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了60多年後，仿佛在一夜間，松山被越來越多的人記起。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前後，每天都有數千名旅遊者來到這座位於滇西邊境、原本默默無聞的大山。狹窄的山道時常被數百輛汽車堵得水洩不通，當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幾十個交通協管人員來維持秩序。
這股突如其來的旅遊熱潮，是因為一部名為《滇西1944》的電視劇的熱播。電視劇的原型，便是1944年發生在這裡的松山戰役。
當年5月，為了打通中國抗日戰爭的生命線——滇緬公路，中日兩國軍隊在這座面積18平方公裡的大山裡廝殺了近百天。中國遠徵軍以傷亡7763人的代價，全殲據守的1300名日軍。這次勝利還有另一個非比尋常的意義，這是抗日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收復失地。
電視劇喚醒了人們對這塊舊日戰場的記憶。旅遊者們戴著旅行社統一定製的太陽帽，撐著遮陽傘，跟在手持小旗的導遊身後，在密如蛛網的交通壕、彈坑和掩體中穿行，並不時停下來拍照留念。
當然，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松山不僅是一處景點。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龍陵縣政府，組織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隊，開始對松山戰役的戰場遺蹟進行大規模普查。他們通過勘測戰場、走訪見證人、尋找史料、徵集文物等方式，試圖從各個角度來拼接和還原這場慘烈的戰役。
如今，隨著普查工作的展開與深入，人們訝異地發現，松山就像是一座還未找到現實出口的戰爭迷宮，隱藏著太多的故事與細節，太多的悲哀與感慨，太多的疑問與謎題。
陣地來松山的許多遊人，手裡都拿著一本名叫《1944：松山戰役筆記》的書，它被稱為「松山旅遊最好的導遊手冊」。提起這件事，書的作者，同時也是這次普查工作的總顧問餘戈「頗有成就感」。
餘戈的生活原本與松山沒什麼關係。他是北京某部隊雜誌社的編輯，平日裡就是一個軍史愛好者。在一次閱讀史料的過程中，他開始對松山產生好奇，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比較，這都是一場實力相差極其懸殊，結果卻出人意料的較量。
參加戰役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只是一個少佐(註：相當於少校)，而中方陣營中，僅將軍就有數十名，校官更是不計其數。
守衛松山的日軍大約1300人，其中有300多名傷員，沒有空軍，火炮很少；而中方參與戰鬥的部隊先後達到了5萬餘人，多半是身經百戰的老兵，士氣高漲，還有著絕對優勢的制空權與火炮。
日軍將松山稱為「中國大陸上最為遙遠的陣地」，他們在陌生的異國他鄉孤軍作戰；而中方動員了數千名當地民工，還有數百輛美式卡車通宵達旦、源源不斷地送來後勤補給。
可是，有著壓倒性優勢的中國軍隊，卻在松山上苦戰了近百天，中日雙方的傷亡比率高達6∶1，從軍事學的角度來說，可謂「慘勝」。
「總結歷史，不能總找些對你有利的東西，那叫哄自己開心」，餘戈說，「我想知道松山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中國人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2004年9月，餘戈第一次來到松山。當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陣地遺址出現在他面前時，這個現役軍人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從那時起，他先後4次造訪松山，將松山戰役近百日的戰況，一天天梳理出來，最終完成了這部包括880條注釋、34幅圖表、參考文獻達115部的45萬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來松山，完全可以體會餘戈當年的那種心情。
從Google提供的衛星地圖中尋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為參照物。當你找到橫跨怒江的惠通橋，在其北側緊傍的一座大山即為松山，這是當年滇緬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記者將其稱為「東方的直布羅陀」。
如今，在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各種戰壕、掩體、明暗火力點和地堡殘跡，隱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長的蒿草掩蓋，蜿蜒曲折，密如蛛網。許多陣地遺址稜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剛剛挖掘好。時間久了，你甚至會產生眩暈的幻覺，仿佛能夠嗅到某種硝煙、泥土與腐肉的混合氣味。
可以說，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存最為完整的戰場遺址之一。在這兒，戰爭的歷史與現實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於只要拿著當年中日兩軍的攻防地圖，就可以找到大多數地方。
根據史料記載，到1944年5月，日軍在松山的滾龍坡、大埡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黃家水井、黃土坡及馬鹿塘等戰略要地，修築了7個據點群，每個據點群均以數個最堅固的母堡為核心，四周又有數個子堡拱衛。
堡壘由3層結構組成，第一層是圓木，中間是30毫米的鋼板，最外層是盛滿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蓋上厚厚的沙土。日軍曾經做過試驗，用500磅的重型炸彈轟擊這些堅固的工事，內部人員只能感覺到輕微的震蕩。
守衛松山的日軍，是第56師團下屬的113聯隊。這些來自九州福岡的士兵許多出身礦工，他們用兩年時間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如同大型蟻巢。其龐大複雜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認：「就連我們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陣地的人也寥寥無幾。」
不僅如此，這支部隊還是日軍中的模範，在緬甸方面軍一年一度的軍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著步槍射擊、火炮射擊和負重攀登3項第一的成績。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餘戈承認道，「但作為一個軍人，我不得不尊敬這樣的對手。」
這樣的判斷，也得到了另外兩名中國軍人的認同。
2010年3月9日，為了辨清這些陣地遺址的具體形態與功能，餘戈特意請來了兩名軍事專家——昆明陸軍學院原副院長肖智林，國防大學工程兵學院野戰築城教研室主任施衛國。
這兩個人都參加過上世紀80年代的南疆作戰，對於陣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這片遺址，還是令他們時不時地發出驚嘆聲。他們把這片陣地稱為「軍事建築學上的傑作」，肖智林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即便是今天的解放軍，也未必能構築出如此標準的猶如教科書一般的陣地來。」
這天傍晚，普查隊一行人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輪落日，正緩緩從地平線上消失。這不禁讓餘戈想起，在許多日本士兵的回憶錄裡，都提到松山戰場上的「殘陽如血」。
「這些真實的陣地與場景，本身就有"戲劇性"，是任何影視劇編不出來的細節。」餘戈感嘆道，「當你把研究的視角縮小，總會發現歷史與現實間存在的種種巧合，這些相互交織的細節，特別打動人。」
死者很多年以後，戈叔亞依舊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松山戰場的陣地遺址時受到的驚嚇。
那是20多年前，出於對這段隱秘歷史的興趣，還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亞獨自來到了松山。當他精疲力盡地爬到山頂，猛然展現在眼前的場景，嚇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在那個有著溫暖陽光的午後，在那片寂靜無人的松樹林裡，當年的戰壕和彈坑清晰可見，上面長滿了茂密的野草。偶爾有微風吹過，野草微微晃動，戈叔亞仿佛看到，一個個正做著戰術動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撲來。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張張下山的路上，他甚至還產生了某種幻覺，腳下那些密如蛛網的戰壕裡，仿佛有著一具具戴著有飄帶的日本軍戰鬥小帽的骷髏，正伸出一隻只沒有皮肉的手，來抓他的腳。
戈叔亞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這樣演變成一場徹底的逃竄。
至今，這個現年56歲的雲南民間學者，已經先後來過松山30多次，他和餘戈一起，擔任這次松山戰場普查的顧問。在這座被炮火耕犁過無數次，浸透了近萬人鮮血的大山裡，他有著自己的感觸。
「因為我那樣丟人地逃跑過，所以我更可以想像，當年我們的父輩，迎著日軍堅固的陣地和密集的火力網，仰著頭衝上山時的心情。」他說。
的確，無論是參加過戰鬥的老兵，還是見證過那場戰役的鄉民，當他們向普查隊的工作人員回憶起那場慘烈的戰役時，死亡都是永遠的主題。
在那個年代，中國士兵的單兵作戰裝備十分落後，他們穿著粗布製成的灰色軍服，穿著自扎的草鞋，沒有鋼盔，雖然剛剛配發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數士兵在開戰前還不懂得該怎樣使用。
不僅如此，對於山地進攻作戰，中國軍隊也缺乏足夠的經驗。此時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擾中國軍隊向日軍陣地衝擊的，除了密集的火力、連綿不絕的鐵絲網和地雷陣，還有滂沱大雨和泥濘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楊德方，松山戰役時還是個年輕小夥子。他和許多當地農民一樣，為中國軍隊運送彈藥、食物，搶救傷員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記憶中，中國士兵在進攻時，似乎不懂得隱蔽自己，「洋號一吹，他們一窩蜂地叫喊著往上衝，日本人機槍一掃，他們像柴垛一樣一片一片倒下……」
不過，正如美國人說過的那樣，「中國士兵的吃苦耐勞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裝備和訓練，可以和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國軍隊顯露出了令人讚嘆的頑強與勇敢。
崔繼聖，是當年主攻松山的中國軍第八軍榮譽第一師第三團的代理副團長。老人向戈叔亞回憶，松山的許多陣地，都反覆經過多次爭奪，中國軍隊前僕後繼，付出極大代價。他的步兵團擔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務，戰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務後，僅存200多人。
崔繼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戰鬥，是團部組織了一支敢死隊，每人發法幣5000元，如果拿下陣地，再發5000元。在當時的昆明，一碗米線的價格是20元法幣。
錢用藍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隊隊員們把錢背在背上，流著眼淚向日軍陣地出發了。過了一陣，消息傳來，敢死隊佔領了陣地。隨著後續部隊上去的崔繼聖，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
鈔票和包錢的小藍布包撒滿了整個陣地，雙方士兵的屍體層層疊疊，許多扭在一起廝打的士兵還在呻吟和蠕動。活下來的士兵，在不斷地踢打日本人的屍體，甚至用槍託砸，用刺刀扎，一個士兵扎著扎著，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殺死了。
在清理戰場時，士兵們還發現了一具日本軍官的屍體，躺在一個炸開的地堡裡，一臉絡腮鬍子，雙手綁著繃帶，右腳的大腳指頭，還緊緊地扣在一挺機槍的扳機上。人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邊，注視著這個可怕的對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當看門人的洪紹坤，當時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訓練教官。松山戰役結束後，司令部派他和幾個參謀到前線，清點和收集松山戰鬥中繳獲和剩餘的軍用物資，並及時上報。
老人向戈叔亞回憶，車子還沒有到山腳，一股濃烈的屍臭味就撲鼻而來。一個戰鬥部隊的軍官帶著他們，沿著大埡口部隊進攻的路線上山，幾個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為他們所看到的東西，「第一是屍體，第二是屍體，第三還是屍體」。
沿途，到處都是還保持著臨死時各種姿態的屍體，以及被炸飛的殘骸。活著的士兵，鬍子和頭髮都長得嚇人，有些人在屍堆中走來走去，收集槍枝，尋找失蹤者或活著的戰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著，在一面破爛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菸和發呆。
洪紹坤在松山住了一個多星期，每天都聽到推土機「突突突」的聲音。那是工兵部隊在掩埋屍體，他們用推土機把屍體推到挖好的大坑裡，不辨認遺體，不清點人數，也根本不登記死亡名單。有時候，屍堆裡還會發出呻吟和蠕動，司機就停下來，拉出還活著的人，然後再繼續幹活兒。
戰後，在松山，流傳著各種版本的鬧鬼故事。一個當時在滇緬公路開車的司機向戈叔亞回憶道，當時所有的車隊，都不敢在夜裡過松山。因為據說每逢夜裡，山上總會傳來陣陣叫聲、哭聲和歌聲。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的，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國人是勝利了，可勝得這樣悽楚；相反，日本人是失敗了，卻又是敗得那樣悲壯。我該如何讚美這個在人力物力上佔幾十倍優勢，卻付出了難於啟齒的代價才取得的慘勝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亞這樣感嘆道，「這場戰役，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紀念碑，它記載了中國軍隊的榮譽與恥辱，喜悅與悲傷，醜陋與美麗，勝利與失敗。」