病理性網路遊戲使用（pathological online game use，POGU）是PIU最流行的亞型，有調查表明，我國PIU青少年80%～90%屬於POGU。因此，探究青少年POGU是對PIU進行有效預防和控制的依據，然而當前該領域研究非常缺乏，亟待充實。[12]
在諸多影響青少年PIU和POGU的因素中，同伴侵害是最為重要的風險因素之一。網路遊戲對同伴侵害具有顯著的心理補償效應，在網路遊戲中青少年可以通過發洩的形式，緩解同伴侵害的不利影響，也可以建構新的人際關係獲得情感慰藉，還可以藉助遊戲中角色扮演來重獲自信。[13]德國學者Strittmatter等人的一項研究顯示，4.8%的被試表現出網癮症狀，其中52.3%青少年曾有過同伴侵害經歷（38.7%為口頭侵害，19.8%為身體侵害，34.1%為關係侵害）。另外，國內研究者也發現同伴侵害與青少年POGU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14]
同伴侵害應對、歸因與青少年心理適應性
越來越多研究發現，同伴侵害給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後果不盡相同，即某些青少年比另一些青少年有更嚴重的後果，不同的青少年也可能經歷不同類型的後果。而探索同伴侵害與適應性問題之間的中介機制有助於更好地解釋同伴侵害後果的這種變異性。其中青少年的侵害應對和對於侵害經歷的歸因是可以對此作出解釋，更好地了解受害者心理後果水平的兩個重要中介因素。
（一）侵害應對與青少年心理適應性問題
低水平的應對自我效能可能影響青少年的適應性，且可能在同伴侵害與心理適應性問題之間起中介作用，其重要程度有所區別。認知層面的應對效能，如避免自責和避免受害者角色應對效能，可能對於受害青少年的社會焦慮和抑鬱影響更重要。而行為層面的「前攝行為」自我效能也可能減少內化症狀。另一個行為層面的應對自我效能，即避免攻擊行為，則可能會減少受害青少年的外化症狀和POGU。
大量研究表明，消極認知在維持內化症狀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5]個體陷入消極思考，如自責以及無法控制消極想法，最終導致更多的焦慮和抑鬱症狀。Singh與Bussey發現，缺乏「避免自責」侵害應對的自我效能是同伴侵害經歷與抑鬱之間的中介因素，在受侵害後，如果更傾向於自責，會使受害青少年感覺抑鬱，並擔心受到同伴的拒絕，即社會焦慮。
此外，受害者消極歸因的思維模式可能阻礙或減緩青少年從壓力性事件中恢復的速度，而「脫離受害者角色」的侵害應對可以克服這類思維模式，它使青少年將注意力集中到積極歸因，同時避免侵害經歷成為他們自我意識的定義性特徵，而這類能讓自己進行自我增強型思考的個體可能會有更好的適應性發展。
青少年在受到侵害後的心理消極後果還受到他們行為反應的影響。那些不認為自己能積極有效處理侵害經歷的青少年可能會有絕望感、缺乏控制感及無力感，而這些都與抑鬱相關。另外，對自己主動應對侵害的能力沒有信心的青少年還可能更害怕受到同伴的拒絕，因為他們擔心同伴會因為他們無法保護自己而給他們貼上很弱的標籤。因此，「前攝行為」侵害應對（如衝突解決和尋求支持）的自我效能可能是同伴侵害經歷與內化問題之間的中介因素，即低自我效能與更多的社會焦慮和抑鬱等內化問題相關。
「避免攻擊行為」應對的自我效能可能影響青少年受侵害後的外化反應。和普通青少年相比，受害者可能表現出更高水平的反應性攻擊、憤怒、情緒調節困難和報復，而用攻擊行為應對同伴侵害可能使他們有更大的風險產生非適應性結果，甚至加劇侵害[16]。另外，由於大部分網路遊戲涉及暴力打鬥情節，因此在控制攻擊行為方面，自我效能較低的受害者還可能更沉迷於可發洩攻擊性情緒的網路遊戲中。綜上所述，低水平的避免攻擊行為自我效能可能與更嚴重的外化問題和POGU相關。
（二）同伴侵害歸因與青少年心理適應性問題
根據Crick和Dodge的社會信息加工模型關於青少年應對同伴侵害時的認知機制的解釋，機制中步驟之一是青少年對線索的詮釋，即歸因。這一步驟被認為很重要，因為這種詮釋可能影響青少年對同伴挑釁做出反應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則可能影響其心理適應性結果。涉及心理適應性問題，主要有兩種歸因風格被較多研究：敵意歸因偏差（即責怪同伴）和消極歸因。受侵害的經歷容易使青少年對同伴產生敵意性認識和歸因；同時同伴侵害還可能使青少年產生批判性的自我歸因（即自責），影響其社會認知和人際技能，從而導致青少年產生抑鬱、孤獨等內化問題。
同伴侵害影響青少年心理適應性的機制
青少年對侵害經歷的歸因及應對與同伴侵害及其社會—適應性後果均有密切關係，因此應該始終將對於同伴侵害與適應性後果之間關係的研究與對於青少年侵害歸因及應對的研究結合起來。另外，已有研究發現，歸因是應對的認知預測變量，因此在考慮應對的作用時，應該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系統的考察。
具體來看，歸因過程可能對於理解同伴侵害對青少年應對反應及後續心理適應不良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即侵害歸因過程可能是同伴侵害影響心理適應不良的中介。中介路徑可能是：同伴侵害經歷對青少年的歸因過程有影響，而歸因進而影響其侵害應對，最後影響其心理適應。也就是說，歸因可能解釋青少年是否因同伴侵害發展出不同應對效能，並導致不同心理適應性問題。
筆者運用問卷調查法對以上假設路徑進行了驗證，[17]考察了侵害應對和侵害歸因在同伴侵害與青少年三種心理適應性問題（內、外化問題和POGU）之間所起的中介作用，結果發現：不同類型的同伴侵害經歷分別對不同心理適應性問題有直接影響。
更重要的是，研究還發現，不同類型的同伴侵害經歷依次通過不同歸因方式和不同應對效能的中介作用影響不同的心理適應性問題。例如，受到直接社會侵害和間接社會侵害的青少年可能將侵害經歷歸因為「與同伴不一樣」的平行比較歸因，這種歸因使其更快從「受害者」這個身份定位中脫離開來，從而有助於減少其內化問題。此外，受到口頭侵害和間接社會侵害的青少年還可能會將侵害經歷歸因為與同伴「相互不喜歡」，這是一種同時包含他責與自責的水平比較歸因方式，這使得他們同時有更低的「避免攻擊行為」效能和「避免自責」效能，因此可能會有更多的適應性問題。同時，受到間接社會侵害的青少年還可能認為自己表現太好而引起同伴的嫉妒，這是一種具有優越感的帶有他責性質的敵意歸因，使得他們有更低的「避免攻擊行為」效能，不屑於約束自己的怒氣和攻擊性，因此可能有更多的適應性問題。另外，受到間接社會侵害的青少年還可能認為，自己行為不妥惹到同伴了，這是一種「行為自責」的自卑信念歸因，這使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加強約束，有更高的「避免攻擊行為」效能，從而可能出現更少適應性問題。除此之外，受到間接社會侵害還可能使青少年做出「個性自責」的自卑歸因，即認為自己不夠好，有這種歸因方式的青少年有更低的「避免自責」效能且更難從「受害者角色」中脫離開來，因此更容易出現內化問題。
幹預與教育啟示
基於同伴侵害影響青少年心理適應性問題中介機制的相關研究，對於同伴侵害幹預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如下啟示。
首先，同伴侵害經歷可直接導致青少年不同的心理適應性問題。如受到直接社會侵害的青少年可能會有更多的內化問題；受到同伴間接社會攻擊的青少年可能有更多內化問題和POGU；受到同伴身體侵害的青少年則可能有更多的內化問題和外化問題。由此可見，不同類型同伴侵害可能與不同的適應性問題相關，在幹預過程中需要加以區分。但總體而言，相對外化問題和POGU問題，內化問題是遭遇同伴侵害經歷的受害者更為普遍的消極結果，尤其值得教育者和家長關注；相對其他三個類型的同伴侵害，口頭侵害的影響更為間接，但同時可能表現更為隱蔽，不容易被家長和教育者發現。
其次，同伴侵害經歷可通過青少年對侵害的歸因和應對效能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不同的心理適應性問題。青少年的三種侵害應對效能感對其適應性發展具有保護作用，其中「避免攻擊行為」效能有助於減少所有三種適應性問題，「避免自責」和「擺脫受害者角色」效能有助於減少青少年內化問題。因此，家長和教育者應著重幫助青少年發展這三類應對自我效能，使其減少心理適應性問題的出現概率。
最後，青少年對同伴侵害的不同歸因對其適應性有不同的影響。
第一，對侵害經歷做出「自身行為不當惹對方生氣」這一「行為自責」的歸因，有助於提高受害者「避免攻擊行為」的應對效能，進而可能減少青少年適應性問題。因此引導青少年做出這一歸因可能會更好地幫助他們在受到同伴侵害之後減少適應性問題。
第二，「相互不喜歡」和「自己不夠好」這兩種歸因可能對青少年的適應性發展具有消極的影響。前者可能直接增加青少年內化問題，也可能降低其「避免攻擊行為」進而增加適應性問題；後者則可能通過降低「避免自責」和「擺脫受害者角色」效能進而增加青少年內化問題。
而另外兩種歸因方式，即「同伴嫉妒」和「與同伴不同」，對於青少年適應性問題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前者可能直接減少內化問題和POGU，也可能通過降低「避免攻擊行為」效能而增加適應性問題；後者可能直接增加內化問題和POGU，也可能通過提高「擺脫受害者角色」效能而減少內化問題。
為了使青少年更好地應對不同類型的同伴侵害，教育者應該引導他們做出有助於減少適應性問題的歸因，幫助他們提高各種應對效能。
本文探討了同伴侵害這一青少年群體中普遍的世界性問題，及其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機制，重點分析了侵害應對與歸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為相關幹預和教育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科學依據。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考察那些可能抵消同伴侵害歸因、應對影響青少年心理適應性問題的因素，以及可能調節它們之間關係的因素，為同伴侵害的幹預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具針對性的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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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姝君，廣東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
【來源：《中國德育》2020年第24期】
【責任編輯：孫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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